中國古典文獻與宗教經典的會遇
中國跨宗教對話的必要性
隨着中國成爲世界上越來越有影響力的經濟、文化、政治力量，它也正經歷着巨大的意識形態的挑戰和改變。宗教信仰體系，特别是儒教、佛教、基督教，迅速地贏得了許多新的歸信者，並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在價值、倫理和信仰方面的真空。
儘管中國有着豐富的宗教傳統，且這些宗教傳統正産生着越來越大的影響，但是，到目前爲止，仍然没有多邊的跨宗教對話，僅僅是一些近幾年才産生的零星的雙向對話，如學術研討會。而且，這類會議的大多數參與者都是世俗的、學術的宗教研究者，很少有不同宗教的代表。目前，有些國家已經爲多元宗教間對話做了初步嘗試，但在這方面中國仍然是一個處女地。
由於跨宗教間會遇的缺乏，關於中國跨宗教間對話的研究仍然非常少。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宗教研究在中國領先的大學裏和學術界已經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並且備受親睞，但遺憾的是，這種研究更多地關注個别的宗教，而不是多種宗教間的會遇。
跨宗教間對話的一個全球性的方法論
從全球性的角度來看，宗教對話的研究仍然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分支，僅僅只有半個世紀的歷史。目前這個領域迫切需要形成一種批判性的新理論和更好的實踐方式。如今，宗教間對話已經成爲西方自由主義的基督教學者和啓蒙思想主導下的純理論的、精英們的冒險。非西方人常常把它當作一種學術思潮，這種思潮推動了以家長式、個人主義、理性主義爲特徵的西方人文主義。宗教間對話的提案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教神學的各種基督教概念爲基礎的，而這些概念大多是從西方自由神學傳統借鑒而來（如：Swidler 1987，Hick 1995，Dupuis 2002，Knitter 2004）。
世界各地的宗教對話發展相對緩慢，其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對話理論形成階段，常常受到西方的主導。西方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霸權對宗教對話具有潛在的危險，即宗教和意識形態並不能按照它們自己的標準來發展。因爲它們常常被某些公正和更加抽象的價值所利用，而這些抽象價值有悖於宗教的自我理解和認同。
非西方的宗教傳統信仰者對一個統一的宗教範式極爲不滿。因爲這種範式在重新闡釋這些宗教的真理時，卻讓個人信仰的真理信條做出了讓步。那些伊斯蘭教和東南亞宗教的信徒，不能接受這種方法。對於這些宗教，宗教對話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對宗教權威的認同。尤其是關係到他們各自的宗教信仰，這些不同的宗教之間仍然是相互對抗的，因此不同的宗教信仰不能夠被調和（Panikkar 1999，Heim 2001，D’Costa 2009）。
如今，西方啓蒙運動思潮面臨着後殖民主義、後世俗主義和後自由主義方法的挑戰。查理斯·泰勒警告道，占主導地位的北大西洋文明建立了“據説是無視差異的中立原則體系”，但事實上，這些原則卻是“霸權文化的一種反映”；因此被壓制的文化被迫採取其他的形式（Taylor 1994）。西方社會强調理性個體之間的跨宗教對話應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之上，這造成了他們對亞洲宗教傳統的歪曲理解（Welch 2011，359）。因此，現在迫切需要建立一種跨信仰的方法論，這種方法將所有的宗教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因此能夠被所有的宗教都接受。在這種方法的指導下，西方傳統的首要性受到質疑，本國資源在與西方資源平等的基礎上被使用和解讀（Kwok 2005，68）。
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是要通過審視自己的價值評估體系，重新評價跨宗教對話的基本前提和範式。我們不能再盲目地認爲西方的認識論是優越的，因爲我們没有理由宣稱西方形而上學的敘述、學術化的語言以及認識論可以比我們自己所接受的宗教世界觀更加精准地描繪世界。文化需要通過與人們認爲是天經地義的或習以爲常的原則區分，來重新修訂自己的參照、規範和價值體系（Homi Bhabha，轉引自Welch 2011，362）。
現在我們需要一種元對話：以最基本的對話概念爲基礎的對話。在跨宗教對話的背景下，理論研究自身需要更加處境化並且要更加關注非西方的認知和語言體系。它强調在宗教對話中“參與”的必要性，即强調從内部人士、某一宗教傳統和宗教生活體驗的參與者的角度作價值分析。這種參與的範式强調後殖民時期對認識論的重新評估，以具體化和内在性爲中心的後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思想和對靈性生活的研究以及宗教多元主義的不可化約性（Ferrer&Sherman 2008，7-9）。
經文辨讀——跨宗教間對話的最具前景的新方法
