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母题

贝娄反对评论界给他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虽然其创作也确有一定程度的“美国化”色彩，但这并不表明他要弃绝犹太文化。事实上，对四岁即能背诵《圣经·旧约·创世记》的贝娄而言，犹太传统已成为无法割舍的文化资源，并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他每一部作品中。正如学者所言：“从第一部中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到最后的作品《拉维尔斯坦》，犹太主题、犹太哲学、犹太人物和犹太背景在贝娄作品中随处可见，贝娄以此象征人类的处境。”（Aharoni & Weinstein,1981:27）虽然与马拉默德、辛格等美国犹太作家相比，贝娄创作的犹太色彩较为淡化，但淡化并不意味着阙无，客观上，贝娄作品的犹太民族精神和犹太文化表征仍然有迹可循。下面，本文分析贝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悬挂”、“流浪”和“受害”等母题，探讨这些母题与民族境遇和历史文化的关联。

第一节 受害母题

贝娄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受害者”形象：《受害者》中阿萨是反犹浪潮的受害者；《洪堡的礼物》中洪堡是金钱社会的受害者；《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赛姆勒是战争和大屠杀的受害者；《雨王汉德森》中汉德森是庸俗生活的受害者；《赫索格》中赫索格则是婚姻与家庭的受害者等。上述受害者中，最典型的当属《只争朝夕》中的威尔海姆。威尔海姆是一位失业的中年男人，与妻子离婚后负担沉重的赡养费，生活艰难、精神疲惫。威尔海姆希望得到父亲的经济援助，却遭到父亲的鄙视和严厉呵责。他在走投无路之际相信犹太人塔姆金，将身上仅有的积蓄用于炒股，结果被塔姆金骗得血本无归。有学者指出，“受难”是理解小说《只争朝夕》意义的关键，但“受难”的含义是双重的。（Stout,1987:372）威尔海姆遭到父亲和妻子等亲人的弃绝，渴望获得怜悯、关怀和温暖。他最终接受而不是逃避“苦难”，不再认为自己是个孤独的受害者。威尔海姆通过受难将自己与先辈联系起来。

历史上，犹太人一直遭受外族迫害和屠杀，一个犹太人就是一部受难史。从古代埃及到近代欧洲，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邪恶的异教徒”，即使在当代社会，犹太人也因为身份问题遭受了种族歧视与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屠杀集中营中的600万犹太人。贝娄在回顾犹太人的苦难历史时沉痛地写道：“不论是在基督教的欧洲还是伊斯兰，犹太人遭受的灾难都太沉重了。”对犹太人而言，从古代到当代，从出生到死亡，活着就意味着不断受难，他们生来就得为身份付出惨痛的代价。正如作家欧文·豪在解释犹太人受难时所言：“做犹太人难，不做犹太人也难，由于他的社会与他的传统，他的地位与他的愿望互相冲突，他们陷入了紧张状态。他们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犹太人而受难。”但犹太哲学家认为，受苦受难往往体现了上帝对人的爱，因为一个人能够受苦受难、接受上帝的考验，至少说明这人的本质是不坏的。亚伯拉罕·柯恩在《大众塔木德》中指出：“上帝并不考验邪恶的人，而是考验正直的人，正如《圣经》所说，‘耶和华试验义人。'”因此，犹太人对受难、受害的理解与常人不同，他们认为受难、受害是提升人格境界的一种途径。他们会在受难受害过程中产生崇高感，这使得他们能够正视自己遭受的苦难，并以此作为灵魂救赎的依据。

小说《赫索格》对犹太人受难的描述比较丰富。老赫索格是犹太人受苦受难的典型，他先后耕种土地、开面包店、做呢绒生意、做批发商、开睡袋工厂、做废品商、开婚姻介绍所和做私酒生意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他还因走私烟酒遭到人身攻击，受尽人生磨难与生活艰辛。赫索格将父亲的经历与二战中犹太人的遭遇进行对照，暗示老赫索格的遭遇已经非常幸运，因为二战中犹太人遭受的屠杀更为惨绝人寰：“看过上次大战中发生的事，赫索格父亲所诉说的，实在算不上特别的苦了。现在，‘受难’的标准已经更加残忍，有了一种新的极端的标准，一种不管人死活的标准。”纳粹大屠杀成了犹太民族的梦魇，给他们的心中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正如犹太学者兰戈尔所指出的：“大屠杀经验是内心深处难以言传的恐怖。”作品中桑多对自己早年受苦记忆犹新：“我是在桑加门街长大的。我那个时候，犹太人总是个犹太人。我知道受苦是怎么回事。”正是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反思，赫索格才对施本格勒的“荒原文化观”极为不满，“经历了这些战争和大屠杀，你居然还以美学的观点来评论近代史！你这样真是太聪明了”。

