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悼夏公

一代文苑巨匠、影坛宗师夏公溘谢人寰。噩耗传来，人们无不悲恸。

夏衍自去夏以来一直患病住院，我是知道的。年前，我将在沪拍的夏衍从事地下斗争时的旧址照片寄往北京，他的女儿沈宁在给我的复信中确认了旧址，又告诉我说：“父亲最近身体还稳定，恢复得比较好”。这消息使我颇感宽慰，以为老人此次也会像前两次一样顺利地转危为安。想不到，仅仅隔了这么几天，这位活力充沛、功勋彪炳的文坛伟人便离我们而去，心中的震惊和悲伤实难以言述。

浙江，一向被世人视作地灵人杰的文物之邦，世纪同龄人夏公可称得上是她优秀的儿子。

在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炮声中，夏公出生于杭州近郊一座古老破败的庄园。国家的动乱，家境的式微，在他幼小心灵中深深刻下了不平和忧患。后来他进入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就读。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省城，当时五四新思潮正热浪滚滚。年轻的他迅速地感受着时代的新气息，为寻找救国拯民之路而执著探求。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反动当局镇压革命的血雨腥风中，他慨然走进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从此开始漫长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涯。他始终与人民大众在一起，以闪烁着华彩的思想和文字，在凛冽的寒冬营造着春天，在一个又一个历史波谷中满怀信心地点燃信念和希望。在现代文艺史册上，记载着夏公不可磨灭的劳绩和殊勋。

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夏公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少年成长为名闻遐迩的文坛巨擘，他从未忘记过养育自己的故土，浩浩钱塘江水一直在他的血脉中、心灵里流淌、奔涌。在兵荒马乱、苦难深重的年代，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年作吏”的繁忙日子，在受尽折磨的秦城监狱，他对故乡始终梦绕情牵、心驰神往。特别是在“十年浩劫”、身陷囹圄的日子里，故乡竟是这般神奇地出现在他的梦中，给受尽折磨的老人以慰藉：“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地清晰，那样地详细！我20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口音。”

夏公对故乡的眷念不只是凝聚着他对亲人的深情和对少年时代自强不息精神的追溯，更充满着他对为革命捐躯的故乡英烈的怀念。他在与笔者交谈中多次谈到：“浙江有许多献身革命的早期共产党人，如宣中华、俞秀松、杨贤江等，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同志啊。”当他听说浙江在搞文化名人传时很高兴，并特别叮嘱：“五四时期有两大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北有北大，南有湖南 ‘一师’和浙江 ‘一师’。所以，像 ‘一师’校长经亨颐这样的民主人士不能不提。”直到八十高龄之际，他多次奔回浙江，渡家乡水，忆故园情。他曾不顾高龄体弱，坐轮椅沿清波门、苏堤而行，深情地打量这座美丽熟悉的城市，在旧景新貌中感受一片乡情。1988年11月，他带头发起为浙江教育基金会募集资金；随后又将他收集珍藏的名贵字画捐献给浙江博物馆；将“对文科学生有用的”抗战丛书赠送给杭州大学。他与浙江的演员、作家、大学生、企业家、党政干部一次次交谈，以一种历经沧桑的睿智告诫人们要适应时代，面向二十一世纪……据他亲属电告，就在这次昏迷之前，他又特地叮嘱家人：身后不举行仪式，将骨灰撒到钱塘江去。他说：“我要回杭州去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思乡之情，他的乐观情怀和奉献精神给身边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病榻上的他清醒地表示自己是“无疾而终”，自己将“飘然而归”。他所惦记的是身后还能为人们留下些什么。在住院期间，他嘱咐家人将所藏的2800册图书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病中，已经很少题词的夏公为纪念音乐家冼星海写下“星海精神永存”，他家人说，这既是怀念故人，亦是自勉。

钱塘江水奔腾澎湃，滔滔不息。江水有情，定会为有夏衍这样的儿子而欣慰，而骄傲；钱塘江，请勿要哭泣，敞开你宽阔、瑰丽的怀抱，去迎接久别游子魂魄的归来！

（原载《钱江晚报》1995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