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
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以文学著称于世，因此近代以来文学史方面论著，对他大都有所论及。其实，在明代历史上，他同时又是一位有理想、有著作、有贡献的大史学家。但知道的人不多，评论的就更少了。笔者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里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第一次向读者作了介绍。后某刊物向我约稿，我便写了《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一文，目的在于为长期被埋没的历史学家作些宣传。不料要发稿时，在未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他们竟将标题改为《王世贞的史学贡献》，内容自然也压缩大半。看来我们目的不同，因而我便将稿子抽回。不久有朋友来信，要我为《中国历史学家续传》写篇文章，于是便将此稿按评传要求作了修改后奉上。谁知出版社又一压多年，至今尚未问世。近年来读书中有些发现，特别是有的文章已经提出，《纲鉴会纂》乃后人假托而编，而我那篇评传有些立论正是出自该书，所以很想抽回作些修改。但有关方面告知，此书早已打好纸型，只待上机付印，已无法修改，这就只好另写文章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对王世贞史学成就的认识，正是源于《纲鉴会纂》一书，由于我自己有这部书，其观点比较新鲜，久而久之便驱使我对王世贞的所有著作进行探索，这才使我逐渐认识到王世贞原来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
一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学者，又是一位忠于职守的良吏，任官期间，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尤注意裁抑墨吏巨室，革除社会不良风气，都收到良好效果。对于当权者贪赃枉法，他决不轻易放过。李贽在为他写的传中记了这样一件事：“方陆炳贵幸用事，受巨珰指，匿奸狡阎某，欲贷其死。世贞搜炳家得之，炳宛转请脱，既复因执政以请，卒不许，当时无不侧目世贞者。”这个“执政”正是严嵩，这位大人物的说情，世贞丝毫也不给情面，所以当时“无不侧目”。这么一来，自然就“不能安其位于朝矣”。
据史书记载，他平日为人正直，自出仕以来，从不愿与严嵩同流合污，宁愿退出政界。因此，他虽系名门之子，早年得中科第，由于备受严嵩的压抑和排挤，长期得不到升迁，最后父亲受迫害至死，自己也被迫休官。直至隆庆二年（1568）他再次出仕，这时已经43岁了。他也从不居功自傲，生活俭朴，“家无姬侍”；待人接物，尤能急人所急，奖掖后进，衣食寒士，倦倦如自己出。对于这样一位学者，社会舆论历来却是毁誉参半，这也很自然，但李贽在在评论王世贞一生功过之时，却为之愤愤不平。应当说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史料。因为李贽与王世贞是同时代人，所记皆出于自身见闻，比之后世作史之追记，自然要来得真切，况且他们之间也不存在恩怨关系。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王世贞是当时文坛上复古主义代表人物，诗文与李攀龙（1514—1570）齐名，世称“王李”，是“后七子”的领袖，有的论著称“主宰当代文坛达三四十年之久”。《明史》本传则称：“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他在《艺苑卮言》中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主张，在他看来，唐宋八家不足追秦汉，欧苏之虚又不若韩柳之实，大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浩叹。他的复古主义思想，在文学上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不过到了晚年，由于生活阅历和社会实践，他逐渐对自己早年“是古非今”有追悔之意，这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在实际的评论中也确实有所转变。因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世贞传》（丁集）云：世贞“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华解驳。……其论《艺苑卮言》则曰：‘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麟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祕，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元美之虚心克己，不自掩护如是。今之君子，未尝尽读弇州之书，徒奉《卮言》为金科玉条，之死不变，其亦陋而可笑矣”。这个评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评论任何历史人物，无论是其文学思想、史学思想，还是其哲学思想，都必须做到知人论世，统观一生，并且必须持发展的观点，因为每个人的学术观点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特别对于像王世贞这样影响较为深远的一些大家，尤其应当如此。就如王世贞的文学观点，晚年与早期就有着显著的变化。
