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学家胡应麟

胡应麟是明代中叶一位学识比较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由于某种关系，他很早就结识了主宰文坛三四十年之久的王世贞，王世贞对其学识也的确颇为赏识，曾多次致书赠诗述钦佩意，这与其能够很快成名自然有一定关系。当然他对王世贞也少不了吹捧，因而当代学者中有人称他为王世贞的“狂热崇拜者”。也正因为如此，身后便留下了为人责骂的把柄。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就曾责骂他的吹拍作风，比作文坛上的“行乞”手段。吹拍作风自然应当责骂，因为它是学术发展的大敌。问题在于胡应麟的作风是否真像钱氏所责骂的那样严重呢？吴晗先生曾著有《胡应麟年谱》，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胡氏生平，特别是学术生涯。《年谱》在胡氏27岁这年中有一段话颇值得人们注意，现摘引如下：

先生父僖与世贞弟懋为同年生，又与世贞有交谊。先生之得交世贞，一是由曹子念殷无美的揄扬，二是由世懋的绍介，三是由于先生自身读书博学，和世贞同声气。在《少室山房全集》和所著《诗薮》中，虽多推崇琅玡之论，亦由世贞之学问淹通，笼罩一世，心诚悦服，非出矫情也。《明史》说他“携诗谒世贞，世贞喜而激赏之。所著《诗薮》二十卷，大抵奉世贞《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谓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贡谀如此”。实非持平之论。

以上两种评价，可以说完全相反。可见对历史上每位学者的评价，都应当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不能只凭个人的好恶而随意责骂，否则所作结论不可能令人信服，特别是关系到人品道德问题，结论更应审慎。本文并不对胡氏学术成就与贡献作全面的评论，而仅就其在辨伪学上的贡献作些探讨。因为有关胡应麟的文章虽然有过几篇，但专门论述其辨伪学的文章尚不多见。

