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死而生:当离去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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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定是很想找人倾诉这方面的事情

亲爱的艾琳,

贝丝几天前过世了。在她最后的几个礼拜我经常去看她,直到大概是她死前那一天。那段时间她服用了止疼镇静剂,所以偶尔会不清醒,不过只有最后那一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不确定她是否感觉到我在那里。她丈夫告诉我虽然她有时比较焦虑,但是并没有很多痛苦,直到接近临终的时候都能够认出自己的家和家人。就是她过世前几天,在我倒数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她还可以对我微笑甚至讲了一点笑话。

在她还清醒的时候,我没有和她做最后的告别。因为最后那几次去看她,每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一点我和她都明白,也讨论过。那几次离开她家的时候,我和她的眼神里面都有这种默契。事实上,最后一次去看她是因为她丈夫打电话告诉我她快要走了,那次我平躺在她身边给她轻轻地按摩。这次没有了笑声,我记得她还有一点点微笑,但是眼神看上去有些混沌,她的心神不知道在哪里,可能是在死亡的过程中吧。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做了在这种场合我习惯做的,亲吻了她的额头并跟她说“一路平安”,然后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在和贝丝相识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也没有听到她抱怨为什么她这样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会得绝症。之前我和你提到的她的那句话,“从生活中出局”,是她在回答我的一个特定的问题时说的,那个时候她情绪正处在低潮,这句话可能反映了她想法转变中某个时期的思考。那不算是抱怨。

谈了贝丝的事情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客户安(Ann),我在她最后的8个月里和她有很多联系。安曾经在大学做资金募捐的工作,她五十来岁得了直肠癌,因为化疗只有不良反应却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决定放弃治疗。开始她的家人不赞成,但是她自己很坚决,她常和我说她相信身体只是生命的一种承载方式,肉身湮灭后生命仍然会以其他某种方式延续下去。她母亲曾经到各个国家演讲,讲述生命的终点和来世,甚至曾经和库布勒-罗斯一起工作过,所以安对于考虑死亡没有什么顾忌。

尽管她有信仰及相关的知识,病痛仍然让她备受折磨。在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想到自己死后就离开了丈夫、两个还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其他家人以及很多朋友,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她,这让她顾虑重重,所以她经常哭。有时候她会问我其他客户里与她得类似癌症的人后来的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希望对自己将要发生的过程有所了解。安让我学到了很多,甚至帮我明白了如何能给我的“心手相连”公益项目做募捐。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在此后也被不断印证,那就是即使对死亡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且也已接纳了这个事实,也不一定会让死亡的过程更轻松。

安从来没有从公平或者公正的角度来看待她要面对的癌症和死亡。她说,当死亡来临时,就意味着要到下一个阶段去了。和我服务过的大多数患者不一样,她愿意和我讨论她身体的情况并且分享她的感受。事实上我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和这有关。那天我去的时候她身体状态不太好,不能躺到按摩床上,于是我就在客厅的床上帮她按摩。不过她那时头脑还算清醒,精神也不错。我们聊了很多,直到按摩结束时还意犹未尽。在我和她商量下次按摩时间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下次要和我讨论“对光的感知的变化”。我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告诉她我也有一些问题下次和她交流,我们因此都很期待下一次的会面。

只是没想到,我在两三天后去看她的时候,虽然她还能认出我并对我微笑,但已经陷入一种昏睡状态,没法交谈了。我记得我当时觉得这有点不太公平。

你信中提出来,对于一个濒死的人,当他身边的亲友都能够接受甚至豁达地面对他的死亡时,可能对他来说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应该在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另外就我对“心手相连”项目中遇到的那些家庭的了解,也支持这一结论。好些客户向我坦陈,由于家里面丈夫、妻子或是父母等不愿意去谈论死亡这个话题,导致他们更加焦虑。你最近去看过你的姐夫,相信你对这个场景非常熟悉。

我还想起一件事,那是在我创立“心手相连”项目几年之前。有一天,我去杂货店买东西,碰到了一位不是特别熟悉的女士,她和我住同一个区,我知道她患乳腺癌已经好几年了。那天看到她的时候,她人很消瘦,戴着围巾,走得很慢。我本来只打算简单打个招呼客套几句就离开,结果在我问了“最近怎么样”之后,她详细地回答了近况并滔滔不绝地和我讲了大半天的话。我们站着在杂货店的货架旁足足聊了四十五分钟,讨论了癌症、治疗、医疗保险还有死亡等。后来我意识到她一定是很想找人倾诉这方面的事情,而从她的话里面,我也知道了她因为担心她丈夫受不了所以没和他讨论这些话题。

这位女士的父亲曾经是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的牧师,可后来在她死后我了解到的有关她父亲的情况让我困惑:他从佛罗里达到新罕布什尔州来探望他女儿,很明显她快要死了,可是她父亲却也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当他临别时,很显然他应该也知道这将是和女儿的最后一次见面,可是他还是像平常告别时一样,对她微笑着挥手说“下次再见。”

谢天谢地,她的丈夫和几个密友在她最后的日子里一直陪伴在她左右。不过我仍然觉得由于她父亲不能接受她的死亡,这让她在最后的日子更难过。所以,尽管我对于她去世的时候才四十来岁这一事实不认为是不公正,但我觉得她父亲的这种做法对她来说还是有些不公正的。

我觉得死亡是否公平或者公正的问题并没有答案,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都说过,就算是在痛苦和折磨中,也可以有机会寻找到好的回报和成长的机会。尽管如此,我不会指责任何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在佛教老师琼·哈利法克斯(去年我借给你的CD就是她录的)的书《和临终的人相处》(Being With the Dying)里,讲到古印度教历史上有个相关的故事:“有人问德高望重的国王坚战(Yudhistara,死神阎摩Yama的儿子),‘什么是世间最奇妙的事情?’他回答到:‘最奇妙的就是我们周围的人都可能会死,而我们却相信那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Joan Halifax, Being with Dying(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8), p.6.

考虑到世人的这种本性,那就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于死亡这一无可避免的结局,都觉得遭受了不公平对待。

史蒂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