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资治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我国一部优秀的编年体史巨著，全书叙述了上下1362年的历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起，下至后周显德六年止），共计294卷。主编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时间才完成此书，他晚年的全部精力，确是“尽于此书”了。因此，每当我们谈到《通鉴》，就理所当然地会联想到曾经付出巨大代价的主编司马光。但是，在谈论《通鉴》的成就时，也不应当忘记司马光修书时的三大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他们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应使一般读者知道，司马光之所以能在19年时间里完成这部空前的巨著，与三大得力助手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他们都是北宋时代第一流的史学家，特别是刘恕，还同司马光一道，对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和修书中的疑难问题等进行了专门讨论，“实系全局副手”，他晚年的生命，实萃于是书，他的贡献远远超过其他两位助手。

刘恕，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县）人，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享年仅47岁。少年时，颖悟俊拔，读书过目成诵。年十三，谒丞相晏殊，殊问以事，道原反复诘难，殊不能对。18岁那年中冯京榜进士，再试经义说书皆第一。这次应试，可以说是初露头角，轰动京师，“名重诸公间”。当时应诏者数十人，以道原“所对最精详，先具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以己意论而断之，凡二十问，所答皆然。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司马光“以是慕重之，始与相识”。嗣后即授巨鹿主簿，迁和川令。在任地方官期间，执法严明，不避豪贵，能够做到“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绳豪猾，纤悉曲当，皆可为后法”，以致“一时号为能吏者多自以为不及”。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受诏编修《通鉴》，上表推荐刘恕与之共修。这时刘恕年仅34岁，已经成为当时史学名家，并为司马光所重视，认为“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所识者唯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此后的13年中，尽管刘恕的官职有过变动，然而编书重任却一直未曾卸肩，直到病势非常严重，才“束书归之局中”。因此，对于《通鉴》的编修，刘恕是做出了自己所能贡献的力量的。

刘恕所以能成为宋代第一流史学家，并为司马光所特别赏识，是与他的勤奋读书、刻苦学习分不开的。他平生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为此常常废寝忘食，“方其读书，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早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遍读汉唐诸书。他的求知欲望很强，读书之多，史料之熟，司马光亦为之敬佩。《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说：“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这段话不仅讲明了刘恕读书范围之广博，史事掌握之精深，更说明了他读书的目的不在于追名逐利，因而对于“科举非所急”，“学者多不读”的书，他独“笃好之”。所以黄庭坚亦非常赞赏地说：“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簿，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当时司马君实、欧阳文忠号通史学，贯串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为了读书，有时还不惜远道数百里以求。宋敏求知亳州时，家里藏书很多，刘恕就曾枉道前往借读，并谢绝了主人的殷勤招待，独自闭阁昼夜诵读，留旬日，尽其书而去。就因这次日夜诵读，得了眼疾。他的身体之所以虚弱多病，并且早夭，司马光认为“亦由学之苦邪”。直至患了风疾以后，右肢残废，痛苦不堪，“然苦学如故”。他的好学精神，于此可见。学习中尤“笃好史学”，故有可能掌握丰富的史料，具备优良的史才、超于时人的史识，成为“以史学高一时”的史学名家，为参加《通鉴》编修工作准备了条件。