王世贞是一位学问渊博、著作繁富的学者，一生博通经史，长于诗文，这在当时和后世都为大家所公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这样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虚
恃气，持论遂至一偏，又负其渊博，或不暇检点，贻议者口实。……平心而论，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然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俱陈。真伪骈罗，良楛淆杂，而名材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尽废世贞之集，则非通论也。”清乾隆时代学者王鸣盛自恃学问渊博，十分骄矜，近人有的文章说“他骂古代史学家，可以不留余地”。然而他却自比于王世贞。道光二十一年（1841），吴江沈懋德在《蛾术编》跋里说：“西庄先生著作富有，同时后进称其远侪伯厚（王应麟），近匹弇州，而先生自任亦曰：‘我于经有《尚书后案》，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这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学问既精且博，可与王世贞相匹敌。徐朔方先生在《王世贞年谱引论》中说：“他的狂热崇拜者胡元瑞甚至认为王世贞比司马迁和杜甫一起加起来还要强得多。他们的不可企及处，王世贞都比得上；他们的不足，王世贞却具备。钱谦益责骂胡元瑞的吹拍作风，比作是文坛上的‘行乞’手段。其实司马迁不写诗，杜甫很少文章传世。如同乾隆帝是中国产量最高的诗人一样，他一个人的作品同《全唐诗》所收的篇数不相上下，以诗文合计，王世贞无疑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高产作家。胡元瑞的错话当中也包含着部分真实。”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王世贞的学问确实渊博。他的著作除《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外，在史学方面的著作就有《嘉靖以来首辅传》、《谥法通纪》、《觚不觚录》、《弇山堂别集》、《明野史汇》、《弇园识小录》、《权幸录》、《朝野异闻》、《皇明名臣琬琰录》等，有的虽属笔记性质，但其内容大多记有明一代朝章典故，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著作如此繁富，在有明一代，似乎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二
王世贞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有大量的著作，而且有丰富的史学理论，博古通今，尤谙于当代。他对当代历史专心研究，并曾想独自编写一部纪传体明代历史。他在《弇山堂别集小序》中说：“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从故相徐公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借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至忞忞尔。甫欲命管，而病妒之。既而自惟材力绵浅，一不称也；所睹章奏竿尺赋颂之类，鲜足裒者，二不称也；是非小有不当，流祸后世，三不称也。而是时倡道者谓王子毋受役于笔研以凿性灵，自是绝意不复作。”这里提出“三不称”，故“绝意不复作。”其实推求其意，主要还是最后一点。自身既不为史臣，而编纂的又是当朝国史，所以顾虑重重。他的好友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中讲得就十分明确：“夫元美千秋轶才，而不得一登史馆，目击朝家掌故，犁然有概于心，不容不置一喙。乃又以流祸隐忧，故自斧扆以至貂珰，媺醜悉陈，无所衮钺，以俟夫后世君子。同心者易寻，吹毛者难见，顾其中藏三尺之严，毫不可夺，不亦隐而直乎？”这些史实充分反映了王世贞当时的矛盾心理，他深深感到明朝建立以来国史记载失实十分严重，从历史上来看，“国史之失职，未有胜于我朝者也”。众所周知，明代实录不实，这是许多史家都有指出的，而王世贞对此更深感不安，他所讲的“国史”，其实就指“实录”。《太祖实录》凡经三次修改，其真实程度可想而知；建文一朝四年，荡然无存；景帝虽附《英宗实录》，无奈曲笔太多。他自己想作有明一代史书，却又得不到合法地位，这种矛盾心理，直到晚年仍不时有所流露。他在为凌际叔《汉书评林》所写的序文中就这样说：“我高皇功德隃胜汉祖万万，文献即小未称，亦不下武宣叔季。昔孟坚之所草创私史耳，县官弗忍寘于理，而更褒借之给笔札兰台，进而为公史。