贝娄认为“受害”在当代社会更有普遍性，个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不免要沦为受害者：“我认为写实文学打开始便是受害者的文学。写实小说着重的是常人；让常人对抗外在世界，外在世界当然会把他征服。”在贝娄看来，在当代社会物质让人迷失本性，权力挤兑人的自由，世界像一架机器不断异化人的存在，同时战争屠杀、全球变暖和环境恶化等，也让“诗意栖居”变成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人而言活着即意味着受难。贝娄笔下的受害者“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他们仍坚守信念满怀希望，在生活的泥淖中保持纯洁的人性。正如学者简妮思·斯达特（Janis P.Stout）在评价贝娄人物威尔海姆时所言，通过承受苦而不是逃避苦难，威尔海姆不再认为自己是孤独的受害者……通过重新界定和评价受难，他从异化的处境中走了出来。（Stout,1987:371）

第二节 悬挂母题

在贝娄笔下，主人公大多处于一种“悬挂”的生存状态。“悬挂者”又译“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原指贝娄小说《晃来晃去的人》的主人公约瑟夫。约瑟夫在战争年代等待入伍，却因没有国籍而致入伍时间一再拖延。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心情，只能在焦虑不安中等待入伍通知。而在等待过程中，他像《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一样无所适从。约瑟夫为摆脱空虚不断与周围人发生矛盾，反过来，与他人争吵或打架更让他感到空虚。小说结尾，约瑟夫接到入伍通知时一阵欣喜，虽然他即将过上失去自由的生活，但他觉得自己毕竟找到了归宿。他在心中对自己说：“不再对自己负责了；我为此而喜悦。我掌握在别人手中，卸下了自决的包袱。”除约瑟夫外，贝娄还塑造了威尔海姆（《只争朝夕》）、汉德森（《雨王汉德森》）、赫索格（《赫索格》）等形象。这些人物的一个共性是性格善良、感情丰富，但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最终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挂者”。正如约翰·克莱登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系列边缘化的主人公形象”（Clayton,1979:14）。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也指出：“写《晃来晃去的人》，即没有立足点的人，过去是，而且在不小程度上，到今天仍然是贝娄创作中的一条重要座右铭。”

从《晃来晃去的人》来看，贝娄主人公的“悬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悬挂”意味着人与世界的疏离。约瑟夫为了参军入伍而辞去原来的工作，成为一个没有国籍和单位的人，几乎切断了与周围世界的全部联系。他与整个社会都格格不入，看一切都不顺眼，独自承受生活重荷和心理煎熬，成了一个被世界放逐的人。2．“悬挂”还意味着与他人无法交流。约瑟夫没有同事和朋友，他与妻子艾娃争吵，与房东格塞尔打架，甚至与侄女艾塔发生肢体冲突，自称“我这个人是不合群的，跟谁都搞不到一块，就像老悬在空中”。3．“悬挂”还意味着空想与不切实际。哥哥阿摩斯出于同情送给约瑟夫钞票，希望弟弟改善一下捉襟见肘的生活，却遭到约瑟夫的断然拒绝。阿摩斯责备他：“实际一点好不好？你总是悬在空中。”贝娄的悬挂者与海明威的硬汉属于不同类型。海明威的硬汉有着很强的行动能力，顽强地与外部世界对抗，凭借意志和力量实现奋斗目标。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离群索居的知识分子，往往沉溺于苦思冥想之中，缺少行动或者根本就不行动。

现在，悬挂者“常被用来指孤立无援、精神空虚苦闷，对渺茫前途感到束手无策，并极度绝望的现代人”。悬挂者看不见他所敬仰的上帝，又被隔绝在他人和世界之外，在上、下两个层面都无法与人交流，他们生存的意义链条被切断了，沦为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局外人。从这个角度看，“悬挂”实际上是人类荒诞生存处境的写照。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指出：“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这种荒诞性生存状态正是犹太人命运的写照。历史上，犹太民族由于种族隔绝政策一直处在悬挂状态。在古代欧洲，许多国家都以法令形式设置格托，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囚禁和人身限制。格托又称隔都（ghetto），原为铸造枪炮的工厂，后来在欧洲竟然成为强制犹太人居住的隔离区。直到今天，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仍然无法摆脱种族歧视的阴影，依然在精神上处于被隔离的状态，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悬挂”的命运。