至于谈到刘恕对《通鉴》编修的贡献大小，首先涉及的就是《通鉴》编写的分工。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书记载中众说纷纭，数百年来常有争议，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过一番争论。近读王曾瑜同志《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和曹家琪同志《‹资治通鉴›编修考》两篇大作，获益甚多，深有启发。他们两位的文章对此问题都做了专门考证，对其结论我是很同意的，但对其具体的论证和某些原文的理解，也存在见仁见智的差异，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下列问题：第一，司马光开始时只有刘恕、刘攽两个助手，一同工作了4年。在这4年中，刘攽的任务是编写两汉至隋的丛目、长编，而刘恕则先着手编写五代丛目、长编。关于这点，前者并无疑义，后者则有分歧。在司马光看来，“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既然如此，先从难处着手，要刘恕先编写五代长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从范祖禹刚参加工作不久，司马光立刻给他送去“广本”两卷作样本，亦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广本”就是刘恕所修五代长编的复本。如果刘恕开始就负责魏纪以后的长编写作，如何能临时拿出两卷五代长编的样本，又为什么不拿魏纪以后的长编给范祖禹做样本呢？第二，熙宁三年（1070）九月范祖禹参加工作以后，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提出：“请从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这段话无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在此之前，刘恕并不像王、曹两位文中所说是负责修魏纪以后的长编，如果修了，隋以前的材料绝对不会全部交给刘攽（请注意，从开始至此，至少已经5年，在此之前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司马光中途要刘恕变更任务）。其二，这段话仅仅说明范祖禹参加以后，重新明确一下每个人负责编丛目、修长编的范围断限，绝不是重新分工。第三，刘攽在书局前后5年，刚修毕两汉长编，因工作调动，魏晋以后只好交给刘恕。在这段时间里，刘攽既能修完两汉（确切讲应是后汉长编），那么刘恕的五代部分所成者亦当不在少数。现在既接魏晋以后任务，为了适应主编司马光从上至下删定工作的需要，只好暂时放下五代未尽部分，先修魏晋至隋各朝。这个交替过程应当明确，否则就很难理解。

可是王曾瑜同志不知有何根据，在文中却说：“刘恕在开封则负责魏纪以后长编的写作。”接着就引《考异》卷四晋纪中“汉改元建元”条和《通鉴问疑》等作为论证。其实这些材料并无编修时间，仅仅说明魏晋以后的长编是刘恕所修，并不能证明这段长编是在开封时撰成的。另外，为了证明五代纪为刘恕所作，却又与自己前文叙述产生矛盾，文中说：“在这些条中，有两条提到‘刘恕广本’一词，这在《答范梦得》一信中有说明：‘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恐要见式样故也。’广本就是刘恕五代纪长编的复本。他把原作保存在南康军家里，故司马光撰写《通鉴》五代纪定稿一律依据广本。今《通鉴考异》中虽未提到刘恕的名字，而提到‘广本’一词的，有以下六条”。上文已经指出，范祖禹熙宁三年（1070）九月参与书局工作，司马光不久就拿出刘恕“广本”两卷给他做样本。既然“刘恕在开封则负责魏纪以后长编的写作”，那么如何又能拿出五代长编两卷？要知道修书毕竟是项复杂的工作，刘恕在开封时绝对不会既修前五代，又修后五代，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认为，“广本”的提出，更足以说明在开封时期，刘恕所修的是后五代长编，而不可能是别的。特别要指出的是，魏纪虽然是在开封时删定的，而且《通鉴问疑》中也确有记载刘恕与司马光讨论魏纪体例的史实，但不能以此来证明魏纪长编就是刘恕所修。因为当时司马光对刘恕十分器重，故在书局之中，刘恕实际处于副主编的地位，因此，凡属体例、重大或疑难问题，司马光大多会与刘恕商量，如嘉祐中尚未开局编修之前，司马光已与刘恕讨论编年史和编写的断限等问题了。再者，王、曹二位的文中，对司马光《贻刘道原》信的解释显然也是欠妥当的。为了说明方便起见，仍将此信摘录于此：“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也。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若举（有的本作‘与’）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从信的上下文的结构来看，“道原五代长编”，自然是指前五代而言，否则接下去几句将作何理解？特别是“若举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如果是指后五代，绝不可能这样相提并论。何况司马光是在“恨延寿不作志”的前提下，才建议刘恕补葺这一段史志。再从司马光写信的时间看，这时刘攽已离书局，刘恕正接替在修魏晋以后长编，司马光本人于熙宁四年（1071）亦已开始删定南北朝部分，因此信中所讲，全系指魏晋以后之事。至于王曾瑜同志在文中为司马光担心也实多余，文中说：“从司马光劝刘恕写完五代长编以后，写南北朝的史志看，也应理解为唐以后的五代。否则隋以前的长编写完后，尚有唐以后的五代长编，这是非刘恕莫属的繁重任务，司马光怎么会叫他撇开唐以后的长编不管，专写南北朝史志呢！”上面已经讲了，刘恕在接替魏纪以后长编任务之前，唐以后的五代长编已基本上大功告成，即使还有点尾巴，也正像王曾瑜同志自己所说的，只不过还有“一篑之功”而已，司马光早已胸有成竹，而不会有后顾之忧，所以才鼓励刘恕在前五代长编完成后，乘势就搞个副产品——南北朝史志。这只是乘工作之便，不需另起炉灶。