經文辨讀是目前跨宗教對話文獻中人們最爲深入討論、且最具前景的方法。在過去的二十年裏，經文辨讀在猶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中贏得了廣泛的認同，並且獲得了世界範圍内學術界和宗教界越來越多人的關注（Ford&Pecknold 2006，Moyaert 2013，Higton&Muers 2013）。經文辨讀作爲一種亞伯拉罕宗教間的跨信仰對話，於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和英國産生，由佛吉尼亞大學和劍橋大學進行了深入的發展，並在美國宗教學院的年度會議上被檢測。
在過去的幾年裏，中國的宗教學者已經展示了他們對經文辨讀的興趣：中央民族大學於2012年在北京建立了“比較經學與跨宗教間對話”創新引智基地；且這個基地已經在中國進行了經文辨讀的嘗試。此外，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也於2011年出版了關於經文辨讀的特刊。
經文辨讀是跨宗教間經典交叉閲讀與反思的一種實用的方法，目前僅在小群體中加以實踐，它是多邊的跨宗教對話的實踐，它使得公衆對宗教有一個更深刻的理性的認識。通常，經文辨讀的參與者，既是宗教信仰者，同時又是學術研究者和經文辨讀組織成員，當然，他們都是社會成員。經文辨讀也可在没有學界人員參加的情況下，由各種不同宗教的普通信徒來組織。
經文辨讀加深了參與者自己的宗教認同，並且使他們理解和尊重其他宗教經典中的信念。在參與者信仰相互交流的過程中，對他人信仰的理解可以加深參與者對自身宗教信仰的理解。經文辨讀能幫助參與者識别他自己或是對話對方的宗教身份。在認識自己和認識他人間，存在着一種相互性，認識自己就關係到認識他人。宗教認同並不僅僅意味着寬容，它還要求我們充分認識對方，承認他者的差異性（Hénaff 2010）。
與西方在抽象的啓蒙理性宗教信念方面達成一個最低的共識不同，經文辨讀在進行着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看似不能解決各宗教世界觀的差異的運動。經文辨讀被稱爲一種以智慧爲基礎的，一種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後自由主義、後保守主義的跨宗教間對話的方法。由此，經文辨讀就成爲反現代宗教的基要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三個區域了。它的目標不是達成某種共識，而是在一種更加清晰的層次上認識到差異，這將會提高論争的品質。可以説，經文辨讀提高了差異的地位，爲“獨特性”提供了空間（Sacks 2002，49，52，61）。
經文辨讀遵循着開放性的原則，這並不是一項關於公共話語的優越理論的表面工作，“而是參與者享受他們一起互讀經典所帶來的成果”。這是實踐者的對話，他們不需要對爲什麽這樣做、在做什麽及經典的詮釋做出一致性結論。他們的對話不受任何理論的約束，並爲他們各自宗教傳統間的相遇形成了一個中立的領域（Higton&Muers 2012，113-114）。經文辨讀意味着以一種求知的方式去做。作爲一個開放式的過程，它以“謙卑”（認識自身的不足）和“殷勤”（歡迎他者的出現，並將此作爲善和真理的潛在來源）爲基礎。經文辨讀創造了一種新的認知和行爲方式（Cornille 2008，4-6），它包含了對話的知識、情感、精神和社會維度，其所建立的宗教關係保護了差異性，並且加强了宗教之間的相互友愛和尊重。經文辨讀能夠在不同的宗教信徒間建立長久的友愛，因此它是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實現跨文化交流最有效的方式。
中國背景下的經文辨讀
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要爲中國幾大主要宗教間的對話建立和發展一套最適合的方法論。我堅信經文辨讀會成爲中國幾大宗教間對話的最有效的方法。
目前，經文辨讀作爲亞伯拉罕三大傳統跨宗教的經典文本的一種跨宗教間的交叉閲讀方法，僅在小群體中被實踐。但就我自身的理解，它也可以推廣到中國幾大主要宗教的經典閲讀中。我認爲，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經典文本以及作爲經文辨讀一部分的亞伯拉罕的三大信仰傳統的文本可以有意義地結合起來，因此經文辨讀會成爲中國跨宗教間對話的一種卓有成效的方法。衆所周知，儒學是不是宗教一直存在争議。在Anna Sun最近的一本著作《作爲一種世界宗教的儒學》中，她有力地説明了儘管儒家帶有强烈的倫理取向，我們仍然有理由將儒學看作是一種宗教世界觀，因爲它填補了當代中國信仰和道德的真空（Sun 2013）。
分析跨宗教的概念和經文辨讀的實踐如何在中國得到具體的實現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國經文辨讀的參與者應當是中國宗教的真正代表：普通信徒、宗教專業人士、研究信仰傳統的學者。因此，經文辨讀的優勢之一是它的非精英主義和民主性：普通信徒，包括婦女和青年人以及宗教專業人士和學者都有平等的參與權。經文辨讀是一種現實的對話方法，因爲它的目標是提升差異的品質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抽象的世界觀之間一種人工的和諧。
中國經文辨讀的材料應當選擇六大宗教的經典文本：儒家經典“四書”“五經”，道家經典《道德經》《南華真經》《黄帝陰符經》，漢傳佛教《心經》《金剛經》《壇經》《阿彌陀佛經》《法華經》，伊斯蘭教的《古蘭經》和基督教的《聖經》（天主教和新教用不同的中國譯本）。每一期的議題由小組討論決定，關於議題的文本則由每一位元成員從自身的經典中選出。關於佛教，爲了簡單起見，經文辨讀首先以漢傳佛教爲主線。由於民間宗教缺乏合適的經典，因此很難將它納入到經文辨讀的活動中。
