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本书通过对清代有关《孟子》的著作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总结其思想上和学术上的积累、创新以及“因袭”、重复，分析其与清代各个时期以及清代以前的种种思想观念、学术形态的关系，评价清代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和得失，并尝试为大众学术（俗学）与精英学术（正学）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个案研究。由于清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终结和转型的性质，本书尽可能照顾到清代《孟子》学与包括民国在内的历代《孟子》学——特别是清儒最为忽略的元明《孟子》学——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也会留意其与清代同时期其他经典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研究清代《孟子》学的意义
清代《孟子》学既涉及微妙的思想义理问题，也包含相当分量的文献考据的内容。从思想义理上讲，四书学的演变是元明清三代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集中体现，而《孟子》学在四书学中又具独立的重要地位；从考据上看，《孟子》虽然是儒家经书中最容易读的一部，但由于篇幅庞大，内容牵涉广泛，仍有数量可观的考据任务；此外《孟子》的文学性强，在文学批评史上也非常重要。
元明清三代，程朱理学一直占据官方意识形态，而四书学在朱子学中又居于核心的地位，因而这个时期思想上的新变，往往能够从对四书的诠释中反映出来。具体到清代。与元明相较，清代思想界的状况相当复杂和微妙。虽然程朱理学继续占据着官方思想，陆王心学的信徒与明代相比大为减少，然而，同情心学者依旧代不乏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所谓“汉学家”还是“宋学家”，他们在思想义理上的许多倾向和特点，反而与心学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晚清时，长期萎靡不振的佛学也有复兴之势，于是又重新有人援佛入儒。[12]此外，西方知识的传入对《孟子》研究是否有影响，也是个有趣的题目。[13]正因为由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所支持的四书学一如既往地保持其学术枢纽的地位，上述各种倾向，在清代不下千种的有关四书和《孟子》的著作中都有着及时、充分的体现。清代《孟子》学的发展演变，可以作为清代各种思想倾向之发展及其相互作用、影响的一个缩影。
四书中，《孟子》虽然不像《大学》和《中庸》那样在理论构建上居核心地位，[14]然而《孟子》明确地提出“性善”，更重要的是，其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要广泛得多。四书中《论语》的涉及面也较为广泛，然而它在四书中主要是作为思孟学派的源头，在心性上可发掘的东西不多。《孟子》则心性哲学突出，其思想倾向与《中庸》相近。[15]
单以心性学论，尽管宋明理学争论的焦点在《大学》，然而《孟子》对于宋明理学的分化有非同小可的作用。与朱熹同为二程后学的陆九渊正是本诸《孟子》对“心”的重视，反对把“心”与“性”区别开来，从而与朱熹分道扬镳的。至于远绍陆九渊的王阳明心学，诚然其文献根据并非《孟子》而是“古本”《大学》，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朱子学才是王阳明进行哲学思考的起点；[16]而倘非陆九渊本诸《孟子》提出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无论从提出还是从其达到的深度，都要打上很大的折扣，特别是王阳明在后期提出的“致良知”，更是将《孟子》“良知”揉入了《大学》体系。[17]可见《孟子》在义理上有其独立的价值。[18]
此外《孟子》所独有的卫道士的姿态，也使《孟子》成为思想论争中的一面旗帜。例如戴震把其与宋明理学全面论争的著作最终定名为《孟子字义疏证》，就明显地上继孟子和韩愈摆出了卫道的架势。[19]熊赐履尊朱辟王的著作《闲道录》，其名直接出自《孟子》的“夫子好辩”章。甚至雍正帝对曾静吕留良案的“出奇料理”，也是一副“夫子好辩”的态势。
因此，通过四书学中的《孟子》学来管窥元明清三代的思想变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孟子》虽然是儒家经书中最容易读的一部，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考据任务。一方面，《孟子》作为先秦文献，在语言文字上需要疏通之处仍然不少；另一方面，《孟子》既涉及了许多战国的时事、典制，也涉及大量的古史内容和三代的文献。
在清代考据学崛起的过程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受到了严格的考验，任何疏漏或者不妥，都会被提出、讨论和批评。虽然朱熹非常重视文献考据，然而他除了广泛研究和注解各种古代经典外，更主要的心力还是花在理学的整合与建构上了，而其理学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文献文本的考订、整理和解读。因此，虽然其注《孟子》经历了四十年，《孟子集注》在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不仅在审辞气上，也表现在训诂上；[20]然而其在考据和文本解读上的失误仍不在少数。在朱熹《集注》的基础上，清人为解读《孟子》和《孟子》的经典注本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今人研究《孟子》，无法绕开清人所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像清人所做的十三经新疏，并非全部都达到了可以取代唐宋旧疏的水平，然而焦循的《孟子正义》是被公认为可以完全取代旧疏的成功力作，而且也是清代最早出现的新疏之一。清人对《孟子》所做的考据性研究颇带有集历代研究之大成的总结性质，值得后人认真加以总结和利用。
不仅如此，在探讨清人对《孟子》思想的解读的时候，考据问题是绕不开的。清人批评朱熹的义理，许多是从批评《四书章句集注》的考据开始的。例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被相当多的学者树为“从文字到义理”的文本解读方法论的典型，或是加以赞扬，或是指摘其局限性。然而问题首先在于，《孟子字义疏证》所阐发的思想是不是通过文本解读得来的？事实上，至少在义理问题上，戴震的学术主张与其学术实践是背离的。[21]诚如孙钦善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史》所指出的，戴震“违背了自己的主张，不由自主地重蹈了‘六经注我’的旧辙”（页987）。因此，只有对清人所关注的考据问题不仅有所了解，而且有所判断，才能更加中肯地评判其义理主张的得失。
此外，由于朱熹为了迫使读者把精力集中于经典本文而非注释本身，刻意追求注释的简明，《四书章句集注》没有对每句经文都规定明确的解释，甚至《集注》本身的意思有时也不是那么清楚明白。这也使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留有很大的诠释或者说争议的空间，不但为应付科举的高头讲章提供了发挥的余地，也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课题。
最后，《孟子》在四书中是文学性最突出的，因而较之《学》《庸》和《论语》有其独特的受关注点。而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两个文本诠释方法论更是具有深远广泛的影响，与有关清代考据学的理论问题存在着莫大的关系。
可见，对清代《孟子》学加以审慎的研究，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第二节 前人的研究模式和研究现状