生平与治学精神

胡应麟，字元瑞，晚更字明瑞，尝自号少室山人，后慕其乡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号曰石羊生，又号曰芙蓉峰客、壁观子。生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享年仅52岁。祖父名富，官至礼部主事。父名僖，官至云南副宪。应麟本人万历四年（1576）中举，此时已是26岁，以后虽参加过会试而不第。从其经历来看，似乎与科举无缘，据《年谱》所载，38岁那年（万历十六年），“奉父命北上就试，至杭而病寒疾，惊风喘息，犹黾勉前发。十月舟次瓜步，饔餮并废，绝食五旬，药饵遍尝，积久不愈，自疑不起，会王世贞屡邀相过，因乞作小传。世贞慨然属草，信宿文成，淋漓万言，咸谓极笔，揽诵沉疴顿减，已稍进七箸”。45岁那年又会试下第。“沈德符记先生是年场后事迹云：‘是年场后，试内阁司诰敕中书官，例取乙榜二人。胡与首揆赵兰溪（吉皋）密戚深交，面许必得。时论亦服胡声华，咸无异议。既题请钦定试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粤东张孟奇（萱）得之，张盖纳贿于首揆纪纲祝六者，先为道地矣。张入中秘，出为户部郎，榷税于吴，橐金巨万，今以养母予告，其自奉王公不能过也。张亦以词赋自命，人伟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槁瘠云。或云张预声言，胡倘见收，当嗾言官并首揆弹治之。故胡托病辞不试，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伉，不屑随时俯仰，既失意归，旋发病卒’。”以上两则史料可以说明胡应麟对于科举考试并不十分看重，38岁还是“奉父命北上就试”，因病未能如愿。45岁这次，已经“题请钦定试日”，竟然是“忽大病不能入”，沈德符所说因故“托病辞不试”，不论是否真实，总归事出有因。又据《年谱》记载，49岁那年，又“北上就试，卧病清源禅寺。以久未得副宪公音问，复暂归”，这次又是去就试，亦因病而未能试。这些资料都说明一个问题，关于胡应麟赴京会试的记载，有案可查的共5次，前2次皆为“下第”，后3次皆因病而未能试，因此，我们就不能笼统地说“屡试不第”，因为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尽管“屡试不第”亦不足以表明一个人学问的高低，况且有些人对那种考试并不适应，虽有学问而不能中举者，历史上并不少见。清代乾嘉时期的戴震，已近40岁方才中举，后多次赴京会试不第，直到《四库全书》开馆，受荐被召入馆，充纂修官，负责经部，凡经部之书，多由他最后校定，著作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和哲学等各方面。当时名重京师，成为乾嘉时代第一流学者。人们并没有因为他多次会试不第而认为没有学问。论学问，胡氏在明代中期自然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王世贞的推许与评论或许有人认为多有偏见，而与王世贞、李攀龙同时交往的学者汪道昆，对他的学问同样非常推崇，并将他与杨慎、王世贞相提并论，在为《少室山房类稿》所作序中竟有这样评述：“近则成都（杨慎）博而不核，弇山（王世贞）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而陈文烛在《少室山房笔丛》的序中，更推许胡氏为当日之良史：“刘子玄谓史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元瑞才高、识高而充之以学者乎，窃谓元瑞为今之良史。……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谓乎！”这些评价显然都是相当高的。就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四《少室山房笔丛》提要的最后亦不得不指出：“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所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当王世贞诸人相继去世后，他居然也主起诗坛，足见其也并非平庸之辈，否则也就无从列入“末五子”了。吴晗先生在其《年谱》中有这么一段文字颇值得我们注意：“先生髫龄事学，即已驰誉两都，长而跋涉南北，所与游多一时名士，达官巨卿，均折节与交。中年与王世贞兄弟、汪道昆游，盛得奖掖，益自力于著述，虽间以病废，且性好游，足迹遍南北，而其著述之富，犹复前无古人。王世贞、汪道昆殁后，先生称老宿，主诗坛，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看来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大多把他看作一位文学家、诗人，其实他还是位历史学家，据王世贞所撰之《胡元瑞传》载，应麟还作过《史评》10卷，今流传者尚有《史书佔毕》6卷，该书开头便云“余少而好史”，书中也确实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见解。如唐代刘知幾提出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他则认为即使具备“三长”，还不足以称良史，因此，“三长”之外，还必须加以“公心”和“直笔”，并将两者称为“二善”，指出“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这个意见，显然是针对秦汉以来，许多史书由于私心作怪而出现的许多曲笔现象而发，实际上是希望史家要加强史德的修养。所以到了清代，章学诚便直接提出在“三长”之外，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另外，书中还提出，对于古代帝王的政绩不同，皆因时代不同，“异哉，其时乎”，“古今升降之会也，其世有隆污，故其号有等差”，“皆时也”，因此，他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世率以成败论，惜哉！”遗憾的是，他和王世贞一样，在史学方面的论述与贡献，长期来很少为人们所注意，还在当时就为其文学声浪所淹没，以致直到今天，大多把他们视作单纯的文学家。其实王世贞还是有明一代不可多得的一位大史学家，对此，笔者也已发表了专篇论述。事实上，胡应麟本人也并不以诗词文人而自居，并且提出词章、学问本为一途，两者不可偏废。对于李梦阳的偏激之论，就曾提出不同的看法，在《黄尧衢诗文序》中云：

古之世之称材者词章学问出于一，而今之世之称材者词章问学出于二。夫诗而枚曹也，杜李也，古之人有不必文兼也者，乃其诗藻绘蕃葩，故未尝废问学也，自南渡严氏之说与，而诗自三唐外汰百家矣。文而左马也，扬韩也，古之人有不必诗兼也者，乃其文渊综富硕，故未尝废问学也，自北郡李氏（梦阳）之说兴，而文自两汉外，屏百代矣。夫汰百家而一于唐以为诗，似也，顾百家汰而后世之诗卒无能登枚曹杜李之坛而夺其帜；屏百代而一于汉以为文，似也，顾百代屏而后世之文卒无能驰左马扬韩之垒而角其锋，而徒俾词章问学，判若两途，而慭慭乎其弗相入，是何古之立言者为术之工，而今之立言其为计若是之左也。

