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易》与史学的渊源

《周易》与史学的渊源非常深远，中国史学在产生的初期，就和《周易》产生了密切关系。文字产生以前，对于自然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氏族发生的重大事件如祭祀、狩猎、战争等，人们只能通过传唱的方式来进行记忆和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以刻木、结绳等方式记录历史，这就是“史”的产生。巫与瞽成为记载和解说历史的承担者，他们一面通过各种方法记录下当时发生的大事，一面以自己的方式向人们解说历史。这种由巫史合一或瞽史合一所产生的“史”具有二重性，即真实记载的历史和以所谓神意、天意解说或曲说的历史合而为一。再后来，巫与史的职掌逐渐分开，产生了专门负责记事的史官。

文字发明以后，乐官和史官开始以传唱颂扬先祖的业绩和以文字记录各种大事，传播历史。古书上说“仓颉、黄帝史”，指出了史官和文字的关系，文字成为史官记载历史的必要工具。

仓颉，传说为黄帝的史官和汉字的创造者，被后人尊为中华文字始祖，但后世人们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他广泛搜集民间的图画文字加以整理，创造了系统的象形文字。

到了商周时期，有了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和钟鼎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19世纪末年在商朝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甲骨文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商朝后期（前14世纪—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朝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商朝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

钟鼎文是指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金文。“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因为这两类铜器上的字数最多，所以叫作“钟鼎文”。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也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

甲骨文和钟鼎文出现之后，史官的职责更多的是用文字记录有关国家的大事，但他们要通过占卜来分析重大事件，解说历史的变化，因此史官兼有“巫”与“卜”的职能，和卜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时期，作为巫的贞人、卜者，有时同样兼有史官的职能。因此，作为解说卜筮结果的《周易》，它的形成过程与史官的活动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成为史官分析事物、观察社会、解决疑难、解说历史的依据。

在原始社会时期，史官的职责主要是掌管记事。进入夏商时期，史官的地位、身份、职责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成为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官员，协助王起草政治文件、推行政令并记录国家大事。先秦时期史官的设置比较复杂，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之分，此外还有左史、右史之说，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职责。

根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大史主要负责起草发布国家的政令文书、收藏盟约券书、颁布历法，以及国家祭祀的礼法与规范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如占卜祭祀、诸侯朝觐、国都迁徙、战争、大丧、小丧、太子即位等，大史都要参加。

小史的职责是保管各个邦国的志记和贵族的宗谱，处理国家礼仪活动中的一些小事，协助大史行事。

内史负责保管国家图书、典籍和发布对诸侯、卿、大夫的任命，执掌国家法律与政令的副本，凡四方奏事的文书，由内史读给王听。内史还负责书写王的命令，并抄写命令的副本加以保存。

外史负责书写和送达中央对地方的敕令，保管四方诸侯国的史志和历史典籍。如果有使者拿着王的命令出使四方，外史就负责书写命令给使者。

御史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国家政令，负责监察和执法，以协助冢宰进行治理。御史也负责帮助王撰写命令。

关于左史、右史，《礼记·玉藻》篇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即左史负责专门记录天子的行动，右史负责专门记录天子说的话。

由于先秦时期的史官精通《周易》，他们常常用《周易》来解说历史现象，同时又以史书的记载来解说《周易》，既促进了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对易学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先秦时期的史官是由早期社会祭祀制度下的神职官员发展而来，是世袭制官员，他们作为当时神权的代言人和文化的代表人，运用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决定国家大计，参与军政大事，指导王室活动，是极其重要的高级执政官，其地位是庄严而神圣的。

先秦时期史官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朝廷的重要文书和档案，发布文告、命令，进行占卜祭祀，沟通天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向人们解说历史。具体地说，当时史官的任务大致是：记录国家的大事，特别是记录天子、诸侯国君的言语与行动，要求做到秉笔直书；掌管卜筮的事情，通过解说卜筮的结果，分析国家发展的趋势，对时局变动和社稷大事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观察天象整理历书等。

在这些职责当中，记载当时发生的重大事情只要据实记录就可以了，而对国家大事发展变化的解说，则需要有依据，这个依据很重要的来源便是《周易》。所以精通《周易》是当时史官职责的需要，他们要运用《周易》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

先秦时期，卜筮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他们上至国家大事，特别是战争等军事行动，下到日常生活，包括婚姻、生育、生病、出行、打猎等，都要进行卜筮，以判断吉凶。在卜筮过程中，史官是重要参与者，他们不仅要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还要对卜筮结果进行解说。统治者根据卜筮结果所预示的吉凶祸福和史官的解说决定自己的行动。事后，史官会对卜筮应验的情况进行记录。

由于先秦史官精通《周易》，兼掌卜筮之事，因此他们常又具有巫祝的身份。中国上古时期称祭祀时负责祭礼的神职官员为祝，地位比巫高，后来人们就将古代负责占卜祭祀的人合称为巫祝。巫祝作为上古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晓天文，懂地理，知人事，更重要的是能与鬼神相通，地位崇高。

先秦文献中常常将史巫、史祝、祝史、卜史并称，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如《左传》记载：