前人与清代《孟子》学密切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有关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一类是有关《孟子》或四书的专书学史的研究。下面我们分别讨论，由此最终确定本书的写法。
一、传统的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缺憾
哲学史研究的视野限于纯粹的哲学观念。相比之下，学术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更能反映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全貌。这些研究从哲学、思想和学术的整体出发，不限于哪一本书或哪一类书，从而为我们研究清代《孟子》学提供了非常深厚和广博的背景知识。但是也正因为牵涉面广，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
首先，对学术思想提出的具体语境注意不够。尽管同一思想会在一个人的各种著述中反复出现，但是面对不同的经典文本，其诠释的效度是不同的。对某些书或文本比较契合，对另一些书或文本则显得牵强附会。而且由于面对的对象不同，其阐述可能有值得注意的差别。[22]探讨对经典的诠释与经典文本的契合度或者说紧张度，是一个饶有意义的课题。
具体到《孟子》，由于它形成于战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它在儒家经典里对君臣关系看得最淡，最富于民主倾向，最强调个性的觉醒和张扬。然而清代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高峰，一代代的士子是如何心安理得地诵读《孟子》的，是颇值得留意的问题。乾隆八年（1743）杭世骏批评清廷用人内满外汉从而忤逆乾隆帝的上策，即是围绕着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展开的。[23]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想必就是《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章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的那段当年令明太祖朱元璋大为恼怒的话。[24]
与君臣关系密切相关的是《论》《孟》所强调的夷夏之辨，在清代更是一个敏感问题。曾静正是因为吕留良评点时文时强调夷夏之辨，最终决心策反岳钟琪的。案发之后，雍正帝不但亲自与曾静辩论而成《大义觉迷录》，发表了关于民族大一统的在今天看来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而且组织臣僚对吕留良的时文评点展开辩论，这都形成了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再如尽管《孟子》为博学多识和学校教育留有位置，但《孟子》更多强调的是不假学习、不假外求的道德天赋。而清人则特重后天的学习和教育，因此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着诠释的紧张度。
其次，传统的学术史多半是学术思想史，而非学术实践史，但二者之间并非总是统一的，学者的学术主张未必能够在其学术实践中得到贯彻或实现。虽然要求我们对旧日学者所涉猎的领域都有同等水平甚至更为精深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也不可能对每个问题都有绝对正确的是非判断；但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一些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和疏理，还是有意义的。《孟子》由于章节多半较长，意义相对易于确定，所以在十三经中是比较容易做出可靠的是非判断的一种。[25]
例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虽然在中国古代唯物论的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其揭示的义理与《孟子》等儒家经典都不甚相合，早有定评。不过这种不合究竟是戴震贯彻了自己“由字词以通其道”的方法论的结果呢，还是恰恰相反，学术界则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是违背的。
一个更微妙的例子是焦循。焦循在学术史上以反对汉宋门户之见著称，但民国以来有不少学者指斥其《孟子正义》有曲护汉注的情况。[26]尽管他们用学术实践来检验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向是极为可取的，然而他们对事实的认定和概括本身就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当然就更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了。《孟子正义》虽然对朱熹的《孟子集注》采取了避而不提的架空的姿态，表现出相当的狭隘性，但是它对赵岐的《孟子章句》中的不妥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不惜驳破以相规正”的。之所以它会给人以较为明显的曲护赵注的印象，从客观上的根本原因讲，要由焦循错误的训诂考据的方法乃至其无所不可、无所不通的治学风格或者说认知心理来负责；而从主观上讲，则是因为《孟子正义》大力表彰赵注的姿态，而这一姿态包含焦循打破当时学术界专言许郑的不良风气的良苦用心在。所以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宗尚与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并无矛盾。
所以，尽管以学术思想史统领乃至替代学术实践史通常是有效的，但是学术实践本身依然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以充实、丰富和加深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这一任务在专书研究特别是在断代的专书研究中比较容易实现。
第三，传统研究的对象多少局限于学术文化大家。诚然大学者往往是思想新变的发起者和代表人物，然而对寥寥数人所进行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对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普通大众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任何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仅由其新颖和深刻的程度来决定，同时也受其受众人数和重复次数的影响和制约。
尽管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和高翔《近代的初曙》等已经有意识地走出传统的专门面向学术文化精英的研究模式，但其材料范围与传统的研究仍然拉不开太大的距离。[27]事实上，在他们庞大的题目下，很难有精力和足够的篇幅来照顾到三流甚至完全不入流的人和著作。然而当具体到“清代《孟子》学”这样一个题目，当研究范围缩小到某一朝代的专书研究的时候，穷尽性的资料搜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时，大量的“无名”之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虽然这些人也远远不足以代表普通的民众——他们是知识分子，而且多半有钱出书；然而对于《孟子》学的研究而言，把眼光放在读书人身上，放在有著作流传于世、对《孟子》学的巩固和发展有实际贡献的人身上，已经够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在各种势力和风气的影响下采取了怎样的介入方式。这将为评估清代考据学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其效度如何，提供一个个案。