今世号称古文极治，而金匮石室之副，宁无一二流人间者，有能整齐其业，以上接班氏，亦奚不可！余发种种矣，无能为，际叔其竢之，勿令后世以明无人哉！”字里行间仍流露出自己在修史方面被埋没的失落感，叹惜自己在这方面才能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在他看来，修一部与班固《汉书》齐名的明代历史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汉书》以后的所有正史，他都不在话下。这种思想，其友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中就明确替他讲了：“范蔚宗以下，一解不如一解，宋、辽、金、元卑哉，栾郤之后降为皂隶矣。”基于上述思想，到了晚年独修明史已经无望，他便将多年来积贮的史料，编成《弇山堂别集》100卷。
这部书成于何时，无确切记载，他自己为该书所写小序和友人陈文烛所作之序均未说明，而陈文烛作序落款是万历庚寅（1590），这正是世贞去世之年，但序文最后有“兼质于元美云”，无疑又是作于世贞生前。钱大昕所著《弇州山人年谱》，在33岁这年载：“是夏作《艺苑卮言》，至乙丑始成，又撰次朝廷典故为《丁戊小识》，后更为《识小录》，即《弇山堂别集》之初稿也。”此说恐不太确切：第一，陈文烛为其作序时，还说曾见世贞尚有《弇园识小录》、《三朝首辅》等书，若是该书之初稿，显然不会如此论列。第二，与世贞小序所言精神不符，他说“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从故相徐公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可见世贞是50岁左右写此小序，30年如一日不间断搜集，原为撰写有明一代历史，后因名不正而言不顺，深感不便于作。而故相徐公实指徐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罢相后方任首辅，这才有“晚而从故相徐公”云云，这时世贞也已37岁了，只有“尽窥金匮石室之藏”后，才能得到许多宝贵材料。根据上述情况看，此书显然应是成于晚年。至于何以称“别集”，他在该书《小序》中说：“名之别集者何？内之无当于经术政体，即雕虫之技亦弗与焉，故曰别集也。”陈文烛在序中则说：“盖元美诗文有《弇山堂正集》（即指今所流传之《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而此则国朝典故，比一代实录云。”这就说明这是部史书，而不是文集。既然不是文集，何以又称别集呢？长期来，许多人不得其解，因而清代有人便讥讽他“不知诗文之当称别集”。对此问题，徐朔方先生在《王世贞年谱引论》一文中是这样说的：“明代文人对文学的看法仍然沿袭古代的传统看法，他们把一切文字记载和论述，也即一切文献都看作是文学。与其说王世贞弄不懂别集的性质，不如说他是有意纠正大多数人的看法，他们把‘雕虫之技’之类的作品看作是别集。实际上他是借此重申文即是史、文史不分的司马迁的观点。这并不偶然，在此以前他出版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即不以集为名。”许多人的误解、困惑在读了这个说明之后，自然都可得到解除。
对于《弇山堂别集》，我在拙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是这样介绍的：“是他编撰纪传史的一种素材，它是史书而不是文集，分‘述’、‘考’、‘表’三大类，‘述’是记载明朝有关重大事件；‘考’是记载典章制度，就是纪传体史书里的书志部分；‘表’即纪传体史书里的表。”前两年有位先生在文中不指名地对此作了批评，说：“它的‘述’并不像有的论著所说，都是‘记载明朝有关重大事件’的，它的‘考’也绝不是‘纪传体史书里的书志部分’，它的‘表’更不同于‘纪传体史书中的表’。”这个批评无疑是针对拙著，因为对于王世贞的这部著作，此前还无人作过介绍。本着追求真理的心愿，这里有必要作些辨正。遗憾的是，批评者只是说不是什么、不同于什么，而对于正确的应当是什么却只字未向读者交代。“述”究竟记载什么？我们不妨看看魏连科先生为该书所写的《点校说明》：“卷一至卷十九，包括《皇明盛世述》五卷、《皇明异典述》十卷、《皇明奇事述》四卷。这十九卷书是笔记体史料，内容比较杂，举凡朝章典故、君臣事迹、社会经济、人物轶事、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都有所记述。”《点校说明》是专谈此书，关于这个内容已列了那么多项，尚且还要加“等”字来概括，而作为一部史学史通史，自然就无法如此论列，只能用概括性语言来说明，而这三个“述”的内容，又确实“记载明朝有关重大事件”，但我并没有讲“都是”，“都”字乃批评者所加。我那样说，并不排斥其中有许多事件并不“重大”，正像我们说“二十五史”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难道说其中字字句句事事都是吗？看来谁也不会这样来问，因为今天谁也不愿再来做文字游戏了。其实只要将此三述稍加翻阅，可以知道所记之事确实是很重要，这里不妨试举几则：《皇明盛事述》有“英宗再正位”、“再正东宫”、“藩国之盛”、“宗室之盛”等。特别是后两则，将自朱元璋以来，各帝之子所封之国一一列出，最后还指出：“今天下存者，大国凡二十四，盛哉！无论唐以后不世胙土，即汉中叶所余无几，宁能媲美于我明也。”此条能说不重要吗？而后者开头便道：“隆庆、万历之际，宗室蕃衍，可谓极矣。”