曹家琪同志文中对这封信的理解有这样一段话：“不错，说‘五代史’，有指唐修五代史的可能，《与刘道原书》里就有一处是如此用法。但这并不是它的固定含义，同一封信里的‘五代长编’的‘五代’，却不能指唐修五代史的‘五代’。《通鉴》里只有《梁纪》、《陈纪》、《隋纪》，若是以刘恕所修‘五代长编’为‘梁、陈、北齐、北周、隋’唐修五代史之长编，在《通鉴》里又有什么用处？修《通鉴》把北齐、北周的长编放在什么地方？这实在是讲不通。”这段文字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仔细推敲，并非如此，只能说明作者理解问题过于机械。我认为，这封信里所提及的五代，含义只能是固定的一个——指前五代。而这里的前五代，就是泛指（也可以说是借指）梁到隋这段历史，因为唐人修了这“五代史”，所以就有了这个习惯称呼，因而“前五代”长编，就是指梁到隋这段历史的长编，而不应把它理解为一定是“梁、陈、北齐、北周、隋”的长编。难道《通鉴》的这段历史能够不包括北齐、北周史在内吗？试问隋统一以前这段历史是怎样演变而来的？难道删掉北齐、北周这段历史行吗？众所周知，北齐是被北周所灭，而隋朝又是继承北周而起的一个王朝，它取代了周以后，才灭掉南朝的陈而统一全国。既然如此，人家把修这段历史说成是五代史，也并不能说它是荒谬，与历史事实完全相符。应当说，在修《通鉴》时，这段历史的长编是有地方放的，就是放在它们原来的各自历史位置上，这有什么讲不通呢？

关于《通鉴》编修的步骤，长期以来都认为先作丛目，再修长编，由长编删定成书。而曹家琪同志的文中，认为从长编到定稿中间还有一个“粗成编”的半成品过程，现将原文摘引如下：“司马光《与宋次道（敏求）书》云：‘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是从长编先删，使‘粗成编’，再‘细删’成定稿。司马光他们曾经给录出‘粗成编’的半成品起过一个名字叫‘广本’。《答范梦得书》云：‘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自注云‘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在《通鉴考异》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部分也数见‘广本’，……《考异》里的‘广本’应该和《答范梦得书》里的‘广本’是同一性质的。”上述引文，主要论点有二：一是《与宋次道书》中，司马光有“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等语，据此就下结论说“粗成编”就是根据长编删的半成品，再经过“细删”才是定稿。二是认为“广本”就是“粗成编”的半成品代号。因为“广本”与刘恕有关系，从而认为刘恕也参加了从粗成品到“广本”这一过程的删削工作。

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首先，单凭这两句话不能概括全部《通鉴》的编修程序，信上明明指的是删唐代长编，即使唐代需要如此，其他各代也不一定如此，因编写长编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各个人水平高低不一，这是曹文也承认的，正如写文章修改几次，每个人都无法划一，唐代部分是否经过司马光所说的“粗成编”和“细删”两道也很难说。据李裕民同志考证，“司马光预计三年后《唐纪》可粗成编，若再细删，时间当更长。唯时人倡为浮言，谓是书旷日持久，盖贪钱帛之赐耳。于是司马光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故胡寅曰：‘唐及五代采取微冗’。”

其次，“广本”一词，更不能作为长编删为“粗成编”的证据，因为“广本”仅是刘恕后五代长编的代名词，除此之外，更找不到其他各代有“广本”一词的出现。关于这一点，曹文本身也有矛盾，文章一再强调“刘恕不仅作了后五代的长编，还曾把长编删成广本”。事实上《答范梦得书》“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句的自注很明确，“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这个“录出”，分明是刘恕长编在司马光处，由司马光委书吏“录出”，即抄了副本，抄好后，长编仍旧寄还道原保存。从何理解刘恕把长编删成“广本”呢？这两句话意思十分明确，本来无需多辩，况且恕子羲仲《通鉴问疑》中说得非常肯定：“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任君实笔削。”可见刘恕所作仅是“勒成长编”，并未再做什么“粗成编”的工作，否则刘羲仲决不会将他父亲的功劳轻易抹掉。