尽管无法把所有能查到的资料都看到，[28]我们仍然可以较有把握地从数字上对清代《孟子》研究的状况做出估计和评价，指出有多少著作与官方意识形态和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有多少著作是专意维护朱注的，多少是刻意与朱注立异的，多少是直接拥护汉注的，多少是实事求是、无所专主的，还有多少是发明陆王心学乃至佛学理念的；或者，有多少著作有真知灼见，而有多少是随声附和的，还有多少只是射利之作，等等。
此外我们还可以了解清代的学术大家是如何处理尤以《孟子》为典型的四书这样相对简单的文本，如何面对作为大众科举必由之路的四书题材。例如江永有《四书典林》30卷和《四书古人典林》12卷，即为举业而作；其《乡党图考》其实也属于此类著作。王筠以“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名垂后世，其《说文句读》颇便初学，而其《四书说略》也是为童子入门而作。通过这些大学者有关四书的著述，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治学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常与此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同一作者关于四书可能有多部著作——除前举江永例以外，如毛奇龄有《四书剩言》入《四库全书》，其《四书索解》、《逸讲笺》入存目，其《四书正事括略》和《四书改错》则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陆陇其有《松阳讲义》和《四书讲义困勉录》入《四库全书》，其《续困勉录》和《三鱼堂四书大全》则入存目等等。为什么关于同一个对象会反复写作，诸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需要加以调查和说明。
二、有关《孟子》和四书的专书学史的研究
这样我们就渐渐转入了第二类研究模式——即有关专书研究史的研究——的讨论。如本章第一节所论，《孟子》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部经典，调查它对历代的影响，对历代关于它的研究和诠释做出总结和评价，都是顺理成章的；尽管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教材以后，《孟子》被牢牢地嵌入四书的框架之内，但它还是有独立研究的价值。
专书学史的研究实际上包含两种相当不同的模式：一、传统的以种种文献学技艺为手段的专书学史。二、比照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所谓“中国诠释学”。下面我们逐一讨论。
（一）有关《孟子》和四书的专书学史的研究现状
传统的专书学史的研究也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专著和论文。董洪利师的专著《孟子研究》，其《下编》叙述了历代《孟子》学的发展，有点有面。现附其第11章《清代的孟子研究》的目录如下：
1.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孟子研究的发展
2.清代孟子研究的特点
3.以批判宋明理学为宗旨的孟子著述
4.一部研究经典散文艺术的专著（牛运震《孟子论文》）
5.考据性的孟子著述
6.孟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焦循《孟子正义》）
由于篇幅所限，《孟子研究》对各时代的《孟子》学研究不能做非常详尽的介绍，对具体的问题也无法做出太过细致的分疏和考证。
与董著同年出版的黄俊杰先生的专著《孟学思想史论》卷二对其所涉及的清代《孟子》学的三个点——黄宗羲《孟子师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和康有为的《孟子微》有相当精细的研究。主要遗憾是点太少，其次在理论分析上略有偏颇。[29]
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单篇论文过去基本集中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这一严格说来并非《孟子》学专著的名著上，偶尔有一两篇关于焦循《孟子正义》的研究，多属逐条考论，随文注出即可，兹不具述。这一状况近年颇有改观，其契机是2002年至2005年的四年间出现了3部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篇幅堪比专著，近年有关清代《孟子》学的综合性研究的零篇论文皆是截取这几部博士论文中的内容修订而成的。下面逐一介绍。
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赵庆伟先生在周国林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清代孟学研究》。此文在3部博士论文中篇幅最小，分五章：前两章为综述，先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大势与孟学流变，然后分考据和义理两类简述清代的孟学成就；后三章分别讨论戴震的孟学著作、焦循的《孟子正义》和康有为的《孟子微》。其第二章的细目如下：
1.以考据为特征的清代孟学
2.以义理阐释为主旨的清代孟学
可见赵庆伟的《清代孟学研究》在考据性著作的关注点与董洪利师的《孟子研究》大致相当，在义理性著作的关注点则较董著、黄著多出王夫之与阮元二家。在义理性著作的分析上，赵文受黄俊杰先生《孟学思想史论》（卷二）的影响较深，尤其是第五章。
200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李畅然亦即笔者在董洪利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清代〈孟子〉学研究》。本书即在此基础上修订完成，兹不多言。
2005年，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刘瑾辉先生在田汉云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清代〈孟子〉学研究》。该文将研究对象基本限制在独立于四书学之外的《孟子》学著作，在书目调查和分类、分期的统计分析上颇下了一番心思和功夫。[30]兹附其两级目录如下：
第一章 绪论
第三章 清代《孟子》之考据
可见其于考据性著作的关注点不出董洪利师《孟子研究》的范围，于义理性著作的关注点亦不出董、黄二著之范围。
可以看出，同传统的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一样，现有的专著式和论文式专书学史并未解决普通的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所固有的全部问题，因为它们在研究视野上同样多少局限于学术文化大家。像刘瑾辉先生的《清代〈孟子〉学研究》就于第一章第二节之首明确提出把清代浩如烟海的四书讲章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但是他随即又指出“不是完全不涉《四书》学中的《孟子》学研究成果，只是不作为主要考察对象”：
按，这种说法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利于学术史研究的深入。黄宗羲的《孟子师说》，其义理精深不假，但黄书之作，乃因其师刘宗周于《学》《庸》《论语》俱有论著，“独《孟子》无成书”；康有为的《孟子微》，其义理精深也不假，但是他在同时期遍注了四书以及《礼记》中的《礼运》，难道康有为那些著作的义理就不够精深吗？既然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教材以后，《孟子》被牢牢地嵌入四书的框架之内，那么任何一部单纯的《孟子》著作，其实都有很深的四书学背景。事实上在经学时代，任何一部单一经书的论著，都有很深的有关其他经书的知识背景。以至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否有资格算作单纯解《孟》的著作，都成为极大的疑问。反过来说，由于四书本质上是一部丛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有关《孟子》的部分径题为《孟子集注》，而自后至清的四书注家，仍然习惯于将有关四书的各部分各自为题，甚至如《四书章句集注》一样各有序跋。所以一方面想要把单纯的《孟子》学著作从四书学著作中孤立出来很难，另一方面，四书学著作本来也不是整体一块。