这种以为文章、学问本非二途的看法，显然是很正确的。有些文人史学根基很差，因而经常笑话百出。胡应麟在《丹铅新录》中多次指出，杨慎所以会产生那些不应当错的错误，正是因为“不熟史学之故”。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在做学问方面，要注意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学必求其博，义必求其精，学问要深，但首先要广，没有广为前提，也就无所谓深了，所以就在上述那篇文中曰：“入之九渊而无堕于魔，放之八极而无荡于幻，举之千仞而无激于峭，按之万钧而无滞于粗，博而核之，精而莹之。”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既博且精呢，他解释说：“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这一番话，将博与精的重要性作了简明的论述，在明代中叶学术界不尚读书的风气中，能有此举，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尽管理论不多，毕竟把问题提出来了。当然，真正论述清楚博与约的关系，自然还是清代杰出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了。他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中专门写了《博约》上中下三篇和《博杂》一篇，详尽论述了博与约的关系，可以说把博约的辩证关系论述得十分透彻。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博本来就是为了约而设，为约而求博，则博的目的性才更加明确。反之，约也只有在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孤陋寡闻，三家村陋儒，自然也就无约可谈。可见胡应麟在治学方面主张要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应当具有客观的态度，不要带有任何成见或偏见，否则人家再好的东西，你也无法接受，自然就更谈不上吸收了。他在《经籍会通》二里说：“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心中，则颠倒是非，虽丘山之巨，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书中还以郑樵为例作了批评。众所周知，郑樵主张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书，所以他对孔子和司马迁非常推崇，因为他们两人为“会通”工作做出了典范。可是从班固开始，便以断代为史，致使前后失去相因之义，而古今遂成间隔，会通之道既失，人们也就莫知其损益了。因此，郑樵把班固视作罪魁祸首，并多方加以诋毁，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所以胡应麟便以此为例，希望人们引以为戒：“郑渔仲平生不喜班固，其论已过，不已则訾其《古今人表》可矣，至谓其胸中全无伦类，不当取扬雄《太玄》、《法言》、《乐箴》三书，总列儒家。余考固《艺文志》，雄之前，刘向六十七篇，则《七略》旧目也，下注《新序》、《世说》、《说苑》、《列女传》四家，亦不分析，固正沿其旧耳，乃以固步趋刘氏，尚可搀入《七略》所无，便失之，然则向书《新序》、《说苑》，子类也；《世说》、《列女》，史类也。必訾其失，当归于歆，固何与邪？”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博约呢，那就要大量地阅读书籍，加强记诵，努力钻研。这些观点，无疑都是针对当时学术界不尚读书，好发空论的不正之学风而发。诸如此类，都是非常宝贵的治学经验，看来都很平凡，真正做到却又并不那么容易。胡应麟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学识较为渊博的学者，重要原因自然就在于他能专心致志地读书和做学问。

建立辨伪学的因素

胡应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以笔者之见，是他在辨伪学上的建树，撰著辨伪学专著《四部正讹》，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及辨别伪书的方法。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书的产生，为我国辨伪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无论对史学、文学的研究还是古籍的整理都功不可没。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系统地提出这套理论，写出这部辨伪学专著呢？看来也有其特定的因素或条件吧。首先，他是明代江南地区著名的藏书家，家有藏书4万多卷，这就使他有机会大量接触各种著作和不同版本，这无论是对考证还是辨伪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其次，他自幼爱好阅读杨慎著作，杨慎著作的“疏卤百出”和喜爱制假作伪从反面为他提供了教材；再者，他能吸取和总结前人在辨伪方面所取得的经验。由于他一生从未做过官，因而便一心一意扑在藏书、读书、交游和做学问上面。

胡应麟自幼受其父亲影响，就爱好书籍，稍长，便开始他的藏书生涯，最终竟成为浙江著名的藏书家。但是在整个搜集过程中，自然是历尽艰辛。吴晗先生所作《年谱》在胡应麟22岁这一年，专门记述了其“性嗜古书籍”的情况：

夏，束装南返，便道还里中。宋宜人顾从宦日久，田园芜，又先生体素羸，因请留处家，而副宪公入楚督漕粮。命下束装日，宦橐无锱铢，而先生妇簪珥亦罄尽，独载所得书数箧，累累出长安。自是先生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载，中间以试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所涉历金陵吴会钱塘皆通都大邑，文献所聚，必停舟缓辙，搜猎其间，小则旬余，大或经月，视家所无有，务尽一方乃已。市中精绫巨轴，坐索高价，往往视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贵重宋梓，直至与古遗墨法帖并，吴中好事者悬赀购访。先生则以书之为用，枕籍揽观，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阁，经岁而手不敢触，其完好者不数卷，而中人一家产立尽，无论弗好，即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经见异书，倒庋顷囊，必为己物，亲戚交游上世之藏，帐中之秘，假归手录，卷帙繁多，以授侍书，每耳目所值有当于心，顾恋徘徊，寝食俱废，一旦持归，亟披亟阅，手足舞蹈，骤遇者率以为狂，而家人习见，弗怪也。自先生为童子至今，年日益壮而嗜日益笃，书日益富，家日益贫。副宪公成进士，剔历中外滋久，乃敝庐仅仅蔽风雨。而先生所藏书，越中诸世家顾无能逾过者，盖节缩于朝哺，展转于称贷，反侧于寤寐，旁午于校雠者，二十年于此矣。

