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理解史蒂芬的这种选择，他为什么宁可痛成那样也不服用止痛药

亲爱的史蒂夫，

我在柏林负责的这个学生交流项目，最后几个礼拜的事情一般比平时多很多。众所周知，学期结束时，要面临各种作业、期末考核，还要给学生答疑以及进行试卷批改等。除了这些常规工作外，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这里的传统做法是组织学生和他们的寄宿家庭一起庆祝一下，而我一般都会负责协调工作，还有一起给参加庆祝活动的五十多个人做吃的。今年由于日程的安排，我们还在基督降临节（Advent）组织了相关的活动，这是德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一般会举办临时的户外小商品市场，做些特殊的具有节日气氛的饮食，还有探亲访友等。总之，到今天上午9点，这个学期的任务算是正式结束了。虽然我喜欢教学以及和学生互动，而且今年这批学生尤其好相处也很合作，但现在我还是期待着学期结束。盯着钟，终于到9点了，谢天谢地！我们都毫发无损地度过了这个学期，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大口气，终于不用再为这些学生的安全操心了。

和以往相比，今年对我来说尤其不易，很多事情历历在目，需要慢慢消化。上周，大姐玛丽亚让我和她一起去伦敦参加电影《雨果》（Hugo）的首映式，因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是我们的妹妹乔治娅（Georgia）。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近一年来，在姐夫史蒂芬好几次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的情况下，玛丽亚和她的女儿们都在不离不弃地照顾着他，身心俱疲。我重新安排了上课的时间，订了从柏林到伦敦的飞机票，准备在那里好好待两天，所有一切都比较顺利（比起在美国，欧洲的各个地方还是近多了！）。首映式那天我们精心打扮了一番，过得很开心，而且我们坐的位置还和那些名人很近，我看到了查尔斯（Charles）王子和他的女友卡米拉（Camilla），以及这部电影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还有罗德·斯图尔特（Rod Stewart）等人。其实我对追星并不热衷，不过看到玛丽亚还有小外甥女（大外甥女回大学了）能够暂时离开家，沉浸到欢乐的氛围里，哪怕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开心。电影本身也很动人。看到妹妹乔治娅的名字作为制作人出现在大屏幕时，我们都很激动，而且这次还是和家人一起，所以格外开心。

电影里的那种光鲜奇幻和姐姐家里的场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了能够安心地去看电影，玛丽亚找了史蒂芬最信赖的护士来陪护他。还好，那天晚上我们外出期间，史蒂芬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情况，也没有像前一天晚上那样痛苦地喊叫。前一天晚上有大半夜的时间我满耳都是他的嘶喊声，直到很晚我才睡着。我猜你应该也有过类似经历吧。之前在康复中心，每当需要移动的时候，我也听到过父亲类似的嘶喊，他嗓门也很大。我跟你提到过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去过姐姐家，那时也听到过姐夫的喊叫声，但这次他的声音不一样，我们总打比方说他像在被上刑一样，甚至这都不足以描述他叫声之惨烈。我想他正承受着比之前更多的痛苦，真可怜。作为一个不懂医护知识的人，我认为当患者癌细胞全身转移时，应该得到足够的止疼药剂。后来才知道我姐夫家里面到处都是那些止痛药，他可以随时服用，但问题是他是否愿意服用。

我们都无法知道别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就我从史蒂芬平时的言语来看，我认为他还有那么一些想要痊愈的念头。在我到达的那天下午，我和他在他们的卧室聊天，他还提到需要多吃一点以便恢复体力从床上起来。他的床已经换成了医院那种床，是在我夏末去他家那次之后换的，这间卧室也已经改造成了一个病房，还有相应的医疗配备。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他这种求生的愿望是积极正面的。不过我很难理解他会把恢复正常生活和服用足够的止痛药对立起来。实际情况是，他的身体里面已经有太多的肿瘤，已经累及大部分器官，他不仅不能再站起来走路，而且已经非常接近死亡了。你比我清楚肿瘤能够造成多厉害的疼痛。当姐夫的疼痛超过一定程度时他就开始喊叫，这时往往只能让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专职人员来给他注射一针吗啡，才能让他感觉舒服一些并停止喊叫。虽然这样能够暂时解决问题，但这几个小时的过程还是让他非常痛苦，而且对他周围的人也是一种折磨。（这又让我记起几个月前我们讨论过的里尔克小说里的情况，马尔特·劳里兹·布里吉的爷爷过世时，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

上述场景是我上周去伦敦参加电影首映式的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我不清楚史蒂芬和玛丽亚是具体怎么决定的，总之最后史蒂芬同意让玛丽亚打电话找国民医疗保健系统的人过来帮忙。那些人是第二天早上到的，当时我待在厨房里，给自己泡了一杯茶，不想给他们添乱。国民医疗保健系统来的护士和护工是4个女性医护人员，她们和我姐姐玛丽亚一起对姐夫进行了护理。我姐夫不仅和你同名，个子也同样很高，虽然现在瘦了很多，但在扶他坐起或协助他翻身时还是很吃力，在他自己没法配合时尤其困难。她们给姐夫洗了澡，换了睡衣和长袍，其中一个护工给他注射了吗啡。几小时后，家里面终于恢复了平静，然后我们才出门去看了前面提到的电影首映式。但就算坐在电影院里，史蒂芬的痛苦呼喊声还是会不时萦绕在我耳边，估计姐姐和外甥女也有这种感觉。

我想任何人听到这种痛苦的喊叫声都会难受。我直到现在仍然感到很悲哀并困惑，我很难理解史蒂芬的这种选择，他为什么宁可痛成那样也不服用止痛药？此前我和你讨论过死亡的公正性（justice）问题，相应的，我现在质疑史蒂芬这样做的公正性：一方面他为了能够激励自己活下去，有权利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是否考虑过给别人尤其是和他住一起的我姐姐和小外甥女造成的负担？另外，因为医生好几次都给我姐夫下了病危通知，所以大外甥女也多次从大学里面请假回来。我也知道这样的想法会显得我不近人情，但这的确是我真实的想法。

如果史蒂芬能够接受他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情况会不会不一样？你可能已经领会到，我是在深入思索携死而生（假如史蒂芬能够接纳自己的死亡）所能带来的不同。姐姐玛丽亚一直在催着史蒂芬给两个女儿写一些给她们将来看的信，比如当她们大学毕业、结婚以及其他场合等，这样她们以后就会想起他，就好像他也出席了那些场合一样。但是玛丽亚告诉我，史蒂芬不愿意写这些信，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做等于放弃了生的希望。从史蒂芬的这一个例，我感觉到这类问题的关键是：对于个人甚至对于一种文化来说，怎样才不会把死亡这样一个事实等同于失败，或者是等同于放弃生命？如何表述才能把承认人都会死当作拥抱生命本身呢？接受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可以让人全身心去做那些积极地体现生命价值的事情，比如向配偶和孩子们表达他的爱。就我姐夫这个情况，我觉得他可以清醒地为爱做出选择，比如多服用一些止痛药，给孩子们写些将来看的信。我迫切地想把这个想法比较有条理地表达出来。你觉得我讲清楚了吗？你是否认同，清醒地承认我们的生命有限，可以有助于拥抱生命本身呢？

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