如果说清代四书学著作中平庸之作居多，那么有关十三经的著作或者说同时涉及四书与五经的著作又该如何看待呢？明清于四书有大量的讲章和其他初级读物，其实五经也是有的，因为应试的八股文不仅考四书，也要考出自五经的题目。
所有那些与科举关系密切的讲章，真的就完全是陈陈相因，腐臭难耐，没有研究价值吗？声名狼藉的明初《四书大全》为什么在明清四书讲章中享有最为经典的地位？《四书大全》中所汇集的大量的朱熹及其高弟的文字难道是为举业而发的吗？为什么《四库全书》评价甚高的明蔡清《四书蒙引》在明清讲章中的引用率那么高呢？为什么近年评价颇高的吕留良，他的四书评语自清初起一直到其书被禁毁四十余年之后仍然有讲章加以援引？为什么乾隆前期高水平的《孟子》学著作王又朴的《孟子读法（王）》在其后的四书讲章中也享有很高的引用率？难道不是因为四书讲章非尽腐烂，实有活泼泼的内容在焉吗？
为什么“考察清代人性论就不能忘却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那是因为王夫之在任何一部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中都稳占一席之地。康有为的《孟子微》近年之所以颇受关注，与其说是因为《孟子微》自身的质量，还不如说是康有为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孟子微》的地位，带动了近年对《孟子微》的研究。王夫之也有为举业而作的讲章《四书笺解》和《四书训义》，我们是否在展卷之前就已经认定二书值得重视了呢？反之，那些声名不著的高头讲章我们有没有人读过？倘没读过又如何知道它是否俗滥呢？试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有关279种清代《孟子》学著作的提要一一读之，有几部书是被判定为完全没有价值的呢？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我们认为朱熹的《孟子集注》是杰作，而大体上遵循《孟子集注》的讲章就一定不好呢？既然《孟子集注》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基本上重复它的观点反而就不对了呢？如果说朱熹的《孟子集注》在宋代是适应时代的，在清代已经不适应时代了，那么今天废除四书五经已近百年，我们为什么还要苛求清人世世代代总共花费二三百年的时间去研读《孟子》呢？在经学时代，重复经典是应该的，正常的，无论是重复朱熹的《孟子集注》还是重复《孟子》本身。当经典或者经典的注本质量很高、经得住现实的检验、能够适应现实需要，如果总体上不因循，反而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而且知人论世地看，无论内容优劣，四书讲章是清代自童生至进士都使用过的读物，如果抛开它们不论，我们能够完全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吗？我们能够要求童子直接去读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或者黄宗羲的《孟子师说》吗？童子不能，身处僻壤的穷秀才多半也不能。一方面他们买不起甚至也见不到几本书，《孟子师说》篇幅短小，而《读四书大全说》不仅是皇皇巨著，而且清代只收于《船山遗书》这部大型丛书之内，罕有单行本；另一方面，二著都不具载经书本文，《孟子师说》未涉及的《孟子》章节尤多，与其让他们攻读近人黄、王的著作，不如让他们先把孟老夫子的书读好。
专书学史的第二种类型——解题式目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专著式和论文式研究眼光限于学术大家的缺憾。解题目录是依类编排的，所以解题目录下的经部四书类或者孟子类就是一部有关四书或者《孟子》的专书学史；而其体例又强迫它对任何一部著作都给予介绍和评价，而不论其作者名望与著作本身水平之高下。
最早的经典是乾隆晚期编成的《四库全书总目》，[32]它对乾隆中叶以前主要的有关四书和《孟子》的著作做了总结，其中清代著作著录有11种，存目36种。[33]最完备的是民国时期编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四书类部分多半由伦明先生撰写，其次是孙海波和江瀚，此外还有叶启勋、余宝龄、谢兴尧等先生。其中属于清代《孟子》学范围的著录去除重复，有279种。[34]而我们收集到的清代《孟子》学书目有863种。这样大致可以说，清代有关四书和《孟子》的著作约有37.7%已经有了提要式的研究成果，这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树立了不容忽视的参照系。[35]事实上，笔者所能亲见之书大约只有100种，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特别是《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提供的情况和线索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著录为其所仅见。
解题目录的缺点主要在于体例所限，缺乏对总的学术潮流、对大的学术专题以及小的学术课题的宏观把握和说明；此外对于重要的著作，其篇幅又不能满足探讨的需要。
（二）所谓“中国”的经典诠释学之商榷
近年来众多的学者借鉴西方的哲学诠释学，努力以中国源远流长的注释实践为基础，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其中与清代《孟子》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有前面已经提到的黄俊杰先生的《孟学思想史论》。该书第二卷是对中国的《孟子》诠释史的梳理，只选取了八个点：
1.荀子对孟子的批判：“思孟五行说”新解
2.宋儒对孟子政治思想的争辩及其蕴涵的问题：以孟子对周王的态度为中心
3.朱子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诠释及其回响
4.王阳明思想中的孟子学
5.黄宗羲对孟子心学的发挥
6.戴震的孟子学解释及其涵义
7.康有为对中西思想的调融：以《孟子微》为中心
8.当代儒家对孟子学的诠释：以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为中心
其中有关清代的有三个。通过这八个个案研究，黄俊杰先生归纳出孟学诠释史中的三个“一般方法论问题”，[36]并用儒家诠释学“三个突出的面相”来代表所谓“中国诠释学的特质”。[37]
不过迄今为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西方的理论和历史实践缺乏认真深入的研究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的。所谓的“中国经典诠释”的“特点”，要么与来自西方的哲学诠释学的原理并无相悖之处，要么只是一些对理论探讨无关紧要的感想，其中略有价值的往往只是众所周知的东西方文化思维之间总体性的差异。更有甚者，不少研究都对主观主义的方法论给予了过分的宽容甚至是赞赏和夸耀，其影响是消极的。
关于“中国”的经典诠释学，笔者的基本态度有三：
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没必要刻意搞什么“中国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无论作为一种哲学或者仅仅看作应用于文本诠释的理论，都理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尽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应该过多地顾忌文化、国界或者民族等细节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批评江苏人徐世沐的《四书惜阴录》之所以宗主程朱，乃因陕西李颙“深惜南浙两省学者害于举业”而作，其言曰：