这段文字告诉人们，胡氏的藏书实在是来之不易，其中酸甜苦辣，鲜为人知，为了书籍，宁可节衣缩食。而搜集选购书籍的标准，全在实用，这与一般藏书家大不相同，藏书的目的在于阅读，在于求得知识，而不在于观美。因此，他在《经籍会通》一书中，批评了历史上许多藏书家其实都只是“好事家”而已，他说：“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然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问学，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论，唐李邺侯何如人？天才绝世，插架三万而史无称，不若贾耽辈之多识也。扬雄、杜甫，诗赋咸征博极而不闻畜书，雄犹校雠天禄，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书可读？当是幼时父祖遗编，长笥胸腹耳。至家无尺楮，藉他人书史成名者甚众，挟累世之藏而弗能读，散为乌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叹也。若刘向父子张陆诸人，庶几兼之矣。”为此，他把藏书家分为“好事家类”与“赏鉴家类”两种：“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美观，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沈湎青缃，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这里不妨看看李邺侯何许人也。文献记载，唐李泌积书3万余卷，经史子集，分别用红、绿、青、白四色牙签标之，韩愈有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这样的藏书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自己不看，当然更不会给别人看了，所以胡氏在《经籍会通》最后曰：“书好而弗力，犹无好也，故录庐陵《集古序》；夫书聚而弗读，犹无聚也，故录眉山《藏书记》；夫书好而聚，聚而必散，势也。”藏书的目的在于阅读和研究，聚而不读，迟早是要散失，这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藏书家兴亡史所证实的。而他的《经籍会通》一书，正是论述书籍的撰著流传与收藏的情况。他毕生收藏图书42384卷，其中除日积月累收藏的以外，还有万卷是从金华藏书家虞守愚后代所购得。筑室山中，名曰“二酉山房”，王世贞为之作《二酉山房记》一篇，不仅记载了胡应麟搜集藏书的过程及收藏情况，更记下了他爱书、读书的情况：“元瑞自言，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韵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性既畏客，客亦畏见，门屏之间，剥啄都尽，亭午深夜，坐榻隐几，焚香展卷，就笔于研，取丹铅而雠之，倦则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元瑞既负高世之才，竭三余之晷，穷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霸王之猷，贤哲神圣之蕴，下及乎九流百氏，无所不讨核，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间以余力游刃，发之乎诗若文，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不胫而驰乎四裔之内，其为力之难，殆不啻百倍于前代之藏书者，盖必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聚，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读也。噫，元瑞于书，聚而读之几尽矣。”这些材料都说明胡应麟藏书，是完全为了读书。由于读书多，见识广，加之又勤于校雠，精于考证，因而就有可能发现伪书，他在明代藏书家中是以藏书富而又鉴别精享盛名的。由于他对古籍版本有很高的鉴别能力，所以谢在杭就曾这样说：“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莫精乎胡元瑞。”我们叙述这些内容，实际上就在向人们展示，胡应麟的大量藏书、读书和校书，就成为他建立辨伪学的首要条件。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献学》一书第六编第五章《辨伪》一节中指出：“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校雠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们，原来也是通过校书来考定古书的真伪和时代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农家，有《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说。’可知刘向在西汉末年校定图书时，便疑这书是伪托的，并且这书内容是谁所说，也假定出来了。我们根据这一线索，去探寻由刘向的儿子刘歆删《别录》而写成的《七略》，也还可考见不少有关辨伪的言论，《七略》虽早已佚，但绝大部分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根据《七略》写为《艺文志》，凡班氏自注之辞，多半是从《七略》中节取来的；也就是刘歆从《别录》中删略下来的，无疑这是刘班二家共同的结论。我往年写《广校雠略》时认为：‘审定伪书之法，至刘班而已密’。”可以想见，假使胡应麟也和许许多多藏书家一样，只是藏而不读、不校，对伪书自然也无从加以辨别，更谈不上建立辨伪学了。