第三节 流浪母题

在贝娄作品中，约瑟夫、奥吉、汉德森、赫索格和威尔海姆等人都是四处游走、不断探索的流浪汉。其中，小说《赫索格》主人公赫索格的流浪经历比较复杂。赫索格与妻子马德琳离婚以后，从芝加哥、纽约到马萨诸塞州，从康涅狄格州到罗得岛，从美国到国外的哥本哈根、华沙、克拉科夫、柏林等地，先后经历较大幅度的空间位移和空间转换。贝娄小说与传统流浪汉小说的区别在于，贝娄人物的“流浪”在空间和精神意识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他在地理空间中找不到人生归宿，另一方面他在精神上极度焦虑。

在《旧约》中，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禁果被逐出乐园，成为后来流浪与原罪的“原型”。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赋予犹太人的流浪以神性色彩。犹太人由于干旱和饥馑被迫迁往埃及，在饱受奴役和压迫之后，他们在摩西带领下逃离埃及。两次战争失败后，犹太人开始漫长的漂泊旅程。“流浪”在两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已成为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正如欧文·豪所说：“即使完全放弃了犹太生活模式，犹太作家也会表现出不安的、痛苦的无根意识，这种无根意识是他们的犹太胎记。”（Kramer,1998:1）由此可见，“流浪”母题是犹太民族历史境遇的写照。通过主人公的精神放逐，贝娄作品将个人命运与民族遭遇、现实与历史连接起来。

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在历经流浪、悬挂和受害之后，先后不同程度地踏上了回归之路。赫索格回归马萨诸塞的路德村乡下，在自然之美和情人之爱中获得内心安宁。汉德森立志做一名为他人服务的医生，将“我要，我要”的呼声转换成“你们要，他们要”。威尔海姆在教堂的音乐中净化了灵魂。西特林则在诗人洪堡死后幡然醒悟。评论家凯斯·奥普代尔在作品中指出：“贝娄小说都向着拯救出发，经历了多次拯救，但在作品最后人物都失去了救赎。”（Opdahl,1967:4）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无论怎样“悬挂”、“流浪”和“受害”，贝娄人物始终相信爱和善的力量，相信上帝、人和生活。贝娄像犹太先知一样用作品告诉读者：人生在世必然会遭遇各种困境，或悬挂或流浪或受害，但只要满怀希望、积极追求，人就有走近上帝、获得拯救的可能，当然救赎的动力不在上帝而在人自身。

进一步说，贝娄利用掌控的话语特权构建了一个价值标准王国。这个价值王国在不同作品中有着不同表现。汉德森认为它是理性：“就是那个理性。它也许直到最后一息才会停止。不过还有正义。我相信是有正义的。”赫索格坚信“事实王国与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奥吉认为它是值得奔波的命运：“也许我的努力会付诸东流，成为这条道路上的失败者，当人们把哥伦布戴上镣铐押解回国时，他大概也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这并不证明没有美洲。”奥吉这句表白堪称贝娄流浪汉的宣言。正如罗伯特·达登所说：“贝娄总是肯定人的潜在力量。在其全部小说中，他总是表明其主人公对他们的生存背景、困境和冲突所负起的责任。”（Dutton,1971:139）贝娄对人和世界的乐观信念与犹太人的肯定伦理观相联系。“犹太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总要设法通过神圣的生活接近上帝。如果生活是神圣的，那么活着就是一种道德义务。犹太人最神秘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生存能力，尽管他们一直遭受这样那样的屠杀。”（Goldman,1984:85）

贝娄作品中，“悬挂”、“流浪”和“受害”等母题与犹太民族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是犹太人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投射。由于这些母题是“一个民族历史遭遇、心理积淀、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因素的综合，体现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业已形成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范式”，评论界往往将它们称作文化母题。贝娄在审视主人公“悬挂”、“流浪”和“受害”状态时，常将个人和民族境遇上升为全人类的命运，使得这些母题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