孟老夫子更说过：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要来自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一直保持其解释能力，那么笔者将终身信之并贯彻到底，而不考虑它是来自西方、来自德国、来自一个白种人、一个男性、一个60岁的长者，抑或是什么血型什么属相什么星座、身高几尺几寸的人。如果在没有遇到反例或者无法解释的例子的情况下，笔者尚有时间和能力反思出其中的漏洞，则是另一问题，而且那一般来说也只是对经典理论的修正，即便另起炉灶，上述因素仍然不在考虑之列。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理性的思维直接对其理论提出商榷，那么，至少也应该从文本诠释的实践中抓住足以否定其理论或者举出其理论完全缺乏解释力的事实。[38]
二、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不会对实际的文献考据带来任何实际的影响和改变。首先，具体的文献研究不可能打着哲学诠释学的旗号，因为哲学诠释学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而不是一种专门适用于文本诠释的理论。其次，即便作为一种同样适用于文本诠释的理论，哲学诠释学也不会对具体的文献研究产生任何实际的改变，因为理论与实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畛域。理论问题搞清楚了，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因此笔者反对打着哲学诠释学的旗号进行实际的学术史的研究。我们与其卖弄甚至乱用哲学诠释学的名词，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回归传统的以种种文献学技艺为手段的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假如尚有余力，不妨也涉猎一下西方的诠释实践史。尽管梳理中国的经典诠释史于哲学诠释学本身的建构并无裨益，这仍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和研究角度。
三、哲学诠释学绝对不是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守护神或溺爱者。回归传统的以目录学为基础的围绕专书展开的学术史研究，并非意味着我们抛开乃至否定了哲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与我们旧有的研究范式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伽达默尔说得好，“哲学家的诠释学兴趣只有在成功地避免了错误的地方才开始出现”。[39]马克思也说过，“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可见他所强调的改造世界其实超出了哲学家的任务。假如混淆了哲学上的反思与实践中的正误之别，是极其有害的。
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那里，传统的文本诠释技术并未丧失其原有的在学术研究中的崇高地位，只是受众通常只看到了他们对传统的“客观”理念的颠覆罢了。尽管人文世界及其研究必然要有主观的参与，但这并不必然推导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虽然带有历史局限性的前理解是理解的必要条件，但也正因为它是历史性的，所以前理解在构建文本的统一性的诠释活动中，自身也在相应地改变。[40]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反对那种对不同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完全缺乏敏感、甚至根本视而不见的前理解。[41]对于这种固执、独断论的前理解而言，任何文本诠释所需的方法和技术、任何诠释活动所需经历的“诠释学的循环”乃至诠释活动本身，都只是形同虚设的“过道”。[42]海、伽二人在文本诠释学上的贡献仅仅在于指出了主观性的前见（或者叫“偏见”）不完全是需要克服的东西，同样也是诠释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和最终归宿。[43]成功的或者说正确的诠释并没有把个人主观性的前理解完全抛弃，而是使之体验了另一种生命状态，证明读者即便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但至少仍与作者有着较大的“共相关系”。[44]
从诠释学的基本精神出发，完全可以推导出传统的诠释技术的合法性。虽然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每部书也产生于特定的背景条件；但那些生活在共同的时空背景或者处于共同的社团人群之中的人，就会有较为相近的前理解。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某部书，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具体的创作背景，了解同时代、同地域和同一社团的人物和作品。这就是训诂和《孟子》所讲的“知人论世”。这些诠释技术一方面提醒我们自己与作品之间存在着前理解上的距离，一方面也正是缩小这一距离的有效手段。
对于文本诠释工作而言，哲学诠释学对我们的影响和改变主要是心理上的。哲学诠释学的反思只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个看待问题、认识问题、解释问题的角度，没有也不可能对我们的文本诠释技术和文献研究本身造成影响。
当然尽管我们力图摆脱经过了误读的哲学诠释学对传统的学术研究的不良干扰，但由于《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诠释方法恰恰与诠释学密切相关，并且当今一些学者用有关清代汉学宋学在解经方法论上的争议比附“诠释学循环”的问题，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因此讨论清代《孟子》学而完全不涉及哲学诠释学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既然我们要把清代名家名著以外的全部《孟子》学著作都作为关注对象，对《孟子》学著作的流传、接受问题也多所留意，那么我们就更加清楚今天习惯上浓笔重彩加以书写的几部名家名著在清代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更加了解清廷的人才储备的知识状况，更加接近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换言之，我们这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遗漏地来研究各种清代《孟子》学著作的理想其实更为接近于作为存在主义本体论的诠释学。
第三节 本书的定位、基本思路和材料断限
一、本书的定位
经历了上述讨论之后，本书研究、写作的定位也就越来越明朗了。本书以董洪利师《孟子研究》下编规范的学术史的写法为基础，是一种以目录学为基石的综合性历史叙述，至于利用语言文字学和其他的考据手段对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只是零散的、辅助性的，不占据突出地位，所以尽管在个别细节上可以达到黄俊杰先生的《孟学思想史论》卷二的水平，但那不是本书的重点；[45]同时也适当吸收了黄著重视理论思辨的长处。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对清代《孟子》学研究的专著作了近乎穷尽的书目调查，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清代《孟子》学发展的考查和评价，在叙述上尽可能多地照顾到各种类型的清代《孟子》学著作，充分利用它们所能透露给今人的各种历史信息。因此，从某一角度上说，本书介乎董洪利师的《孟子研究》与解题目录之间：一方面如董著一样以宏观综述为主，微观研究为辅；另一方面，尽可能对值得一提的著作平均用力，故此不为任何著作专立章节。任何著作至多只能占据第三级标题，而且该处对它的叙述依然并不完整，而是服从于该章该节主题的需要。所以从另一角度说，本书更加不像解题目录，因为任何著作出现时，对它的叙述和评价都不是集中的、完整的。