此条之后，接着便是“庆成王百子”，内容则曰：“自封长子外，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再看《皇明异典述》，有“天子别号”、“天子爵封”、“内阁次序互异”、“阁臣不预事”、“大学士非内阁”等。《皇明奇事述》有“再登大位”、“再立东宫”、“大臣姓名同”、“父子同名”、“户口登耗之异”、“烈妇俱妾媵”等。所记内容对研究明代历史都很重要。“它的‘考’也绝不是‘纪传体史书里的书志部分’。”这话讲得多么肯定，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看来有些人对明清以来正史书志内容与名称的变化太不清楚了。我们还是先从该书所列诸考内容入手吧。该书计有《亲征考》、《巡幸考》、《亲王禄赐考》、《命将考》、《谥法考》、《赏赍考》、《赏功考》、《科试考》、《诏令杂考》、《兵制考》、《市马考》、《中官考》，共12种36卷，这些内容，除了《中官考》外，我们从历朝会要、纪传史书志中都可看到类似记载。《亲征》、《巡幸》二考，记载了皇帝亲征、巡幸的规模、路线、号令、行军、作战等内容，它保存了许多不见于他书记载的重要史实。特别是《亲征考》所载永乐八年（1410）北征的军令，各项内容具体而详细。《命将考》记载洪武至万历时的重大军事活动。《谥法考》自然无需说明，郑樵《通志》便有《谥略》。《赏赍》、《赏功》考记载皇帝的各种赏赐及数目、等级、被赏人的功绩等，此等内容自然入志比较合适。《诏令杂考》则记载了明太祖和明成祖有关军事行动的指令和檄文。《科试考》入志，其来已久，《通典》、《通考》均有《选举》。《兵制考》记载永乐八年北征后兵制变化及全国军士、马匹等数字。这个内容入志，自然也无可非议，《通典》、《通考》亦有此内容。《市马考》记载洪武至隆庆间明王朝与边地及邻国马匹交易情况，这是明清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对于该考之作，王世贞曰：“高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以财货与四夷市马。而降虏土目来朝，及正元万寿之节，内外藩屏将帅，皆用马为币，自是马渐充实矣。其互市之详，《会典》与志皆不载，故记之。”此考之性质自然就无需再说明了。就这些内容而论，我认为，“考是记载典章制度，就是纪传体史书里的书志部分”，决非胡说八道！还要指出的是，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对“考”的性质就是书志还有过评论：“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又在《修志十议》一文中说：“典故作考，人物作传，二体去取，均须断制尽善，有体有要，乃属不刊之书，可为后人取法。”他不仅有理论，而且自己也在实践，他主持编纂的大型方志著作——《湖北通志》，其中就有《府县》、《舆地》、《食货》、《水利》、《艺文》、《金石》六考。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要用纪传史体来编修方志，在《方志立三书议》中他就明确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如果我不指出这点，也许有人会说，章氏所言乃方志理论，与史书无关。还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已进入晚期，所以这时产生的不少纪传体史书，为了反映这个时期的社会特点，因而便不断扩大书志的内容，如查继佐的《罪惟录》就有志达32个之多，除传统的内容外，还加了《九边》、《漕》、《陵》、《经筵》、《科举》、《直阁》、《典释》、《茶法》、《锦衣》、《宗藩》、《学校》、《将作》、《盐法》等。而张岱的《石匮藏书》，志的内容亦新增《马政》、《盐法》、《漕运》等项目。这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无须大惊小怪。根据以上所述，还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弇山堂别集》中的“考”不是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呢？当然，王世贞也曾以“志”的名称写过不少内容，如《旧丞相府志》、《锦衣志》、《庚戌始末志》、《倭志》、《北虏始末志》、《安南志》、《哈密志》、《三卫志》等，尽管都称“志”，我们却不能都把它看作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无论从篇名还是内容来看，都不属于书志性质。我们应当注意，志的本意乃指记事之史，而志与记又相通，郑樵在《通志·总叙》中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可见在科学研究上必须审慎，而不能用简单的对号入座。至于说“它的‘表’更不同于‘纪传体史书中的表’”，显然还是只看形式而不顾其实质。所谓不同，只不过少了表格而已，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只批评它“多不依旁行斜上之体”，但决不影响它作为史表的价值。我们还是看看魏连科先生的《点校说明》吧：“卷三十七至卷六十四为史表，上而功臣公侯伯，下而督抚守备，共分七十二目。虽然《四库提要》批评它‘多不依旁行斜上之体’，所列各官的任罢时间也间有失实，但它毕竟把明代的中央职官表列出来，为后来作史表，提供了方便。如果拿它和清修《明史》相比，那么《明史》的史表远不如它完备。”
