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求学

我进交大的时候，学校已从徐家汇迁入法租界。当时的租界可谓是沪上的“孤岛”，很多人从被日军占领的华界前来避难。1940年法国败降后，上海法租界效忠维希政权，日本碍于同维希法国的外交关系，使得法租界保有形式上的独立，直至1943年汪伪政权“接收”为止。当时交大借用了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和中法工学院的部分校舍坚持办学。当时我们交大一、二年级的学生都在震旦大学的校园上课。我记得震旦的校舍以吕班路为界，吕班路就是今天的重庆南路，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边是旧校舍，西边则是新校舍，包括了大礼堂、运动场和一栋红楼。红楼是抗战爆发前不久刚刚竣工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由绯红色瓷砖和灰色石贴面装饰而成，连同顶层阁楼和地下室共有六层。其中顶层阁楼用作交大的临时书库，堆满了从徐家汇校园老图书馆搬来的各种中外文书籍，尽管阁楼空间狭小，同学们还是很愿意来这里寻觅精神食粮，我本人也常常光顾。藏书中除了理工科的专业书籍外，还有很多社科类图书，我就在其中找到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的英译本和萧伯纳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要知道在当时那种敌伪肆虐的环境下还能接触到这类进步读物是多么令人鼓舞和兴奋。红楼地下室用作交大学生的物理实验室和测量仪器室。红楼的第四层则被借用作为交大一、二年级学生的教室。由于学生多，一层教室不敷使用，很多时候我们只好利用星期日或等震旦学生上完课走后，见缝插针地进入其他楼层的教室上课。即便如此，由于学生和旁听生多，有限的教室还是容纳不下，许多人只能站在走廊里听课。不过红楼二层的阅览室和运动场是两校学生所共享的，对我们随时开放。震旦大学阅览室的环境和设备都是一流的，宽大的阅览桌上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排排带有绿色灯罩的台灯，我们就是在那里挑灯苦读。运动场的面积虽然有限，不能和交大的操场相比，但在当时动荡的环境里能有这样一方绿草如茵的活动场地，已实属不易，甚至有些奢侈。当时虽未开设体育课，但同学们一有空就去运动场上锻炼身体，此外我们工科学生的必修课“测量实习”及四年级的汽车驾驶训练也都是在这块场地上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的时候，震旦医学院、圣约翰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校址设在震旦校园内。如今二医大和交大合并，看来两校的确有缘。

大学时期的仇启琴

至于住宿，更是窘迫。当时学校把中华学艺社四楼的部分房间腾出用作学生宿舍。这些房间狭小局促，每间最多只能住四个人，拥挤不堪，即便如此仍供不应求。不得已，学校方面只能规定宿舍优先提供给外地学生，上海学生一律走读。我就是走读的，我们一家人当时住在薛华立路（现在叫做建国中路）上。即便如此，依旧有不少外地学生住不进宿舍，不得不在学校周边租借民房。

当时交大的校长是黎照寰，他对校产的保护、设备的转移，特别是学校在租界维持办学，做出了很大贡献。我的毕业证书上就有他的签名。不过我们学生很少见到他，他似乎不经常到校园里来。等到我毕业时的1942年夏，学校为应对汪伪政府的接管，董事会推选工学院院长张廷金出任校长，黎校长则离开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