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死而生:当离去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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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由于生存环境而导致死亡的人,我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不公正的

亲爱的史蒂夫,

谢谢来信,我都没意识到,从上次给你写信后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对我来说8月份一般都比较忙,因为我小姑子的生日在这个月,于是每次在先生家就像过圣诞节一样组织家庭聚会,就好像8月份又过了一次圣诞节。另外,也因为我总是在8月份开始为新学期备课。开学后,我要么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学校里上课,要么是到德国柏林负责我们的一个交流学生的项目,今年我会去柏林。

你知道我非常乐意和你讨论关于死亡的事情,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坦然地和我直接聊这个话题,所以每次总忍不住要谢谢你。本来这次不准备写什么感谢的话了,但是你上一封信分享的内容,尤其是和贝丝有关的故事,还是让我觉得应该对你表示由衷的感谢。从你的描述中我觉得贝丝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她的那个说法,“被宣布从生活中出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那种伤感的情绪,描述得很好很清楚。真的很遗憾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你信最后问的那个问题:你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没有什么公正或者不公正,问我是否认同。大部分情况下,我是同意的。毫无疑问,我觉得有些人的言论很怪诞,比如据说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说过,死亡并没有什么,只是不要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就好。事实上真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尴尬地笑一笑,真的很吃惊一个思想成熟的成年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说到底,如果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去世了,你待着的地方虽然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周围的人都变了,你一个人活着还有意思吗?当然你还可以继续结交新朋友,但是他们和你没有共同经历,而那些经历才是让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我们感觉到熟悉和被理解的源泉。

你信中也提到了那些病痛,失去亲人、死亡等,这些都是我们和芸芸众生同样要去体验的生命维度(dimensions of life)。如果企望和众生的命运都不一样,那就是把自己孤立开来。如果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者已经经历了这些事情,而你自己却不经历这些,你难道不会感到困惑吗?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疑问,就是虽然我们所有人都不免一死,但是每个人的死法却可能非常不同,有的年纪轻轻就死了,有的却能够寿终正寝,死亡的原因也各种各样,至少从现世的角度来看痛苦程度也很不一样。这些在你的信里面也曾提及,所以你也清楚。我就是没法认同把被狙击手杀死的孩子和五十岁得癌症死掉的人等同。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年夏天的早些时候,我读了法国一位精神科医生戴维·塞尔万-施雷伯(David Servan-Schreiber)的遗作。作者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工作,他因提出了“抗癌”的饮食和锻炼方式而著名,为此他出了专著并到世界各地演讲。然而他自己却在三十来岁就被确诊为脑癌,2010年癌细胞发生转移,他于今年7月份去世。我读的这本书就是他记录自己癌症复发、最后的治疗,以及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的过程。他有很多值得敬佩之处,包括他的工作,还有记录自己的生命历程等。对我来说,特别引起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写到了“公正(justice)”这个主题。当他知道治疗没法起死回生后,他记录了他的想法,“我提醒自己,毕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不是唯一一个会死的David Servan-Schreiber, On peut se dire au revoir plusieurs fois(Paris: Robert Laffont, 2011), p.78. Irene Kacandes's translation.。”他的这句话让我笑了,我觉得他这种看法比那种盼望能够逃过死亡的要好得多。他接着写道:

这也不是某个人在不公正地处罚我,比如把我关到地牢里面只给些干面包和水。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我的死亡来得有些早了,这的确让人悲哀,但是算不上是骇人的不公正。其实我还是蛮幸运的,有过不寻常的遭遇,认识了什么是爱,有了孩子,有兄弟还有好朋友,我在世上留下了我的印记。我的一生经历很丰富,当然包括得癌症这件事。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生命是徒然挥霍掉的Ibid., pp.78-79, Irene Kacandes's translation.

我喜欢塞尔万-施雷伯注重表达死亡是所有生命的一部分,所有人都会走到那一步。同样我也欣赏他能够领悟到他自己曾有过很充实的生活。

我自己过去曾经有一个特殊时刻——大概是在刚到达特茅斯学院开始现在这份工作的时间,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得到了太多的福报:我有非常好的教育经历,学习了语言,去旅游了,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有联系,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了幸福,有和睦的大家庭和朋友圈等。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就算我第二天死于突发事故或者由于生病很快死去,我的一生也不算太悲惨,就是暴死也值了。我会希望大家不要记着我是如何死的,而是记住我把握住了机会,全身心投入地活过了。我还想过要在遗嘱里面跟朋友们交代清楚这一点,尤其是我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当然,如果我死了的话,就是“曾经”是如何看待的。我没法要求那些熟悉我的人不要感到难过,但是给他们留下下面这样的结束语也不错:“我不介意这样离开。我活着的时候过得很尽兴。”就像塞尔万-施雷伯谈到他的癌症一样,我也会把遇到过的最悲惨的事情当作我丰收而多彩的人生的一部分。

你可以相信我,我理解其中悲伤的那部分。因为我爱的人里面有很多也过世了,我也经常想到他们,也常常会难过。如果不是非死不可的话,我也不会自告奋勇去死的。因此我也能够理解贝丝说的“从生活中出局”的话,在这一点上贝丝的诚实是她这么打动我的原因。她热爱生活,并不想就这么离开。

沿着这条思路似乎已经是逻辑完整的了,然而就在我写这些句子的时候,一个问题闯入了我的意识当中:这世界上有很多儿童、穷人、平民等(包括在我们自己国家里面的),他们没有选择,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缺乏基本的健康条件以及和平的环境,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这是公平的吗?很明显,这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公平吗?我认为不。

对于你说的自怨自艾以及受害者心态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非常同意。就这个话题我读过一篇很棒的文章“挺过受害者心态”,作者玛莎·米诺(Martha Minow)是一位女性法学专家Martha Minow, “Surviving Victim Talk,” UCLA Law Review 40(1993): 1411-45.。她的说法里面最让我走心的是,什么人被认为是受害者,反映了我们有怎样的社会现实。在这个话题上,我觉得我最终的态度是,相对于宣称没有不公正的死亡,我更同意说大多数的死亡算不上悲剧。我希望我认识的人在宣称别人的死亡是悲剧的时候要尽量慎重一些。同时对于那些由于生存环境而导致死亡的人,我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不公正的,为此我们应该反思自我以及我们的优先事项,并且尽量做些什么来改善这个状况。

现在轮到我来问,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