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公身边的日子

前不久，为拍摄电视片《夏衍》，我随省电视台的同志到了北京，与夏公接触了半个多月。近年来我搞夏衍研究，与夏衍同志有不少交往，而这次时间最长。

这次拍片，原担心夏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可不料对安排的每一次活动，他都异常认真。教师节那天，与北京电影学院师生见面。事前，他向人打听到该校离城有二十里路，且司机又从未到过，因此他中午没好好休息，早早动身，竟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小时。当时明星班的学员郭凯敏、赵娜、宋春丽等一群人还在大扫除，来不及回寝室去梳洗，便蓬头乱发穿着工作服赶到了会议室。在接见时，夏公以周信芳、金山等老一辈艺术家为例，勉励青年演员要刻苦锻炼基本功，同时要学习历史，加强文艺理论修养，一谈就是一个半小时。见了学员又见教员及政工干部。对如何看待一些有争议的影片，对怎样培养新一代电影工作者，他又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当会见结束，乘车回到城里时，已是暮霭沉沉、华灯初明的黄昏了。

夏衍对年轻后辈总是热情地给予指导，无私地给予提携。我不能忘记在电影局举行的一次座谈会的情景。在那次会上，著名电影导演水华、谢铁骊，电影作家黄宗江等都把夏公称作自己的“启蒙老师”，特别是水华的发言给人印象最深。在活跃开朗的导演群中，水华是一个性格比较沉静的人，感情很少外露，然而这次他显得异常激动。他说：“我是十四五岁开始喜欢电影的，那时放了学背着书包去看电影，看的就是《狂流》《春蚕》（都是夏衍编剧）等片子。以后导演《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夏公特别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对我的启发很大。夏公非常爱护同志，爱护青年。《烈火中永生》署名，他一定要加上我的名字。粉碎 ‘四人帮’以后，本子再版，他还特地让人把稿费送到我家里。”讲到这里，水华流着泪，动情地说：“夏衍同志，请你原谅，我知道你不愿别人讲这些。但这些话我不得不说。我是你的学徒。这是历史写成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将要读你的作品，看你写的戏和电影。”

夏公斜靠在长沙发上，默不作声，表情安详，目光恬静。从他那儿向外望去，透过门外深红色的廊柱，可以看到院子里茂盛的海棠树，看到北京秋日蔚蓝的天空。

还有一件事引起我颇深的感触。那天，在夏公家拍他们的全家生活照。女儿、儿子到了，两个孙子、两个外孙女也来了，叽叽喳喳地好不热闹。这时，坐在中间的夏公脸上忽然掠过一丝暗影，他淡淡地但不胜惆怅地说了句：“现在我们家少了一个人……老太太不在了。”

我们都听出，他是指去年刚去世的夫人蔡淑馨同志。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们曾一道在日本留学。她以前是学油画的，后来改学国画。他们于1930年结婚，此后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在建国后的岁月，无论是顺境、逆境，他们夫妇间的感情真可谓情深意笃，始终不渝。

九月下旬，我们离京回杭。临走的那天上午，我和沈祖安同志去向夏公告别，夏公刚拿到他新出版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他将其中的两本书题字后交到我们手里。翻开书前自序，原来这个怪别致的书名，是从他的老友李一氓同志送给他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化来的。显然，这里含有自勉自勖之意。

我合上书页，望着在我面前持杖而立的老人，一股激动的热流在心头油然而生……

（原载《浙江日报》1985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