杨慎在明代中叶的文坛上也称得上大家，著作多，影响大，“牢笼当世”。但是，不仅“疏卤百出，检点不堪”（王世贞语），而且还故意作伪，制造混乱，给学术界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为此当时不少人都有批评，陈耀文的《正杨》最为典型，书中罗列150条，“皆纠杨慎之失”。而胡应麟自云受杨慎著作影响很大，“少癖用修书，求之未尽获，已稍稍获，又病未能悉窥。其盛行于世而人尤诵习，无若《艺林伐山》等数十篇，则不佞录丹铅外，以次卒业焉”。在阅读过程中，也就发现了杨慎著作中存在的问题，加之又受到陈耀文《正杨》一书的启发，遂先后作《丹铅新录》、《艺林学山》各8卷，根据杨慎两部著作，逐条加以驳斥。杨慎所以会犯这么多错误，胡应麟在《丹铅新录序》中作了概括性指出：“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以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手段来研究学问，自然就是非失主，真伪莫辨了。所以胡应麟在书中尤其对其主观性、随意性都作了严肃的批评。鉴于杨慎对朱熹的著作，往往断章取义就发议论，胡应麟在《丹铅新录》六里批评说：“凡用修指摘紫阳语，皆割截首尾，不会全文，今详考录之，则文公之意，千载可白，用修诸诬，不辩自明”，“杨摘其发端未尽之词，而骤讥讪之，岂天下皆可欺乎！”作为一位学问渊博的资深学者来说，对于前辈学者的著作和观点，应当很好研究，作全面理解，而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便断章取义，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绝不是单纯的“识”的问题，这已经涉及道德人品问题。看来杨慎或许正是后者，因为他还伪造了好几种书籍，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都是有案可查的，在卷一七二《升庵集》提要中这样说杨慎：“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遂为陈耀文等所诟病，致纠纷不可解。”至于伪造之书，据《四库提要》所列就有《石鼓文音释》、《异鱼图赞》、《汉杂事秘辛》、《广夷坚志》等。如《汉杂事秘辛》，“杨慎序称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曰，‘即慎所伪作也’。叙汉恒帝懿德皇后被选及册立之事，其与史舛误之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之甚详。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又如《广夷坚志》：“其为依托，已无疑义，及核其书，乃全录乐史《广卓异记》，一字不异，可谓不善作伪矣。”这就太可悲了，“不善作伪”，却又爱作，于是每作必被行家捉住，看来作伪似乎也会成瘾。胡应麟既然自少就“癖用修书”，这些伪书自然也在其中，这就从反面教育他辨别伪书的重要性，加之陈耀文《正杨》一书的启发，便萌发了对杨慎著作进行纠谬和对其他书籍辨伪之意。他在《与王司寇论‹丹铅诸录›》一文中就曾明确地说：“曩读用修书，绝叹以为国朝不可无。比读晦伯书，则又绝叹以为用修不可无。惜绳纠所得，仅十之三。因取厥义例，增而广之，得失是非，方册具列。不敢俾用修之误，复误后人。”众所周知，纠谬和辨伪是文献整理与研究上相互关联的两种手段，它们之间往往起到互补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胡应麟对杨慎著作进行大量的纠谬正误工作，其中自然少不了有许多工作就是在辨伪。这就是我们说胡氏因爱读杨慎著作而成为他建立辨伪学的因素之一。