再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给范祖禹的那封信中，讲述编写程序时，不仅详细介绍了丛目应当如何做，而且指出了长编要在丛目做好的基础上才能着手编修，因为长编就是“半成品”的初稿。除此之外，更无一字谈及还有什么“粗成编”、“广本”的编写情况。关于这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便足以证明。他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属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止八十卷。今《资治通鉴》唐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书，以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顾臣此书讵可便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李焘的著作是按照司马光所创立的全部义例过程编写的，但出于自谦，不敢与司马光并列，虽是成品，仍“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明自己这部书还只是半成品或初稿（长编）。如果编修义例中还有从长编到删为“广本”的程序，李焘为何不称“广本”，姑谓《续资治通鉴广本》，而竟称“长编”呢？由此可见，在《通鉴》编修程序中，绝没有什么由“长编”删为“广本”的过程，“广本”一名乃是刘恕所修后五代长编副本的代号。

综上所述，我认为刘恕不仅编写了魏晋以后到隋的长编，而且五代十国长编绝大部分亦出自刘恕之手。前者证据是：（1）司马光《与刘道原》书中就直接谈了这个问题，这里不再重复。（2）范祖禹在《秘书丞刘君墓碣》里说：“道原于魏晋以后事尤精详，考证前史差谬，司马公悉委而取决焉。”范祖禹的话是非常可靠的，他不仅同刘恕一道编书，更重要的是他直接参与《通鉴》全书的定稿工作。（3）《通鉴问疑》所载司马光与刘恕讨论的问题性质和讨论的语气亦是确凿证据。这些问题，好多是司马光在删定刘恕编写的长编时提出的，并与刘恕进行了讨论。至于五代十国长编是否刘恕编写，证据就更加明显了：首先司马光在《乞官刘恕一子札子》中说得非常肯定，五代十国历史，头绪纷繁，“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上这个札子时，《通鉴》全书早已定稿上奏，所说自属定论。何况他是主编，说话比任何人都有权威。其次，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里，明确各人任务时已经点出。第三，《通鉴考异》中关于五代十国一段，保留了许多刘恕考核史实的记录，“广本”一词多次出现，这是明证。还有刘恕所著的《十国纪年》，亦应被视为编写五代长编时的副产品。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编纂过程中所参考的书籍，除正史之外，还有杂史、笔记、奏议、文集等达322种之多，至于卷数就无从稽考了。有唐一代，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曾有提及，这是很宝贵的材料。书中云：“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有唐一代即千余卷，其他各段所用书籍卷数之多亦可想而知了。这段引文还说明，刘恕尽管不负责唐代长编的编写工作，但于唐代史籍却全部览阅，所以每段历史他都有发言权，他是一位通才，一位当之无愧的“全局副手”。据史书记载，当时该书草稿在洛阳者“盈两屋”，这都是司马光和三大助手亲笔所成，而其中刘恕一人所看之书籍，所成之长编，远远超过了其他两大助手。单从成书卷数来看，魏晋至隋唐和五代十国两部分就有145卷，几乎占到全书一半。所以，刘恕在这部书上所花的功夫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他还负有同司马光讨论全书编写的体例、重大疑难问题的解决、重要历史事件的安排以及历史材料的取舍等任务。司马光自己就曾说过：“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又说：“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道原，光受成而已。”这当然不完全是客气话。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亦云：“君实访问先人遗事，每卷不下数条，议论甚多，不能尽载。……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这里所谓“每卷不下数条”，自然是指《通鉴》全书而言。熙宁九年（1076），即司马光迁书局于洛阳后的第五年，刘恕为了与司马光讨论编书事宜，水陆数千里至洛阳，住了数月。这次讨论的问题一定很多，可惜具体情形已不得而知。这时他已发现身体非常虚弱，因而表现很悲观，竟对司马光说：“恐不复再见。”从洛阳回去，尚未至家，“遭母丧”，悲哀愤郁，遂得半身瘫痪之症，“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即使如此，他的修书工作仍未停止，“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未死之前，未尝一日舍书不修”。所以司马光说，“刘恕同编修《资治通鉴》，功力最多”，“光之得道原，犹瞽师之得相也”。这确是肺腑之言。