研究使得經文辨讀更有意義
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經文辨讀這一實踐過程必須要通過對每一種宗教的自我理解以及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和認同的分析來得到深入發展。這一工作可以使我們獲得關於跨宗教間對話現實可能性的知識，並且能夠幫助經文辨讀在中國背景下更有效地實施。對中國跨宗教間對話的前提、條件和可能性進行分析使我們對經文辨讀中現實的、創造性的跨信仰對話有一個深刻的認識。這將加深我們對多邊宗教對話本質的理解。
在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分析每一種宗教身份的自我理解最好應從以下三方面來入手：
在對宗教進行這三方面的研究時，對中國的每種宗教的研究都應當從這樣一種視角出發，即在宗教身份的自我理解的基礎上，一種宗教如何理解它與其他宗教信仰的關係，它是如何認識中國的其他宗教的。認識自己和認識他人應當聯繫到一起。對一種宗教身份自我理解的分析要求採用一種參與式的方法：研究者不能將一種陌生的認識論範疇强加到信仰傳統上，相反要將傳統當作與活生生的宗教經驗相融合的參與者（Ferrer&Sherman 2008）。
宗教信仰
我們在研究中國宗教信仰時，需要研究中國背景下經文辨讀所涉及的宗教和哲學概念。我們還需要分析：在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背景下，中國的每種宗教是如何將自己認定爲一種宗教或信仰；是什麽使得一種宗教信仰區别於倫理的或是政治的世界觀；中國的宗教如何定義自身和其他宗教的關係以及如何作爲宗教世界大家庭的一部分；使得歸信者認定自己屬於某一特殊宗教的獨特信條是什麽；在哪種意義上，一個人的宗教身份是以信仰爲基礎的，在哪種意義上是以其他因素爲基礎，如文化、種族或生活方式？
“宗教”概念本身就是一個西方的發明，這也許説明非西方的概念可以將自身與西方標準描述或概念化區别開來（Welch 2011，358-359）。“宗教是什麽”這個問題已經成爲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的熱點話題。最新的所謂的“儒學是否是宗教的争論”就是産生於2000年到2004年間。
中國文化中，没有一種宗教已經取得了主導性地位。幾個世紀以來，各種宗教之間相互影響，使中國成爲了混合宗教身份的典型。我們需要關注中國人宗教身份的不確定性和含糊性；還需要研究宗教如何受着混合主義、實用主義、愛國主義、帝國中心主義以及民間信仰的影響；還需要關注種族身份和文化的多樣性，因爲，中國社會的多元文化主義與宗教傳統的多樣性有着緊密聯繫。
以美學—精神的方式進行對話
從本質上來講，中國文化是視覺文化。比如説，中國語言以形象思維爲基礎，這在實踐中深刻影響了各種宗教的自我表達。我們需要從宗教審美的維度來關注宗教的具體化，而且宗教正是透過宗教藝術、書法、建築、儀式、音樂、姿勢、運動和服飾等具體形式表達出來。對中國宗教中美學元素的分析和比較爲我們更深刻全面地理解跨宗教間對話提供了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將哲學思考與經驗、情感、精神和美學表達結合起來。事實上，美學—精神的跨宗教間對話方式可以稱作視覺的經文辨讀。
跨宗教間對話的研究主要和知識方面密切相關，它是通過比較多種信仰來尋找共同的理論認識。然而，如今由於這種方法與純知識比起來，没能考慮到人類宗教性的其他方面，而受到抨擊。越來越多的研究從更多的角度出發探討問題，如美學的、精神的或是神秘主義的角度（Cornille 2008，Cheetham 2010，Illman 2012）。當代全球的困境，如氣候變化和國際恐怖主義，似乎需要一種共存性的範式，這種範式不僅僅是建立在抽象的思維體系上，還是對個别宗教和它們的宗教生活方式的一個綜合瞭解。由於政治和權力結構的影響越來越突出，對話這一概念中積極的、建構性的本質日漸淡化（Amir-Moazami 2011）。
爲促使對話能夠超越知識與情感的分化，個人與政治的分化，精神與實踐的分化，我們需要從美學—精神的層面來分析對話。美學的對話作爲理性討論和論争的補充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認同（Illman&Smith 2013）。對話的藝術在於轉變我們的思維方式，産生新的可能性；使我們停下來去反思、改變和解放我們自身（Cheetham 2010）。因此，想象力、具體的背景，如宗教視覺的、音樂的、神秘的表達都會爲我們理解、自我評價和共存打開新的渠道。想象力爲跨宗教間對話這一轉换性實踐和理解差異性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出發點。
跨文化的倫理和宗教慈善組織
隨着中國成爲世界上越來越具影響力的國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對其倫理傳統轉變的探索是至關重要的。這類初步研究將會通過分析中國倫理傳統的基礎來完成。特别是如今具有影響力的儒家在與亞伯拉罕宗教和佛教的對比中，被重新評價。隨着西方國家的經濟化及其越來越依賴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將會給世界帶來何種價值觀？我們有必要分析中國世界觀中價值與道德統一的元素以及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宗教生活。同時，我們也要分析在中國背景下的倫理觀和世界上其他社會文化背景下倫理觀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换句話説，我們可以問：在根本不同的形而上學模式中産生共同的宗教責任的元素是什麽？我們還需要探索新的方法來面對以傳統倫理爲基礎的現代挑戰，如後殖民主義的身份、法律規則、公正、平等、社會福利、市民社會、民主、環境責任等。
