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学协”

接下来我想谈谈自己加入地下党的来龙去脉。交通大学早在1925年就成立了党团支部，但到了1934年底，在白色恐怖下，中共法南区委机关遭破坏，徐家汇地区党的基层组织损失殆尽，交大党支部也被迫停止了活动，此后校园里只有读书会、学生救国会等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存在。“八一三事变”后，中共江苏省委下属的学生运动委员会开始领导交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但直到我入校的时候学校的党组织尚未重建。

那时大学里有个别学生是在中学里就已经入了党的，像我的弟弟仇启华便是如此，他是1943年考入交大管理学院实业管理系的，他在大同大学附中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地下党，他报考交大是服从组织命令，上级要他来交大开展地下工作。但我进交大的时候还只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年级由于学习任务繁重，我基本没有余力参加课外活动和阅读进步书刊。升入二年级后，我逐渐适应了交大的学习节奏，感到课业上的压力缓和了许多，于是利用闲暇时间参加了一些学生自治团体，诸如学生自治会、交大青年会等。我被同班同学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编辑股的干事，负责编写墙报。正是在此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和一些进步刊物。在办报的过程中我结识了管理学院的王嘉祥，他是交大“学协”的成员。学协的全称是“学生界救亡协会”，上海的“学协”由江苏省委学委领导，是公开的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发动学生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交大学协的小组长是钦湘舟。我从王嘉祥那里借阅了大量的左翼文学作品和时事报刊。通过王的介绍，我还认识了学协的其他几位成员——电机工程系的钦湘舟、财务管理系的葛一飞等。在这些同学的影响下，不久我也正式加入其中，成为学协的一分子。学协组织读书会，向校内同学推介进步书籍，像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等，以此为手段团结同学，发现思想上“左倾”的积极分子。

读书会是面向所有同学的，此外学协的正式成员每周还要参加一次“组织生活”，组织生活是按小组进行的。我被编在机械工程系的一个小组，同组成员还有高我一级的唐敏晃、吴克敏，低我一级的刘百川，而沈铮既是我们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又是与上级学协的联络人。沈铮就是沈韦良，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副司长，是海洋法领域的专家。小组活动除了时事讨论外，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生工作的主要任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以及中国革命史和毛主席著作。总之，通过学协小组的不断“充电”，我的思想觉悟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朦胧地出现了入党的愿望。

1940年9月，沈铮离校，但冯彦华（后改名李宝华，他入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党员了）新加入了进来，他的理论水平较高，于是很快地在小组同学中建立了威信。不久，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学协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是报经中央批准，决定学协有步骤地自行解散，先是大学区干事会议和区干事小组予以撤销，随后各校的基层小组也停止了活动。故而我所在的小组在当年10月以后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