二、本书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安排
尽管清代最引人瞩目并因而闻名后世的是考据学，但是由于经书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才是对封建时代影响最为根深蒂固的内容，即便是正统的乾嘉考据学者，其解经的终极目标也还是要得到经典中所蕴涵的、古圣贤所反复阐发和强调的、普遍适用因而可以指导现实的义理，因此，本书任何一部分都是将清代有关《孟子》义理的研究著作和相关问题放在论述的最优先和最突出的地位。
本书主要关注四方面的问题，由此在绪论之外分为四章。
第二章调查清朝政府的文化教育制度、官方哲学以及思想文化政策和活动，因为这些对《孟子》的流传、解释和研究有重大的影响。只有将官方的政策、举措研究得比较清楚，才有可能将官方因素与民间因素剥离开来。经调查，清前期科举制度上的改进、清前期主要由中央政府后期主要由地方政府组织的修书活动、清帝对师道的争夺和贬抑以及乾隆后期的文字狱都对清代考据学的兴旺发达有促进作用。结合第三章对清代《孟子》学著作年代分布的考查，笔者发现康熙帝选择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要远远晚于阳明学在民间的消退，而文字狱在乾隆后期以外的时期对四书研究的影响不甚明显。本章对太平天国的文教政策也作了简单的考查和评价，因为研究一代之《孟子》学不仅要盯住与《孟子》直接相关的材料，也要注意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或者说对立面；正因为如此，本书对《孟子》和四书以外，诸如五经、佛道二教以及西学等材料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照顾，第二章尤为突出，例如于康熙朝注意术士朱方旦的材料，于阮校《十三经注疏》之外注意到明末永怀堂《十三经古注》仍在晚清市场占有份额，而最典型的是在介绍《四库全书》时提到同期译刻了满文《大藏经》。
第三章总论清代《孟子》学著作的数量、年代分布和著作体式。这是利用书目和版本资料最为充分的一章。在研究过程中留意内容上的侧重对著作的数量、年代分布和著作体式的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所谓内容上的侧重，主要依照传统上最流行的学问三分法，分为义理学、考据学和文学。[46]
在尽可能细地切片分析了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年代分布的基础上，笔者将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发展分为四期到六期。笔者认为乾隆的后三十年是清代《孟子》学发展最大的转折点，而嘉庆和道光作为一个时期比较合适，道光年间不仅是经世思想勃兴的年代，也是考据学极盛的时期。笔者发现与科举应试之学密切相关的四书典故类著作与纯考据学著作在兴起时间上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并由此探讨了明代后期的杂考之学与清代考据学之间的联系以及促成考据学日渐繁荣的各种因素，认为民间出版业的繁荣是最根本的因素，而朱子学、阳明学以及文学等文化心理因素对考据学的兴盛都有复杂而微妙的促进作用。
对清代《孟子》学著作的著作形态或者说著作体式的讨论是本章的重点。笔者将著作体式粗略地分为传注体和子学体两种，它们代表了新的著作与经典著作的内容联系的两极，也可以代表个人与传统的关系的两极。在传注体的各种著作体式中，笔者发现讲章体与义疏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在考据学成熟以前，考据性的内容常常夹杂在讲章类著作当中；而《四书大全》类的著作则属于朱子后学中所习见的集疏体，亦即将诸家有关经义的讲说汇编到一起，这种集疏体其实是唐宋经典的十三经义疏到清人新疏的一个过度类型。在讨论著作体式的过程中，笔者觉察到任何一部经学著作都很难截然划为义理的或者考据的，两方面的内容往往混杂在一起，笔者由此对“义理”“考据”重新作了界说，并指出考据活动同义理活动一样具有脱离经书本文的共相性取向，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其共相性取向更为鲜明。目录学使我们的眼光跳出传统的学问大家的范围，跳出传统的义理与考据对垒的成见，从而更接近于历史本身。
第四章简述清代各时期《孟子》学著作发展的情况，首重各书创作和首次刊行的年代，提示对当时或者后世影响较大的著作，归纳各时期《孟子》学著作的特点；对清代影响较大的前代《孟子》学著作，也一并述及。特别重要的著作单独讨论，但主要侧重对体例、方法、特点和影响的介绍，留意与作者其他著作的关系；至于非常具体的内容和细节问题并不是本章乃至本书的主要任务，它们在正文的四章都有可能涉及甚至详加讨论。
本章不满足于介绍《孟子》学著作本身，对其刊刻流传和他人的接受问题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注。首先，在版本和馆藏上，笔者掌握有2500条数据，并加注了馆藏，约15万字；虽然挂漏在所难免，还是大致可以为各书的流传提供一个相当硬性的指标。因此本书凡有关诸书的影响和接受的判断都有十足的根据。例如在介绍孙奇逢和李颙的著作时，笔者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后者在晚清受欢迎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前者。其次，在他人的接受问题上，除了直接的评论以外，笔者主要留意了引用情况。像王夫之的四书学著作虽然嘉道以后渐次行世，也基本上没能进入讲章的视野，其考据性的两部四书学著作也罕有引用；而阎若璩与毛奇龄二家的成果，毛奇龄的著作所引发的关注要远高于阎著。最令人吃惊的是吕留良的著作在被禁的最初四十年间仍然享有较高的引用率。当然引用方面的资料漏略问题就比较严重，仅供参考而已。
第五章探讨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问题，这可以看作是总论的继续。
（一）清代《孟子》学著作繁荣的因素、意义和局限性。关于繁荣的因素在前面其实已经在不断探讨，这里只是简单总结一下；对意义和局限性的讨论则有很强的哲学诠释学的意味——单纯通过经典诠释来改变社会即便在今天都行不通，在清代更属不可能。清代识字的人并不多，能够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任何经典诠释的意义都只能从极小的圈子内来讨论和考量。
（二）探讨清代考据学与王学的关系。认为明清的王学、考据学和朱子学内部的修正以及对朱子学近情一面的强调三者互相纠结、反复重组，而共同具有前近代的思想解放的特征。
（三）反思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什么在清代依然通行，揭示了朱注自身的质量、优点和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应；又退一步讨论，着力破除清人乃至今人对训诂考据的过度的迷信，指出就同一部书而言，“同”永远是主要的方面，考据之异乃至文义、义理理解之异都是次要的方面。
（四）清人解经方法平议，其下分四个小论题。1.清代“汉学”是宋代学术基础上的“汉学”。2.乾嘉考据学只属于科学诠释学的前史，既有进步意义，也有时代和诠释技术诸方面的局限性甚至是误区，而乾嘉考据学者对经书的曲解并不像近年甚嚣尘上的说法那样是由于追求客观性的方法论造成的，而恰恰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未能贯彻其客观性方法论的结果。3.清人强调通过知人论世来约束以意逆志是合理的，但是二者终究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原则，只能相辅相成，而尤其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因为知人论世作为方法论在本质方向上与以意逆志是一致的，同样具有主观武断的危险。4.经学时代诸经互联互证虽然有其武断性，但却符合诠释活动根本的共相性取向。