《弇山堂别集》除了上述三项内容外，还有关于明代帝系及宗藩的记述6卷、《史乘考误》11卷。综观全书的内容和体例，它虽不是纪传体史书，但的确还颇具独创性。所以陈文烛在序中说：“元美推而不居，以为自有主者，我以其才，为所欲为，纵横自放，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其于子长，以意师之，不可称龙门之大宗乎！”此话有相当道理，王世贞用五种内容，组成一部与众不同的史书。我们知道，他对司马迁的《史记》极为推崇，他在《史记评林序》中说：“世贞曰：余读《史记》者三，当掩卷而叹其未逮也。”唯其如此，他曾想模仿《史记》的体例来编写有明一代的历史，并已为徐达、常遇春诸人作了“世家”，还为许多人都作了传，看来原计划撰写之书，内容涉及非常广泛，而这些内容显然都是根据明代社会特点而写的。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加深，遂感私人修国史之决不可为，因而采用了分而治之的办法。除该书以外，还有上文所述多种著作，都是记载当代之事。以此看来，真是“其志似推而实任”也。名义上对于国史是“绝意不复作”，实际上要作的是大多都写了，只不过改变了形式和名称罢了。就是《弇山堂别集》，也正像陈文烛所言，“其于子长，以意师之”，即师其意而不袭其迹也，虽称《别集》，其实史也。王世贞去世以后，其门人杨汝成会同陈继儒，将散见于《四部稿》、《续稿》和《别集》中有关当代史事，汇编成《弇州史料》100卷（前集30卷，后集70卷），这虽不是出于作者本人意图，但对研究明代历史和王世贞的史学思想无疑是创造了便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论著笼统地将《四部稿》说成是关于明代史学的著作，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四部稿》的内容分赋部、诗部、文部、说部四类，并因此而得名，说它都是明代历史显然不对。
关于《弇山堂别集》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过这样评论：“自明永乐间改修太祖实录，诬妄尤甚。其后累朝所修实录，类皆缺漏疏芜。而民间野史竞出，又多凭私心好恶，诞妄失伦。史愈繁而是非同异之迹愈颠倒而失其实。世贞承世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颇为详洽。虽征事既多，不无小误。又所为各表，多不依旁行斜上之体，所失正与雷礼相同。其《盛世》、《奇事》诸述，颇涉诙谐，亦非史体。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足以为病矣。”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对于一部史书来说，评价不为不高。因为内容是否丰富，记载是否可信，乃是评价史书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志。就该书内容而言，“考”的分量最重，几占全书五分之二，自然就成为全书价值重点之所在，也是体现王世贞治当代史功力深厚之所在。自古以来，许多史家一直把作好书志看成撰好纪传体史书的关键，郑樵《通志·总叙》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过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王世贞从青年时代开始，便对朝章典故留心搜集，“累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镇畿省之便利要害，大家委巷之旧闻，文学掌故之私记，皆网搜劄录”。正因如此，到了晚年才有可能得心应手地撰写内容丰富并能反映明代社会风貌的诸“考”。由于他掌握的资料极其广泛，所作诸考无法容纳，故还分别编纂了《觚不觚录》、《权幸录》和《朝野异闻》诸书。《觚不觚录》在《四库全书》中虽被分编在《子部·小说类》，但《提要》在介绍时，却并未将它当作小说看待，认为“是书专记明代典章制度，于今昔沿革尤详。自序谓伤觚之不复旧觚，盖感一代风气之升降也。虽多记事故，颇涉琐屑，而朝野轶闻，往往可资考据。……盖世贞弱冠入仕，晚成是书，阅历既深，见闻皆确，非他人之稗贩耳会者可比。故所叙录，有足备史家甄择者焉”。可见它仍属于史料范畴之书，所记内容，多可与《弇山堂别集》内容相互参证。
鉴于明代国史记载严重失实，实录一再遭到篡改，如建文一朝，就全被删削，为了保证明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得以留传后世，王世贞还在该书中作《帝系·帝历·帝统》1卷，将明朝建立以来历朝皇帝承继统系加以叙述，以补正国史实录之缺误。《帝统》在太祖之后，接着便叙建文帝之事迹，通过记载，人们可以知道在太祖与成祖之间尚有建文一朝，并可以从中了解成祖是用武力取得帝位的。对于英宗和景泰帝的关系，也都如实作了叙述。在这本书中记载此等内容，足见王世贞用心之良苦。