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学者早就对伪书引起注意。汉代刘向父子因校书而辨伪；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平日读书过程中，还认真进行辨伪工作，他在《答李翊书》中就曾说过：“……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到了宋代，辨伪风气就颇为盛行，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宋代学者治学风尚。著名的如朱熹，曾指出伪书达60余种，他曾感叹道：“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他还谈了自己辨别真伪的经验：“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这里既讲了途径，又讲了方法。他还曾想写一部辨伪专书而未能如愿。又如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辨别古书真伪的宝贵经验，为辨伪学做出很大贡献。书中分别从书目不载、文字不类、内容不确、称谓不妥、别人不引、避讳不当诸方面进行评论，通过辨正，被确定为伪书者有10余种。《周礼》一书长期来被说成是周公所作，《容斋续笔》卷十六有《‹周礼›非周公书》1篇，用十分肯定语气否定了《周礼》为周公所作。主要理由是：“《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这就是说，既然为周公所作，为什么汉代无“专门师授”？在汉代，许多儒家著作都被推上经典的神圣宝座，就连《论语》方且首立学官，而光武帝命“虎贲之士皆习《孝经》”，而周公所作之《周官》居然无人问津，这简直不可思议。如果真是周公所作，能够被如此冷落吗？《容斋三笔》卷十“孔丛子”条首先指出，“《汉书·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因为刘向父子受命整理皇家图书馆藏书，不仅作了提要性的序，而且分类编目，因此，这个书目自然就成为辨别汉以前书籍真伪的重要依据。洪迈接着指出：“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众所周知，语言文字的时代性是很强烈的，每个时代语言文字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个时代烙印，常为人们用来衡量书籍真伪的重要依据，而洪迈则是运用比较早的学者。关于《尹父子》，《容斋续笔》卷十四讲，此书不仅《汉书·艺文志》有著录，而且刘歆讲得很肯定，“其学本于黄老”，但后来流传的本子已是东汉末年仲长统所编定过了的，“其文仅五千字，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兼爱”乃墨家思想，其书真伪也就无需多辨了。又如社会上流传的《别国方言》，皆曰为扬雄所作，因为书后还附有汉成帝时刘子骏给扬雄之信及扬雄回信，好像确有其事。洪迈在《容斋三笔》卷十五中指出：《汉书·扬雄传》于“雄平生所为文尽于是矣”，并不言及《方言》，《汉书·艺文志》亦不载《方言》；而所谓答刘子骏书，其避讳方式与雄《法言》等著作所称不类；再从语言看，更是“汉人无此语也，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三笔》卷一“武成之书”条则从文章称谓及其用辞，论其书不可尽信。诸如此类，都说明洪迈在古籍辨伪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已达六七种之多，虽然未能作条理化和理论化工作，但毕竟为后人建立辨伪理论和辨伪学创造了条件。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自汉以来，许多学者对于辨伪工作提出了许多问题，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却没有人把那些辨伪方法系统化，更没有总结成规律性知识，当然，没有体系，没有规律，也就形成不了一门学问。胡应麟正是在总结前人丰富的经验基础上，使之系统化、条理化、规律化，写成专门著作，建立起专门的学问——辨伪学。我们所以举朱熹、洪迈两人为例，不仅因为他们在辨伪工作上成绩显著，而且在于胡应麟对他们著作的研究似乎也更为深入，他在《丹铅新录》中，对杨慎歪曲或误解朱熹的语录逐条加以辩驳就是明证。为了寻求洪迈《夷坚志》全本，曾“遍寻诸方”，“至物色藏书之家”，容易获得的《容斋随笔》，自然不可能不阅读、不研究，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综上所述，我们从三大方面进行研讨以后，可以这样说，胡应麟能够建立起辨伪学，实属情理之中。

《四部正讹》和辨伪学

任何一部历史文献著作，凡言辨伪者必定要提到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因为这是我国历史上首部辨伪学专著，并且从此才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辨伪理论，还提出了辨伪的规律。至于为什么要研究辨伪学，他在该书引中说：“赝书之昉，昉于西京乎，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今其目存于刘氏《七略》、班氏九流者无虑十之六七，嘻！其甚矣。然率弗传于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还，赝书代作，作者日传，大方之家，第以挥之一笑，乃衒奇之夫，往往骤揭而深信之。至或点圣经，厕贤撰，矫前哲，溺后流，厥系非渺浅也。余不敏，大为此惧，辄取其彰明较著，抉诬摘伪，列为一编。后之君子，欲考正百家，统宗六籍，庶几嚆矢，即我知我罪，匪所计云。”在这短短的小引中，表达了他对伪书的流传感到忧虑之情，若不将其辨清，将永远贻误后人，因为一些大家对此往往一笑了之，而那些浅薄之徒，却又用之来招摇过市。因而决心对许多古籍，进行一番辨伪工作，并著此书，留传后世，是非得失，亦任后人作定评。这就是他撰著此书进行辨伪的目的。可以说他是在为保存传统文化典籍的真实性而努力，要把一切伪书统统揭露出来，以保持古籍的纯洁性。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今天仍需发扬光大。单就这点而言，他也可称为我国文化典籍的功臣。

《四部正讹》3卷，卷上考辨经部，卷中考辨子部，卷下考辨史部和集部。辨别之书达104种之多。通过对这些书籍的辨别，总结出伪书致伪的因素和辨别伪书的方法，为辨伪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伪书呢？他认为情况也比较复杂，该书开卷便说：“凡赝书之作，情状至繁，约而言之，殆十数种。”接着就列举21种伪书的不同情况：

“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风后之《握奇》，岐伯之《素问》是也。”

“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传》，毛渐之《连山》是也。”

“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

“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伍员著书而有《越绝》，贾谊赋鹏而有《鹖冠》是也。”

“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尹负鼎而《汤液》闻，戚饭牛而《相经》著是也。”