由于正文行文上的限制，本书提供了《清代〈孟子〉学主要著作年表》作为附录。年表主要配合第三章和第四章，依年代和内容性质编排，仅揭示作者、书名、创作年代和首刊年代。至于具体的版本、资料出处一概从略，这一方面是为了节省篇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古籍总目》料于三五年内即会出版，笔者个人的资料总体上不可能超过集体完成的《中国古籍总目》，而对《中国古籍总目》的拾遗补阙和纠缪不妨留待本书重印或者再版时为便。
三、存异求同的宏观视角——“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命名之由来
单看本书四章的内容勾勒，很容易给人造成本书的内容太半与“《孟子》学史”的主旨游离的印象，特别是第二章和第五章，第三章的不少内容也容易受到这种指责。其实不然。由于本书关注的是清代全部的《孟子》学著作，而四书则是明清科举考试最关键的内容，所以第二章是必需的。第三章是充分动用了全部的书目资料所得的结果、观点和理论总结，任何一个命题均非空穴来风，也没有事先的筹划和预谋，仅仅因为面对了全部的清代《孟子》学著作——面临了大量没有特异之见的著作——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以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书目、版本和馆藏数据的帮助下，笔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学术视野的局限，更加历史地看待研究对象，并借助历史重新审视旧有的观念、叙述和解释。第五章主要是提出和解决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带有理论性的议题，而多数问题仍然需要用到形而下的知识和材料才能说清楚，其中像“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本来就是《孟子》中的固有命题，而且清代恰恰有一部分人试图以“知人论世”来约束甚至取消“以意逆志”，其动机是好的，但在理论上是悖谬的。
当然造成这种游离的印象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在第五章之前，本来还应该有三方面的问题需要讨论，即清代有关《孟子》义理的研究、清代有关《孟子》的考据问题的研究、清代有关《孟子》文学性的研究。这三方面始与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具体内容、具体文本密切相关，本书第二、三章主要是从宏观上与清代《孟子》学著作的目录学和版本学相关，而第五章实为第二、三章的宏观研究以及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的微观研究的理论引申。
但是关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的微观研究，没有十年的功夫是无法完成的，因为笔者想以问题为中心，[47]而非简单选取几部著作作为重点逐书罗列了事，否则其效度和面貌仍然与旧有的学术史、专书学史以及解题目录差距不大。义理方面笔者考虑得尚不成熟，大约有性理学（主要是人性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伦理学、政府与民生论、士人出处去就论、人生境界论、历史观等目，清代诸子学特别是有关《荀子》、《墨子》的研究对《孟子》学的影响也应该讨论，至于如何安排尚待研究。考据方面大致分为三个方面：1.对孟子其人其世的研究，2.对《孟子》其书的研究，3.对《孟子》历代注本的研究。其中对孟子其人其世的研究包括对孟子生卒的研究、对孟子的经历和时代背景的研究两部分，对《孟子》其书的研究包括对《孟子》成书的研究、对《孟子》流传版本和校勘辑佚的研究（附《孟子外书》的问题）、对《孟子》文本归属的研究（包括引书的归属、对话的归属等）、对《孟子》文义训诂的研究（按对象和方法略为归类，择例述之）以及对《孟子》所涉名物典制的研究（主要选取与文义尤其是与义理关系密切的点，以及最受关注的点）等五个部分，对《孟子》历代注本的研究则包括对赵岐《孟子章句》的研究、对散佚的汉唐旧注的研究，对孙奭《孟子音义》的研究，对伪孙奭疏的研究、对朱熹《孟子集注》及其相关著作的研究、对历代其他《孟子》注本的研究等六个部分。
尽管缺乏微观研究的三部分，但现有的宏观研究出版出来于学术界还是有意义的。首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所用的材料不同。宏观研究主要利用清代《孟子》学著作的书目和版本方面的材料，而微观研究主要是对清代《孟子》学著作做文本解读。因此宏观研究所涉及的清代《孟子》学著作是全面的，无论存佚，无论作者能否见到，其数量在七八百种；而微观研究则基本上只能涉及现存而且是作者能够见到的著作，其数量不足百种——即使加上解题目录以及其他文献中介绍过其内容的著作，其数量也不到已知总数的四成。要大致了解清代全部《孟子》学著作的基本情况，现有的宏观研究已经足够而且无从替代。
其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不同。宏观研究会涉及诸如传注学与诸子学、义理与考据等经学诠释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涉及诸如讲章等具体著作体式的性质认定问题，涉及影响清代《孟子》学著作生产的因素，涉及清代考据学兴起过程的课题，涉及清代全部《孟子》学著作的年代分布和内容分布；而微观研究则紧紧围绕着《孟子》的思想内容、文学性、作者、文本、经典注本等展开。假如以微观研究为主，则本书第二章的内容可以不写或者一笔带过，至多占一节的篇幅；而在宏观研究的视角下，第二章的内容则非常重要，必须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勾勒。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微观研究趋新，宏观研究重同。微观研究的兴奋点与传统的哲学史、学术史是一致的，即以求新求异为任，而宏观研究则不然，它在尊重、重视对象差别、对立的前提下尽管发掘其近似和统一的一面。如果只关注学术的进展，那么我们的材料总是以新以奇为主；但当认真对待所有学术产品时，我们更多地要处理因循重复的问题。虽然大家皆以“新异”期待清代《孟子》学史，但首先还是需要以浓重的笔墨来强调清代与历代相同、相通的一面。讨论清代就必须照顾历代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宋代四书学形成以来的状况。不仅要寻找清代著作在义理或者考据上的新异之处，也要看到清代《孟子》学对前代成果的沿袭以及著作体式上的继承。这与清人标榜清代学术同宋代以来的学术特别是明代学术之异，恰恰是相反的。清代不仅是讲章著作多数以宋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宗，在集疏的著作体式上亦深受朱熹及其后学的影响；而作为严肃考据学之先导的经书典故类著作，则昉自明嘉靖年间。更进一步说，就同一部书而言，“同”永远是主要的方面，朱熹的《集注》与赵岐的《章句》相比，也还是同的地方要远远大于异的地方。只有在综合研究中，这些问题才会凸显出来。
异中求同的诸条命题都指向一个命题——清代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的经学时代。这个命题大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身处那个时代的清儒鄙斥毫无新意的高头讲章为俗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经学时代结束，中国的经典体系发生断裂和迁移，旧时代所谓因循重复的意义亦凸显出来，今人对待清代的讲章完全不必像时人那样不宽容。我们对自己时代的各种白话译解和通俗读物并没有太大的意见，而这个时代即便是大学教授，其对《孟子》的熟悉程度也完全无法与清代的酸秀才相比。可见因循重复未必总是不好的，它代表了传统在新时段的延续。二、当今对清代考据学者客观化的解经方法论的种种指摘，都是在匆匆读过《真理与方法》以后错误运用了哲学诠释学基本原理所导致的，其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清代依然属于经学时代，那个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相当不同的。