众所周知，明代学术界有个奇特现象，即个人写史风气特盛，因而野史数量之多，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这样所写之史，自然错误百出。针对这种情况，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特作《史乘考误》11卷，前8卷考国史、野史之误，后3卷考家乘之误。魏连科先生的《点校说明》云：“这一部分，对史料考辨相当精辟，是王世贞的史学力作。”此说决非虚语！事实上，这部分内容不仅体现王世贞治当代史之功底，而且反映了他那求真求实的可贵史学思想。他在《史乘考误序》中，备述了野史存在的三大弊病，同时从史家眼光出发，对国史、野史、家史三者长短得失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他认为三者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弊病，但又都具有不同的价值，只要在使用时力避三者之短，兼取三者之长，则史料来源就可以更为丰富了。他说：“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他还编纂过《明野史汇》100卷，可惜失传。
以上事实说明，王世贞对当代史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虽未撰成一部纪传体当代历史，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和半成品，特别是对于许多重要人物，还都写了世家和列传。所有这些，对于研究明代历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三
王世贞在文学思想上是复古派的代表，但在史学思想上却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内容。首先，他接受了“六经皆史”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他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他明确提出天地间无非是史，而“六经”只是史之言理者。此说真乃前无古人，后来章学诚便进一步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论断。这就说明王世贞已经没有再把“六经”作为神圣的经典而加以推崇。他甚至还说：“吾读书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可见“六经”在他的心目中是毫无神圣可言的。他还提出，研究“六经”，必须要为吾所用，而决不能做“六经”的奴隶。他说：“得其要，则六经为吾用，而其语皆筌蹄。不得其要，则吾为六经役，老死而汩汩于章句。”这个观点，可视为宋代陆九渊那种“六经注我”的进一步发展。既然“六经”作为“我”的“注脚”，要为吾所用，当然决无神圣可言。众所周知，“六经”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在封建社会中，不仅作为一般的指导思想，而且作为言行准则。可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随着社会各种情况的变化，“六经皆史说”也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它反映了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典已经发生动摇（关于这点，笔者已撰《论明清时期“六经皆史”说的社会意义》一文）。就连正宗史家王世贞也意识到这点，大力宣扬“六经皆史”说，强调史的作用，从客观上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在冲击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基础上，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就王世贞个人主观意图而言，仍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只不过想用史学来取代已经失去灵验的经书而已。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有的学者以为在章学诚以前，提出“六经皆史”说最早的似乎便是李贽。就现有材料来看，这个说法恐怕不妥。的确，李贽在《经史相为表里》一文中，确曾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他说：“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非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总的来说，在“六经皆史”这一主张上，李贽与王世贞两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这种一致性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乃是由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王世贞要比李贽早死12年。看来李贽对王世贞是很推崇的，他在《续藏书》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王世贞的史论，来作为自己对某些人物、事件评价的结论。在书中他不仅为王世贞写了传，而且评价很高，并为其鸣不平。可见王世贞的史学思想，特别是“六经皆史”的思想对李贽显然有很大的影响。他虽出自王学左派，但其史学思想很多地方更加直接地受王世贞的影响。
