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资治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

在我校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科学报告会上，我曾提出一篇《‹资治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资治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其中对王曾瑜同志《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不久，他又发表了《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辩驳，读后尚有疑义，故特再作剖析，以就正于王同志与其他读者。

我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刘恕编写长编，究竟先写“前五代”（魏晋以后的南北朝至隋），还是先写“后五代”（梁、唐、晋、汉、周）？而分歧的具体表现则在对司马光《贻刘道原书》的理解上面，我觉得司马光给刘恕的这封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钥匙。为了辨明问题的真相，有必要将此信全文抄录如下：

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也。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

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若举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无用可删，后魏《释老志》，取其要用者附于《崔浩传》后，《官氏志》中氏族附于宗室及代初功臣传后，如此，则《南北史》更无遗事矣。

今国家虽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几本，久远必不传于世；又校得绝不精，只如沈约《叙传》，差却数板亦不寤，其他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录其律历、礼、乐、职官、地理、食货、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

可以肯定，这封信是刘恕到江南西路南康军以后写的，否则正如王曾瑜同志在《补充说明》中所说，“司马光同他几乎天天在一起编史，对他的工作进度了解得很清楚，也不至于说这种推测性的话”，当然就更不需要写信。这点确定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这封信的内容。全信并不长，很自然地可分成三大段。第一段主要是讲李延寿南、北史的编写及其价值。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延寿为什么作南、北史呢？司马光说“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很明显，这里所讲“众人所作五代史”，自然不能说成是五代十国的五代史，而是指对南北朝时期所作诸史“不快意”。这一点不仅李延寿不快意，当时许多史家对这些史书之芜杂也很不满。因此，这个“五代”无疑是指“前五代”，而不是“后五代”。事实上，对这一段所讲的“五代”，争议并不太大。

第二段则是司马光估计《五代长编》的进度可能很快完成，因此信中提出建议，希望刘恕在编写《五代长编》过程中注意典章制度材料的搜集，以便搞个副产品——《五代史志》，即“若举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甚至对《五代史志》如何编修，司马光在信中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认为，无论从内容的联系和文章语句的结构看，这个《五代长编》自然也是指“前五代”而不可能指“后五代”，如果指唐以后的“五代”则与下文如何联系呢？他明明讲的是“若举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正史遗逸，不足患矣”。请问五代十国的内容如何能与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和《隋志》相提并论？又如何将它与《南北史》、《隋志》并行？这岂不成为笑话？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20年前刘乃和先生在《唐前五代史》一文中已经指出：有些人把这里的《五代长编》理解为“后五代”是不正确的。文章开头说：“二十四史中有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史，八史中惟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是唐以前所写的，其余梁、陈、北齐、周、隋五书是唐初修的，故当时亦名此五书为五代史。五代史之名，最早见于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后来因习惯于薛居正及欧阳修的《五代史》，就有人忘却唐以前也有五代史。”文末还指出，司马光给刘恕的“这封信所说全是南北朝事，信里所说的五代史和《五代长编》，自然都是指唐前五代，故与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并论，如果认此《五代长编》为唐后代，是不对的”。刘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很精辟的。

第三段内容比较单纯，主要是“告道原存录其律历、礼、乐、职官、地理、食货、刑法之大要耳”。还是关于《五代史志》的内容，可以进一步证明上段《五代长编》是指唐前五代。总之，全信的基本内容，就是指李延寿作《南北史》而无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因此希望刘恕在“《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的基础上，写出一部《五代史志》，以弥补其不足。所以，从内容看，全信都是讲南北朝有关修史之事，从语言文字结构看，前后连贯，上下一气，当然《五代长编》就只能是“前五代”而绝不会是“后五代”，司马光要求刘恕编的也正是“前五代”史志，因为李延寿的《南北史》均未作志。全信的内容和要求都十分明白，并无难以理解或含糊其辞之处。

我们认为刘恕的“后五代”长编写于前，而“前五代”长编写于后，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如果撇开这样一封重要的信不谈，而单用推论是无法搞清这一问题的。可是王曾瑜同志两篇大作中都单凭自己想象出发，一再强调：“从司马光劝刘恕写完五代长编后，写南北朝史志看，也应理解为唐以后的五代。否则隋以前的长编写完后，尚有唐以后的五代长编，这是非刘恕莫属的繁重任务，司马光怎么会叫他撇开唐以后的长编不管，专写南北朝史志呢？”那么我们要问，按照王曾瑜同志这样说法，刘恕在编写南北朝长编之前是在做什么？难道不也在做编写长编工作吗？既然还是这样强调，我也就有必要再把前一篇文中所述的主要理由在这里重复一下。我们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以下问题：第一，司马光开始时只有刘恕、刘攽两个助手，一同工作了4年。在这4年中，刘攽的任务是编两汉至隋的丛目、长编，而刘恕则先着手编五代丛目、长编。关于这点，前者并无疑义，后者则有分歧。在司马光看来，“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既然如此，先从难处着手，要刘恕先编五代长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前面已经写了后五代长编，而现在正编写前五代长编，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光建议他写个前五代史志，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本谈不上什么“撇开唐以后的长编不管”。可见王曾瑜同志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第二，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提出：“请从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在此之前，刘恕并不像王曾瑜同志文中所说是负责魏纪以后的长编，如果修了，隋以前的材料绝对不会全部交给刘攽（请注意，从开始至此，至少已经5年了，在此之前并无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司马光中途要刘恕变更任务）。其次，这段话仅仅说明范祖禹参加以后，重新明确一下每个人负责编丛目、长编的范围、断限，决不是重新分工。第三，刘攽在书局前后5年，刚修毕两汉长编，因工作调动，魏晋以后只好交给刘恕。在这段时间里，刘攽既能修毕两汉（确切讲应是后汉长编），那么刘恕的五代部分长编所成者亦当不在少数。因为从刘恕的才能和各方面条件看，都在刘攽之上，所以可以说唐以后的五代长编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大功告成，即使还有点尾巴，也正像王曾瑜同志自己所说的，只不过还有“一篑之功”而已。司马光早已胸有成竹，而根本不存在什么后顾之忧，因而才鼓励刘恕在前五代长编完成后，乘势就搞个副产品——南北朝史志。这是乘工作之便，而不需另起炉灶。对此问题，王曾瑜同志在《补充说明》中并无新意，只是把前文加以重复。这一点，我已在上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说明。既无新意，当然就难令人信服。至于其他一些枝节性问题，尽管还有不同看法，限于篇幅，这里也就不多谈了。

