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公”这个称呼想到的

“夏公”这个称呼是何时叫起来的，谁也说不清，然而文化界许多朋友见到他时都这样叫，连我这样的后辈初见时称“夏老”，后来不知不觉地也顺口叫“夏公”了。细一想，这声称呼里既含有尊敬之意，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感。

夏衍是位革命作家，从三十年代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一直是进步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然而他从不以领导自居，更没有那副盛气凌人的“左”派面孔。他待人亲切诚恳，处事正义公平，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近期我在《救亡日报》（广州出版）上发现他的一篇佚文《反对“不求甚解”》（拙编《夏衍研究资料（目录）》亦未收入）。上海于1937年11月沦为孤岛后，留守的一些文化人士办了各种“纯文艺性”“纯翻译性”刊物，以曲折迂迴的方式传达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愤懑，唤起民众的抗日情绪。当时广州尚未沦陷，有人以这些刊物的名称《集纳》《离骚》为由，判定其为“汉奸刊物”而予以攻击。夏衍的文章针对这种“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论断加以驳诘，申明这等杂志是在极度困难的处境里做了“警惕消毒和激励的工作”，对于这些文化界的游击队和精神国防的守卫者的劳苦精神，他致以由衷敬意。

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诸如抗战胜利后为戴望舒，为叶灵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张爱玲，为李丽华（著名影星）等等。对于文艺界的同志、朋友，他采取的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总是竭力肯定他们的长处、作用，以便将各种倾向、流派的人们联合起来，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自然，左联初期他也不能不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那时斗争复杂多变，内部也会产生误解，但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特别受惠于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他的水准愈趋提高和成熟，因而他很关心人，注重工作的方式方法，善于审时度势，合乎人情。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从重庆时代起，他在内部屡遭批评，给戴上了“人道主义”“小资情绪”“右倾”等种种帽子。夏公曾对王蒙近年的一篇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表示赞赏，并加以延伸道：“我因为宽容这个问题也挨过批评，但我仍认为人民内部应该宽容，特别是现在安定团结的时候”。这完全是他的经验之谈。

能否做到宽容，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个人的作用和威信的问题。记得1985年在纪念夏衍从影五十五周年的座谈会上，电影导演张水华说到这样一件事：影片《烈火中永生》是由夏公执笔改编的，作为导演他自然也提过一点意见。而在影片署名时，夏衍一定要将水华的名字也写上，后来剧本公开出版，夏公还要家人特地将稿酬送到水华家中。剧作家黄宗江说，赵丹生前讲起有一次受夏公批评后不服，当面顶撞了“祖师爷”，可“没想到老头子并没生气”，仍然耐心地加以规劝，因此黄宗英说“这是唯一可以得罪的祖师爷”。处处为别人着想，而毫不顾及个人，这才是一位真正革命者的情怀。正是由于这一点，夏衍才是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吧？

经过九十五个寒暑春秋，夏公终于到达生命的终点，悄然离开了我们。然而我想夏衍的名字是不会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册上消失的。

夏公——容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地呼唤您！

（原载《大公报》1995年2月17日，《文汇报》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