刘恕的一生，除了参与编写《通鉴》之外，自己的著作已成者有《十国纪年》42卷，《疑年谱》、《年谱略》各1卷，《资治通鉴外纪》10卷。他平时治学谨严，不成熟者便不愿外传，直到病势临危，还孜孜不倦地借书校正。由于他早死，所有著作上的计划大多未能完全实现。他很想对《通鉴》前后进行补辑，“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后因病倒卧床，右肢残废，“知远方不可以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羲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而其《通鉴外纪前序》亦云：“夜台甫迩，归心若飞，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他日书成（指《通鉴》），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繁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可见直到临终前，他还希望司马光修完《通鉴》后，能够续成前纪、后纪，实现“以备古今一家之言”的愿望。清代胡克家曾对《通鉴外纪》做过补注工作，认为是书“所采自经说、史传、诸子百家而外，旁及谱牒、谶纬、卜筮、占验之书，不下二百余种，实足以囊括古今之事变，推明众史之同异。其叙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亦能赅而不缛，要而不繁，自可与经传并行不悖”。又说：“道原不载荒唐之说，不穷幽渺之辞，虽博引详征，而其旨必归于正。”至于《十国纪年》，司马光虽按照作者要求为之作序，但序中对该书却未作评价。南宋时，薛季宣在《叙十国纪年》一文中，既介绍其人，又评论其书。叙曰：“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尝从文正司马公学，与修《资治通鉴》。绎馆殿，尽未阅之书，于是裒集众家，参诸野记，纂修斤削，以就此书。……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然而牵于多爱，泛取兼收，琐务中人，尚多记载，至其书法端不俟后言而见。”这两部书对于研究先秦和五代十国历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十国纪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引证不下数十处，史料价值之高于此可见。

刘恕是个无神论者，“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赉以自随哉’”。他的史学思想有不少进步的地方，特别在史学见解上，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并且有其独到之处。他对于“圣人”的《春秋》并不看得那么神圣。司马光修《通鉴》，其所以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刘恕曾当面请教：“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关于这点，清代王鸣盛曾有过评论，说：“司马光《资治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赵、韩为诸侯，以为周不能守名器，故托始于此，盖借此以立议论，示鉴戒，为名教防闲，其实公本意则不敢上续《春秋》，但续《左传》，而始于此。”王氏所论的这两种思想，对司马光来说，确是兼而有之。可是刘恕就不管这一套，既不要去维持名教，亦不受“圣人”《春秋》经的束缚，而只是从实际作用考虑问题。他认为周威烈王以前这段历史，如果不续，结果必然是“其事散而无纪，其言远而难征”。为了做到“备古今一家之言”，有什么不好续呢！所以他一心一意想补续起来，直到病危在床，仍口授其子羲仲书之，编成《通鉴外纪》。就这点而言，他的史学思想就是要比司马光来得进步。他的史学见解，也有独到之处，如旧史记载武丁梦求贤相傅说的故事，他能以科学观点加以说明，指出武丁绝不是“徒以梦取”的糊涂虫，武丁深知傅说有才，但出身低贱，从奴隶立刻提拔为相，必然引起反对，因而托梦求人，“如天所授，群臣莫之疑惧，而傅说之道得行”，这就是“托诸梦寐以服群臣”。这个论述合情合理，把历史记载从迷信的迷雾中解脱了出来。能够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和解释历史上的传说，自然是很可贵的。不过他的政治思想和司马光一样保守，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此甚至最后与王安石绝交。当然，在他一生当中，因笃好史学，从34岁起，一直参加《通鉴》编修工作，因而政治上也不曾有过什么大的作为，至于反对王安石变法，只不过是他生活中间一个次要的插曲而已。由于他全部精力集中在做学问上面，尽管生活非常贫苦，也从不计较，“家贫至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云：“家贫，书籍不具。”只有到处向有书人家借读，这种精神至今仍值得称颂。刘恕平时自己要求也相当严格，认为“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诚如黄庭坚所云：“观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谓君子之学矣。”文人相轻，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而刘恕却能够如此严于律己。可惜，这样一位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史学研究的学者，不幸因病早死，因而他的名字、他的成就，今天几乎湮没无闻了。我认为他于祖国文化遗产有重要贡献，是值得纪念的。

（原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