“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汲冢发而师春补，《梼杌》纪而楚史传是也。”

“有惮于自名而伪者，魏泰《笔录》之类是也。”

“有耻于自名而伪者，和氏《香奁》之类是也。”

“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法盛《晋书》之类是也。”

“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子瞻《杜解》之类是也。”

“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僧孺《行纪》之类是也。”

“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圣俞《碧云》之类是也。”

“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阴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称黄帝之类是也。”

“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乾坤凿度》及诸纬书之类是也。”

“又有伪而非伪者，《洞灵真经》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亢仓；《西京杂记》本葛稚川所传，而以伪刘歆之类是也。”

“又有非伪而曰伪者，《文子》载于刘歆《七略》，历梁隋皆有其目，而黄东发以为徐灵府；《抱朴》纪于句漏本传，历唐宋皆志其书，而黄东发以非葛稚川之类是也。”

“又有非伪而实伪者，《化书》本谭峭所著，而宋齐丘窃而序传之；《庄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点定之之类是也。”

“又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刘炫《鲁史》之类是也。”

“又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司马《潛虚》之类是也。”

“又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山海》称大禹之类是也。”

“又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正训》称陆机之类是也。”

胡应麟通过对历史上许多有争议、有疑问、悬而未决的书籍，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和辨证，将伪书作伪的情况分为21种类型，说明这些伪书的产生原因，有主观，有客观。有的是主观故意作伪，当然这中间又有多种因素，有的则是认识判断错误而致伪。辨清真伪，自然需要深入仔细研究和考辨，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学识基础，更需要一定的鉴识能力，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为此，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中特地写了《鉴识》一篇，指出：“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这就是说人的鉴识高低不一，因而就出现本非伪书而被说成伪书，而原本伪书却变成非伪书了。所以胡应麟在书中说：“世或以非伪而信之，或概以伪而疑之，皆弗深考故也。余故详为别白，俾撰者不湮其实，非撰者弗蒙其声，于经籍或有补云。”当然，将伪书辨别清楚，固然对某些个人可以做到“不湮其实”或“弗蒙其声”，并且有补于经籍，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利于对学术发展的研究，排除诸多令人烦恼的干扰。通过对四部之书的考辨，他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者，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者，杂传记为盛，璅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者众。”这个比例是他在长期对古籍进行深入研究中所得到的规律，真可谓宝贵的经验之谈，不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自然就无此经验可谈。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伪书的真伪成分还作了认真的考定，有的是全伪，有的则是真伪交错，也有的则是“其名讹也，其书非伪也”。他能够大胆地将前人已定的伪书结论推翻，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但是，他这种否定前人研究的结论，并非意气用事，而是经过审慎地研究辨别后才提出的，这与那些爱唱反调学者的心理状态全然不同。如与胡氏同时的杨慎和清代早期的毛奇龄就是以爱唱反调而称著的学者，尤其是毛奇龄，对通过几代人研究而定案的伪《古文尚书》，他还要写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欲为之翻案。这种治学的心态，显然是不可取的。