王世贞史学思想中另一表现突出的地方，便是力主据事直书，认为史书若做不到这点，那么既称不上信史，更无法取信于后人，自然也就失去了史学的教戒作用。这可以看作他治史的指导思想。因为他之所以要研究编写明史，就是有感于国史记载失实过于严重。他花了那么多精力去考证许多史书记载的不实，“高帝末年，大将有功名者，诛僇几尽”，可是史书记载总称“卒”或“病卒”，因而考证中深有感触地说：“史之曲讳甚多，不可枚举。”他发现许多被朱元璋及其子孙所诛杀的功臣事迹，大多被修史者所隐讳了。于是他便以考证作为手段，对统治者诛杀大臣的罪恶加以无情的揭露，经过他的细致考察，发现傅友德、王弼、冯胜等人的“暴卒”，实际上就是“赐死”的代称。他还发现，“例凡暴卒者，俱赐自裁者也”。可是修史者为了掩盖统治者暴行，仍为之立传，且“备言其功”，其目的自然为了掩人耳目。这种揭露，不仅表现在《史乘考误》之中，而且在其他内容的叙述中亦有揭发，如在《皇明奇事述》三中，以《五元功皆不利》为题，对李善长、丘福、于谦等人被杀作了正面叙述。在《高帝功臣公侯伯表》的小序中，有一段议论，很发人深思：“余读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尝不三复而叹也。曰：呜呼，厚而裁则贵而可久矣。当是时，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禄秩也最重。中山侯宿将也，以一言之悖而不获公；德庆侯钜勋也，以一事之纰而不获公。永城封而贬，东胜封而夺，训词盖凛乎斧钺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陨于法者？……夫以冯宋公、傅颍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谓其不蔽法也而讳之，即讳之犹不能置后，呜呼，可叹也！”他以激愤的心情揭露明初统治者的凶残，为被迫害的众多功臣鸣不平。王世贞认为，作为一个史家，必须自尊自重，绝不能利用自己秉笔之权而任情褒贬、肆意曲笔，是非自有公论，决不可主观臆断，否则将成为千古之罪人。他对于张耒仪所撰《滁阳王（郭子兴）碑》很不满意，原因在于“耒仪于辞，多避少遂，不得称信史”。唯其如此，他对许多史书的记载不仅作了细致考证，恢复了事实的真相，而且对于那些故意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的作者，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斥之为“不读书”、“不习朝典”、“不学无术”的小人。让这些人执笔写史，自然是历史的一大悲剧。
明初统治者一方面诛杀有功之臣，另一方面则对子孙在全国大封诸王，使他们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保住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朱氏子孙便可永为人上之人而不做“齐民”。然而事与愿违，行之不久，全国便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王世贞在《同姓诸王表序》中，不仅如实记载了这一事实，而且对此表示了不满，感叹诸王之权势“可谓隆崇之极矣”，“推恩可谓广矣”。与开国功臣之被诛杀，实在是个鲜明的对比。行封的结果如何？王世贞在序中指出：“高皇帝既厌群臣，太孙御历，而二十三王者皆叔父行，以意行中国自如，礼乐刑政，几不自上，裁之则伤恩，纵之则伤法。于是齐、黄以晁大夫之谋进，而掩袭时下，僇辱继之，诸叔惴惴，人不自保。”这就是分封所造成的恶果。最后燕王起兵夺取政权，废除诸王军政之权，“护卫不设，不得臣一切吏民，进止机宜，一切不预，百口之命，仰给于县官”。但经济上，国家却仍背着一个沉重负担。王世贞认为，国家总不能老是养着他们，因此在序中竟大胆提出处置的办法，即与庶民同等待遇，“材者听其补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习四民之业以自给”。这显然是针对诸王支庶“不为齐民”而提出，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帝王子孙乃龙种思想的批判，无疑宣布帝王子孙与庶民并无两样，自然也意味着对“皇权神授”思想的否定。基于这些思想，王世贞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是只靠皇帝及其家族就能办到，而是要靠一大批才德兼备的官吏，因此其关键就在于选拔和重用人才。他认为在用人问题上，三代以后，只有汉代处理得最好。对于官吏，一般都做到有职有权，人尽其才。他说：“三代而后称治者独汉然，非其才之独立也，所以用才者简易而无不尽。当是时，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内不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诸将军，外不过守令而已。即举守而言，其狱讼、军兴、钱谷、辟召、赏罚，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牵也。……故汉之才有过尽而无不尽之累。”这就是说，君主在选拔好官吏以后，必须充分予以信任，使他们有职有权，让他们放手去做，君主不要横加干涉，更不要多方牵制，才有可能把他们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办法虽然简单易行，但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这些论述虽无独特创见，但又确实都是经验之谈，是从千百年来王朝兴亡的历史分析中得出的经验教训。王世贞如此论述，自然是有其针对性。