最后，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写文章讨论问题时，在论述过程中，根据已有条件进行适当推论，这是完全许可的。王曾瑜同志在第一篇文中指出魏纪是在开封时删定，以此来肯定刘恕修唐前五代史在先。这样推论当然也可以，但还需要有其他旁证或辅助材料。因为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前、后五代史长编究竟哪一段先修问题。实际上前五代史的概念范围，刘乃和先生说得很清楚，是指魏晋以后至隋这段时间，这个“魏晋以后”，当然就不包括魏晋。所以我在上一篇文中经过分析认为，魏纪不是刘恕所写，曾说：“特别要指出的是魏纪是在开封删定，但魏纪长编则不一定就是刘恕所修。”对于这句话，王曾瑜同志在《补充说明》中说我“没有为‘不一定’三字提供什么依据”。其实我的依据是由其他条件分析推论而得出的，绝不是没有什么依据就凭空说个“不一定”。接下去，他还说：“按我的理解，这段话与‘刘恕不仅写了魏晋以后到隋的长编’，只怕是自相矛盾的。”这只是王曾瑜同志自己这样“理解”，而我文章本身并不矛盾，恐怕王曾瑜同志在理解时把“魏晋以后”四个字，特别是“以后”两字忽略了。我那篇文章，对这段历史，要么称“前五代”，要么称“魏晋以后到隋”，根本没有把魏纪包括进去，那么矛盾从何而来？

第二，“广本就是刘恕五代纪长编的复本”，这是王曾瑜同志在自己文章中所下的结论。我经过研究查对，同意这个结论，并加以运用，所以我在文中指出：“‘广本’的提出，更足以说明在开封时期，刘恕所修的是后五代长编，而不可能是别的。”从而进一步用刘恕“广本是五代纪长编的复本”这一事实，对王曾瑜同志大作中一些结论提出不同看法。可是，这么一来，使他发现这个结论对自己重要立论不利，于是在《补充说明》中立刻改变说法，说“‘广本’作为长编的复本，当然不一定专指五代长编，魏晋南北朝长编也可以有‘广本’。仓修良同志依据《通鉴考异》，认定只有五代长编才有‘广本’，这种见解本身就不一定妥当。”可见王曾瑜同志在写这篇《补充说明》时，已经忘记了这种“不一定妥当”的见解正是他自己首先提出的。当然，我们认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会有发展变化，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自己认识到原来的看法不妥当，主动提出改正，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古今学者历来如此。可是王曾瑜同志并没有说明放弃原来的见解，而竟直接拿它来作为我的错误而进行批评，这似乎难以令人首肯吧！王曾瑜同志又指责我“依据《通鉴考异》，认定只有五代长编才有‘广本’，这种见解本身就不一定妥当”。既然有《通鉴考异》为依据反而不一定妥当，那么就请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所有《通鉴》长编都可称“广本”吧。当然，“广本就是刘恕五代纪长编的复本”这个见解不是我第一个提出，而现在首先提出的王曾瑜同志却又在批评此种说法不一定妥当。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我却仍旧坚持这个说法。因为我还不认为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妥之处。况且我这个“不一定妥当”的说法，不仅有《通鉴考异》为依据，而且更有司马光《答范梦得书》作凭证。这封信中两度提到刘恕“广本”，一处曰：“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原注：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恐要见式样故也。”另一处曰：“寄贡父所作长编一册去，恐要作式样，并道原广本两卷，并告存之。”这里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司马光在这里明确提到，“道原广本”就是刘恕的长编复本，因为“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第二，并不是所有长编都称“广本”，否则同样两种长编，为什么司马光在这里作两种称法，刘攽的称“长编”，而刘恕的却称“广本”？这个证据应当说更为可靠吧！而王曾瑜同志否定的依据究竟何在？就在《补充说明》这篇大作中，上面批评我用“不一定”没有“提供什么依据”，而后面自己却又用“不一定”来批评我“依据《通鉴考异》”，这样的批评难道自己就不觉得矛盾吗？时而说人家没有提供依据，时而又批评人家有依据也“不一定妥当”。按照这样要求，真叫人无所措手足了。这里必须着重指出，我的依据除《通鉴考异》外，还有司马光给范祖禹的亲笔信。基于上述情况，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目前既无否定的确证，那么我仍然认为，“广本”并不能说是所有长编复本的代名词，而只是刘恕五代长编复本的代称。因为有依据总比无依据的来得可靠些，更何况《通鉴考异》乃司马光所作，而他给范祖禹那封信的内容又是专讲《通鉴》编修的程序和要求的。司马光是《通鉴》的主编，所说的有关该书编修情况，自然要比别人的话可信度高一些。假使连主编的话都不足为据，那就很难进行辩论了。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卷第3期，198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