基于以上的原因，本书避居“清代《孟子》学史”而名曰“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待关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的微观研究完成以后，可与本书合为一帙，以成“清代《孟子》学史”。倘读者亟需了解清代《孟子》学著作微观的内容方面的情况，可以参照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董洪利师的《孟子研究》和黄俊杰先生的《孟学思想史论》，[48]及赵庆伟和刘瑾辉两先生的大著倘获出版，[49]也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好了。本书也有部分微观的内容，只是数量较少，位置较分散。
四、本书的材料断限和资料来源
本书主要以清代（1644-1911）由中国人写作的关于《孟子》和四书的专著以及专科丛书为研究对象，此外还包括研究孟子生平、《孟子外书》以及《孟子》注本的专著。四书学著作即便其《孟子》部分终未刊出，依然予以讨论；而单纯有关《论语》或《学》《庸》的著作则不予论列。有关十三经的专著若其形态接近丛书，则予列入，其书名则尽量采用其有关《孟子》或者四书的子目的书名。
因此，本书所谓“《孟子》学著作”，一般都包括了单纯的《孟子》学著作和四书学著作两大类。其实四书本身即介于丛书和单行本之间，[50]所以这样处理并不单纯为了省文，在理论上也是周严的。不过如果某一类型或者某一作者的《孟子》学著作明显只有纯四书的品种，则行文中径称为“四书学著作”。
由明入清以及由清入民国之人物的相关著作一般只研究有确证作于或者至少最后完成于清代的著作。由明入清的人的著作若创作时间不可考，而其首次刊行是在清代，则予以讨论；入民国时间不长（一般断自1929年）的人的相关著作若创作时间不可考，只在本书所附的著作年表里列出，而不予讨论。
本书依据的书目资料有两大类：（一）民国以来国内外各大藏书单位的古籍善本书目、联合目录以及各书店的经售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的馆藏卡片，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机读目录，计137种。（二）清代有关的著作书目，包括清人的藏书目录，计38种。方志等地方文献的目录基本上没有利用，因为短期内难以搜齐，且其中著录的著作未见刊刻流传者甚夥；不过民国间的地方文献专书由于著录的品种都很少，且均已刊行，就都收入了。[51]散见于清代别集等非书目文献中的材料则基本没有涉及。
本书研究的对象以专著为主，至于散见于清人文集、笔记中浩如烟海的有关《孟子》研究的零星材料，只有《日知录》由于历史地位特别重要而有专门介绍，余者只在讨论具体问题有需要时才会提到。事实上，散见于文集、笔记中的材料多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进入《孟子》学专著采撷的视野。孟子生平年谱类和孟子弟子类著作由于性质比较特殊，所以仅见诸文集或者其他非解《孟》专著的也收录进来，数量不大。
清代《孟子》学专著乃至文集、笔记以外的有关《孟子》学的材料更加丰富，而且不少非常重要。例如凡易代之际，《孟子》的引用率都是极高的。崇祯十七年（1644）初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开始进取北京，其向山西、河南各地发出的文告揭露明朝“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52]“偕亡”原出《尚书·汤誓》，但是蔡沈《书集传》和孔颖达的《尚书注疏》“偕”皆作“皆”，只有《孟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本和通行本的《孟子注疏》引作“偕”。同年五月一日清军进抵北京，其安民告示有云：“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其谕兵部之文有云：“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十月顺治帝福临御极的诏书有云：“用解倒悬，非富天下。”又云：“民年七十以上，给之布帛。”[53]“赤子”虽原出《尚书·康诰》，但与“出之水火”连用，则亦直出于《孟子》。清后期的太平天国也是如此。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湖北省试首题《真神独一皇上帝》有篇中式文卷，中出股云：
中对股云：
其中“格其非心”原出《尚书·冏命》，也为孟子所用。
但是这些材料漫无边际，难以断限和搜集。某思想是专属《孟子》还是属于更广范围的儒家经典乃至是超越儒家畛域的更一般的背景性的思想和观念，以及是否直接出自《孟子》，往往需要一番鉴别，所以不如换用《孟子》以外的主题和角度来研究更为方便合理。像黄宗羲的著作，本书就只介绍其《孟子师说》，而不讨论其《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不过这方面的材料除了本章第二节提到的有关杭世骏的以外，在第二章还会提到一些。
第四节 判断诠释的合法性及孰优孰劣的原则及实例举隅
尽管微观问题不是本书的重点，但是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面临非常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一、我们如何判断某一诠释是合法还是非法？二、在诸多合法的诠释中，我们如何判别哪一种诠释正确——或者谨慎一点说，更接近于正确？
判定诠释合法性的原则比较简单：
这个原则无论单纯从学术的实际出发，抑或经历了哲学诠释学的反思，同样可以得出。
至于如何判断多种合法诠释间的优劣，我们提出两大原则。一条是简单性原则：
在会话中，假如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得以完全贯彻，[56]那么在诸多合法的诠释中，最简单的诠释无疑是最好的诠释。
对合作原则的违反表达了某种“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或者说“用意”。尽管经常为了表达某种会话含义而被违反，合作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是会话的大方向。对于《孟子》的诠释而言，这条原则基本上是正面有效的。尽管《孟子》善用比喻，但是在战国这样一个言论相当自由的时代，对于孟子这样一个人格极为独立的游士而言，李商隐式的彻底的隐晦通常是不必要的。《孟子》中的比喻往往是随即将喻体点出的，所以与其说是明喻，毋宁直接叫作类比。[57]
另一条是反孤证原则：
很显然，反孤证原则的有效性随着取证范围的扩大而下降。尽管不同章之间的相互证发无论是对古人而言还是对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都是正常的，但所谓的“举业家”在四书讲章中经常强调的圣人立言各有各的针对性，章与章之间不可牵混，这也是很中肯的提醒。像《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的话语究竟与《孟子》全书的其他章是否一致，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58]本书一般把取证范围限于《孟子》本书。
从理论上讲，反孤证原则不会与简单性原则发生冲突，因为孤证在更大的文本范围内脱离了本文，因而需要更多更复杂的解释和说明。从应用次序上看，反孤证原则通常优先于简单性原则，后者在前者无能为力时最能够显示其独立的价值。[59]
在全书中，我们都将根据以上诸原则对有关《孟子》具体诠释上的分歧加以判断（它们将主要出现在第四章及第五章）。现将有关义理之大的几条列出如下：
在第五章的理论探讨中，这些原则同样会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