在對中國跨文化倫理前景的分析中，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孔漢思（Hans Kung）發起的“全球倫理項目”可以作爲一個出發點。孔漢思的方法獲得了中國學者的廣泛認同和讚賞。北京大學建立的世界宗教和全球倫理研究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孔漢思的推動。但我們仍然需要批判地分析和評價在改變中國形勢的過程中孔漢思方案的適切性。他方案的問題和局限仍然需要被指出並得到建構性的發展。
“走向全球倫理的宣言”（1993），被許多人看作是一份最基本的西方文件，它在多元立場上表達了理性的普遍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觀點。此宣言因其宣傳普世價值，而被認爲是西方道德哲學的嘗試。在孔漢思的“全球倫理方案”中：真正的人性是真正宗教的先決條件。但有些批評者認爲孔漢思的方案偷用了西方人文主義的概念來對抗宗教儀式的自我認同（Hedges 2010）。我們仍然需要特别關注後殖民主義範式，這種範式聲稱任何試圖建立普世價值的努力都注定是文化帝國主義。而真正的對話倫理應當源於環境的、文化的、宗教的理解。
另外，我們還需要直接關注實踐層面，特别是關注中國宗教神學和宗教慈善的實踐。如哪種神學主張（儒學、佛教、道教、伊斯蘭、基督教）堅持辦慈善機構，他們如何理解自身與相對應的其他慈善機構的區别？由於政府不能爲公民提供一個滿意的福利體系，從2008年以來，宗教慈善團體在中國得到合法的認可，他們在促進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的非政府組織正在迅速增長，而且這些組織促進了中國社會福利的提升和公民社會的建立（Tao&Liu 2012）。我們有必要研究這類組織的宗教動機、倫理基礎和實踐模式；還需要特别關注宗教慈善組織間相互合作及這些組織與其他非政府慈善組織合作的可能性。
在當今全球化的中國，我們還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倫理範式，這種範式應源於許多古老的傳統，並關注他們的多維度對話。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接受形而上的宗教世界觀的排他性，但這並不能阻礙有責任心的社會合作，相反爲分擔社會責任釋放了能量。
經文辨讀對中國的意義
我堅信，在中國背景下，長期的經文辨讀，包括中國幾大主要宗教和每種宗教間的學術研究，會對中國跨宗教間對話産生巨大的影響。世界上主要的宗教，除印度教外，都在中國存在；中國跨宗教對話的實現將會給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宗教對話提供一個有效的範式並産生積極的影響。在中國正在進行中的多邊宗教對話這一實踐將會成爲一個提升世界各地的對話品質的典範。
這種將一個富有成效的經文辨讀的實踐與意義深遠的學術研究的成果結合起來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中國宗教的自信心並培養中國社會的責任心和信仰自由。此外，成功的宗教對話還將會釋放道德能量，這對建立一個多元的、跨文化的、寬容的、和諧的社會是至關重要的，並且對公民社會、和平、正義、平等、福利和環境責任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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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China becomes an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economic,cultural,and political global power,it is also undergoing ideological changes.Religious belief systems,especially Confucianism,Buddhism,and Christianity,are winning new followers and,to some extent,filling the vacuum of values and faith.Yet in spite of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religious traditions,no multilateral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exists,and there is not yet much research on interreligious engagement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