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恢复，担任支书

学协组织虽不在了，但团结发展进步同学的任务并未终止。江苏省委要求对于原学协中的非党员，只要符合入党条件的，都应按照组织程序发展入党。于是冯彦华仍旧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到我家里来和我谈心，交流学习《党章》的心得体会。在我自学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之后，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共产主义前景充满了热情，由衷地迸发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在冯彦华的帮助下，我于11月间写好了个人自传和入党申请，托冯转交给上级党组织。不料当时冯彦华当记者的父亲冯执中被日伪特务暗杀，组织上考虑到冯彦华的人身安全，安排他离开上海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12月的一天，冯彦华来与我告别，告知我已被组织上吸收入党。到了1941年元旦那天，党组织派邵洛羊同志来与我取得联系，宣布我已成为预备党员，这一日期我一直牢记着。一年之后我按期转正。

交大作为转移至租界内办学的一所重要的国立大学，在沪上学生运动和救亡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恢复重建学校党支部成为地下党工作的当务之急。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党员人数太少，不足以建立支部。于是1940年暑假过后，校内先建立起3人的党小组，成员有钦湘舟、冯彦华和张雄谋（他是管理学院实业管理科的），钦湘舟任小组长，这都是我后来了解到的。不久张雄谋因身份暴露被迫转移到根据地，这样一来，党员就只剩下了2人，直到我入党后恢复为3人，但冯彦华撤离后又减少为2人。此后又陆陆续续有学生党员考入交大，包括沈惠龙、蒋淡安、吴增亮、冯绿荪等，到1942年夏天，校内的党员人数达到了9人。

在这两年中，党小组的主要活动是开展“三勤”活动，就是“勤学、勤业、勤交友”。所谓“勤学”，就是地下党员要在学业上严格要求自己，勤奋读书，成为学习上的尖子。学生以学为本，更何况在交大这样的名牌大学，如果党员成绩不好，就在学生中没有威信，难以开展工作。我一、二年级的时候成绩相当好，大家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就会来请教我，所以我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所谓“勤业”，是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大家服务，如帮新生代购影印的英文原版教材，收集历年的讲义和试题分发给低年级同学等。所谓“勤交友”，就是积极主动地去和同学交朋友。通常是根据同学们的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一些文娱活动，增进情感交流。举个例子，有的同学爱好古典音乐，我们手头宽裕的时候，就在周末约上几个人一起去兰心大戏院欣赏交响乐队演奏。战前戏院主要供外国乐队演出，抗战爆发后，许多外侨离沪，剧院方面也不得不放下以往的“身段”，借给国人演出。没有条件的话，就找来几张唱片凑在一块听。有的同学喜欢读英文小说，我们就向他们推荐阅读杰克·伦敦和斯坦贝克等美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比较容易被同学接受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而不是直接地贴标语、喊口号，既打开了局面，又避免了无谓的暴露。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成熟，1942年9月上级党组织正式决定恢复成立交大地下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同时我还是支部委员，另一支委是钦湘舟。我们支部直接受中共上海大学区委领导。当时支部党员之间通常是单线联系的，这样做主要是以防一旦有人被捕而导致整个支部被“一锅端”。这类事不是没有发生过，之前就曾有过上海三青团负责人奚培文被捕叛变交出所有地下潜伏人员名单的事件，所以我们都引以为戒。我主要是负责联络蒋淡安和冯绿荪二人，而他们两人之间则很少直接联系。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在我家，人数不超过3人。那时法租界的中央捕房就设在薛华立路上，正在我家的对面。那些巡捕每天进进出出，却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就有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支部在活动，现在想来令人发笑。

其实我任交大党支部书记只有一年时间，支部成立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不过留校当了系里的助教。在支部刚恢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是根据上级“更加深入、隐蔽、精干”的方针来开展工作的。对于学生，我们采取开展学术性的生产自救活动来团结大家。比如我们利用闵淑芬同学的关系在校外借到一处院子，搞了个“南洋化工社”，组织化学系的学生制造酱油；支部成员沈惠龙则组织班上的活跃分子办起了一个工艺社，专门生产粉笔、墨水以自给。类似的小型工艺生产合作社还有好些个。这样做既发挥了同学的专业特长以改善经济状况，又借机接触并培养起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

1942年9月26日，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胡端行关于聘任仇启琴为助教而致校长张廷金函

教师也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对象。其实我留校当助教是组织上的意思，主要是出于团结更多知识分子的考量。上级通过机械工程系主任胡端行的关系使我留校，主要是协助上实验课，并负责其他实验室事务。我通过勤勉的工作——比如将实验室里所有的仪器机件和书刊重新登记造册以便师生查考——获得了教授们的赞誉和信任。有了教师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便于我们在校内开展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