通过长期对古籍的研究和考辨，特别是对伪书的辨别，在书中还提出了考辨伪书的8种方法，即他所讲的“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在胡应麟看来，“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这8种方法，自然是他长期和古籍打交道的经验之谈，其中也凝聚着前人辨伪成果和有效经验。对于辨伪工作能从理论上使之系统化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条文，应当说还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许多总结性的条文，不仅为后人考辨古籍提供了范例，而且为辨伪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这8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从书目著录、世人称引、后世传述、书的文体、所书事实、所处时代、作者确否、传者人品诸方面作考察。胡应麟正是运用了这些方法，考辨了100多种有疑点的书籍，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胡氏这8种方法在他的《四部正讹》中并未得到充分使用。但是有的著作则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四部正讹》中所辨的每一条，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这些原则”。其实依笔者之见，这两种说法都无关大体，因为都不会直接影响该书价值的高下，前者结论成立，也不过说明这8种方法并不完全出于他实践经验所得，有的则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后者则旨在强调这8条全是胡氏辨伪原则的总结和归纳，事实上这种总结和归纳，自然不可能把吸取前人的辨伪经验成果排除在外。问题的关键是只要大家都承认这八条辨伪原则的重要价值，自然也就肯定了胡氏在辨伪学上的重大贡献了。当然辨别一部伪书，一般只需一两种即可定案，比较复杂者，所用辨别方法显然也就得多些。如书中辨别杨慎宣扬的《仪礼逸经》，辨别文字就很简洁，真可谓干净利落。“杨用修《谈苑醍醐》云：《湖广一统志》载刘有年于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有八篇，若然，则《仪礼》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从得之？意者圣经在世，如日月终不可掩耶，然一时庙堂诸公，不闻表章传布之请，今求之内阁，亦不见其书，出非其时，此书之不幸也。世人大言，动笑汉唐，汉唐求逸书，赏之以官，购之以金，焉有见此奇书，而付之漠然者乎？”刘氏所上之伪书，经杨慎之议论，似乎确有其事，其实杨慎并未见到此书，竟然大发议论，其治学之审慎与否，于此可见。胡应麟在此议论之后，紧接着说：“案：《仪礼》篇亡者，自汉已无从物色，宁有历唐至宋，复出于今之理，必刘氏《连山》、《鲁史》故事，伪作欺世，用修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吴幼清《仪礼逸经》八篇，传十篇，经则取诸大小戴及郑氏注，传则吴氏本紫阳遗意而纂次之，其书名篇数，与刘所上正合，岂即此书也耶。”既然所亡之篇，从汉代已经无从物色，历唐宋也从不见著录，明代何以又会出现呢？何况刘氏又有作伪之劣迹，人品不佳，加之胡氏藏书又多，将其篇目与《仪礼》有关著作两相对照，其作伪以欺世，自然就显露于世。我们只要通观《四部正讹》，就不难发现，胡氏在书中对伪书或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书籍，就是这样一部部鉴别评定的。当然，由于时代条件所限，他所作的鉴别结论有些也未必都很准确，对此，人们自然也都会理解。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是非常丰富的，他是我国辨伪学得以建立的一位关键人物，说他是我国辨伪学的奠基人，这是毫不夸张的。他的辨伪学理论和方法，对后世从事辨伪的学者影响是深远的。如清代学者在辨伪上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从师从关系、思想渊源、文体句式、典章制度、内容材料等方面，来辨证一部书的真伪，这些方法显然是受到胡应麟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当时贡献最大的自然是清初的姚际恒了，他著有《古今伪书考》2卷，所辨之书也仅70种，分经、史、子3类，由于篇帙过于简单，理由未能充分论述，与胡应麟相比，他虽是后来，但却未能居上。近代学者梁启超著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把作伪之书分为“有意作伪”和“非有意作伪”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根据胡氏所列现象所归纳；而梁氏所区分的伪书10种类例，与胡应麟的21类之分，亦大体相同；胡应麟提出辨别伪书之8种方法，梁氏则概括了“鉴别伪书之公例”12条，显然是在胡应麟8条基础上加以补充而已。可见梁启超的辨伪理论和思想，是完全在胡应麟的辨伪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要把两者作一比较，就可证明我们这个说法决不过分。由此可见，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和思想在我国辨伪学的发展史上，确实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胡应麟在辨伪学的建立上所起的作用，正像章学诚在我国方志学建立上所起的作用，具有同样重要地位。

不过，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他所概括的8种方法还不够全面。如避讳，乃是我国古代书籍在文字上常有的现象，掌握它以后，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典籍都有重要的作用。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在所著《史讳举例·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起源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他又在《通鉴胡注表微》的《避讳篇》说：“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避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与典籍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事实上，古代许多学者已经利用避讳识辨了不少疑难历史问题和伪书，上文我们已经谈到的南宋学者洪迈，已经用避讳来考辨书籍的真伪，清代钱大昕等学者也都利用了避讳，在许多史事的正误和辨伪上做出了贡献。胡应麟没有注意自然是个很大缺陷，但是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后来的梁启超已经将胡氏的8条扩充到12条，仍旧未将避讳列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许多事实证明，避讳在研究我国古代典籍的真伪、史事的正误上，是起着其他任何手段无法代替的作用。众所周知，自东汉赵晔作《吴越春秋》以后，直至唐代，以《吴越春秋》为名的著作竟有八九种之多，然而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流传至今的仅一种而已，于是现今流传这个本子的作者、版本也就成为众说纷纭、悬而难决的问题了。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周生春教授校点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一书，周君正是用了避讳这把钥匙，不仅解开了不少难以读通的字句之谜，而且用此手段论证了今本究竟为谁所作及其著作成书时间。可见作为辨伪学上的“公例”也好，“原则”也好，“办法”也好，决不应当缺少避讳这一重要内容。

（原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