在封建社会里，礼教乃是统治者用以奴役人民的重要精神枷锁，对于它的虚伪性，王世贞曾一再予以揭露和斥责。他在“衍圣真人同坐事”条，揭露“衍圣公孔弘绪坐奸淫乐妇女四十余人，勒杀无辜四人，法当斩，诏以宣圣故，削爵为民，以弟弘泰代，没后，弘绪子闻韶袭爵”。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持纲常名教代理人的衍圣公，竟然是个衣冠禽兽，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只将他处以“削爵为民”，而爵位照样不废，名教的虚伪性自然暴露无遗。又同卷“烈妇俱妾媵”条，揭露更为深刻。他首先指出：“国家令典，于妇人女子能殉夫死者，俱有旌异。”接着便列举了李思齐、吴复、费愚、郭亮等13人死后，他们的“妾”都殉夫而死，朝廷一一给予旌典，俱赠“淑人”、“德人”，谥“贞烈”等。对于此事，王世贞提出了这样疑问，为什么“勋戚大臣之妻殉死者无一二，岂妾独厚而妻独薄耶？意者有吕后、袁绍夫人之妒，而出于不得已也”。一语道破，这些节烈行为，全是出于不得已也。这些所谓烈妇，实际全是统治者用以宣扬纲常礼教的牺牲品。通过这些事实的揭露，使人们进一步看出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至于王世贞反对宗教迷信，揭露统治者迷信佛道鬼神的思想表现也很突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我们在论述王世贞史学思想具有某些进步性的积极因素的同时，也要指出其思想中的局限性和保守性。总的来说，他还是属于正宗史学，因此，他的史学理论还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从时代来说，我们在认识其实质以后，自然也无需过分苛求。在他的思想中，天命论观点表现得比较明显，如在评论明成祖夺取政权之顺利，归之于“天助”。他说：“文皇因燕之成资，奋戈南向，仅三载而易大物，虽神武绝伦，猛将僇力，盖亦有天助焉。”又如他认为英宗由塞外驾还及也先被刺败死，“皆天意也，非人力所能为也”。再如在论述于谦的遭遇时，最后则说：“天命所皈（归），大宝中夺，小人贪功，伏机猋发，元勋甫就，膺此祸烈，智不及避，勇不及决。”在今人看来，近乎胡说八道。诸如此类，一律归之于“天命”。这样，尽管他反对佛道神鬼，但在这根本问题上未能得以解决，这种反对自然也就不可能彻底了。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王世贞对明初统治分封诸王之举尽管是持否定态度，但对封建与郡县的优劣毕竟还有模糊不清的观点。他在《同姓诸王表序》中说：“自秦私天下，孤立自雄，诸公子无尺寸之地，拱手以成关东诸侯之势。”这无疑是说，秦之所以灭亡，就在于没有分封诸子，显然还没有认清封建与郡县的本质，与贾谊《过秦论》相比，那就差得远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又有落后保守的成分。必须对其加以具体分析，绝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他在明代史学上是一位有理想、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他对明代历史研究之深刻，对明代史料掌握之丰富，在明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他在史学上的理想、才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在当时已有人议论。陈继儒在《弇州史料序》中说：“王弇州负两司马之才，若置之天禄石渠，而以伯王诸君子为副，其史必可观，而老为文人以殁，皆本朝大恨事也。”又由于他在文学上名气太大，影响深远，是明代文学史上“后七子”之首，曾独操文坛达三四十年之久，因而当时的人都只把他视为文学大师而加以推崇和效法。这就掩盖了他的历史学家的面目。所以就在王世贞去世不久，董复表在《纂弇州史料引》中说：“王弇州先生好言史，自入仕以至三事撰构种种，当代史学之富无逾先生，而不及成史，一二梓行之者，漫置诗文集中，卒为诗文所掩，海内拱璧先生之诗文而莫举其史笔，其他传录，又以避忌秘之，遂使先生一代大业若存若亡，一生苦心，几为乌有。”这就说明，他在史学上的作为与贡献，在当时早就为其文学声浪所堙没。以致直到今天，除了文学史上有他一定的地位外，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现在应该多作研究和评论，不能再让他的史学贡献长期被忽视下去。
（原载《文献》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