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桓公六年）

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僖公二十八年）

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襄公二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公十七年）

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昭公十八年）

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昭公二十年）

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昭公二十六年）

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定公四年）

公为支离之卒，因祝史挥以侵卫。（哀公二十五年）

先秦其他文献中也常见祝史、筮史、巫史并称的记载，如《国语》记载：

王曰：“吾其若之何？”（内史）对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周语》上）

王使太宰忌父帅傅氏及祝史奉牺牲、玉鬯往献焉。内史过从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请土焉。（《周语》上）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晋语》四）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楚语》下）

《仪礼》记载：

士立于西方，东面北上。祝史立于门东，北面东上。……乃荐士。祝史，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荐之。（《燕礼》第六）

乃荐士。祝史、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荐之。（《大射仪》第七）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要》篇记述孔子之语，也提到“史巫之筮”：

子赣（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于德，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祝、巫、卜与史官虽有所区别，但在职能上有相同的一面，并且经常混而不分。

根据《周礼》的记载可知，史官的一个任务是掌管国家档案文书，这一点《左传》和《吕氏春秋》也有记载。《左传·昭公二年》说：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

由此可见，先秦史官掌管国家图书典籍，否则韩宣子就不会在大史那里观看书籍了。《吕氏春秋》说：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先识览第四》）

“图法”即国家的图录和法典等各种文献典籍。因此，王国维先生曾说：

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观堂集林·释史》）

史官还有一个任务是对国君“记言”“记行”，也对一些国之大事进行记载，如《国语》记载：

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晋语》四）

《尚书》记载：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周书·顾命》第二十四）

《周礼》记载：

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天官冢宰》第一）

《吕氏春秋》记载：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审应览》第六）

由于史官精通历史知识，他们还担任着解说历史的任务，如《国语》记载：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对曰：“有之。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周语》上）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依、、历、华，君之土也。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郑语》）

由此可知，史官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有精通《周易》的条件，而史官的职能又决定了他们必须精通《周易》。所以，西周时期的史官就成了掌握和收藏《周易》的人，兼管神职与人事。史官保管《周易》，并且由于他们要记录周天子、诸侯国君的言与行，常伴随在周天子、诸侯国君左右，因而他们与周天子、诸侯国君关系非常密切，在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政治舞台上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一般卜、祝难以相比的。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政局动荡，史官流散，出现了《左传》记载的鲁庄公二十二年（前672）有周朝的史官带着《周易》去见陈侯的事情。从此，《周易》开始传布于诸侯国。《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大夫韩宣子访问鲁国，在鲁太史那里看见了《易象》与《鲁春秋》两部书，由此感慨地说这才知道周公的伟大品格和周朝得到天下的原因。而文中所记载的《易象》应该就是《周易》。

先秦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史官用《周易》解说疑难或重大问题得到验证的记载，如《左传》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的儿子敬仲出生。陈厉公想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对陈国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于是使人占筮，得到了《观》卦变《否》卦。当时，周朝的史官正好在陈国，他用《周易》进行了解释。他说：

《观》卦（）的变爻即六四爻的爻辞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那么“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就大业，如果不是在陈国，也一定会在别的国家大有作为，若不是他本人，也一定会是他的子孙，并且这个别的国家必是姜姓的国家。

周朝史官断卦的依据是《观》卦为《坤》在下，《巽》在上，本卦《观》卦中的六四爻变动为九四爻就成了之卦《否》卦（），《否》卦是《坤》在下，《乾》在上。《坤》（）象土，《巽》（）象风，《乾》（）象天，这一变动从易象上便成了“风为天于土上”（风变化为天并且位于土的上面）；《否》的上卦是《乾》，为天，其内部的二三四爻互卦为《艮》卦（），是山之象，三四五爻互卦为《巽》卦（），有木之象，因而说“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山上生长木材而且得到天光的照耀）；而《巽》卦又有风之象，风行疾而远，因而政局变动的结果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过程才能显现出来。

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家必定是姜姓呢？因为《观》卦变《否》卦为六四爻动，六四爻纳干支为辛未，未为羊，巽为女，女乘羊，所以为姜姓。

后来，陈国灭亡后，陈国国君的后代到了齐国（姜姓的国家），发展壮大，得以主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陈子得政。”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又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献公让史苏占筮，问把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将会如何，得到《归妹》卦变《睽》卦。史苏根据占卦的结果认为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是不利于晋国的。他说根据爻辞来看不吉利，因为爻辞说女子顶着的筐里面没有东西，男子宰杀的羊不见血流出来，都没有好处，所以秦国的话是不可信的。他又说从卦象上看，本卦是《归妹》（），由《兑》与《震》两个经卦组成，《兑》（）下《震》（）上，是雷在外而泽在内，为“雷击泽”；而变卦是《睽》（），为《兑》下《离》（）上，卦象变成了火在上而泽在下，是火焚泽。内卦象征本国，也就是晋国，而外卦象征秦国。从本卦与之卦的卦象看，都是外损内，对晋国都不利。史苏虽然根据卦爻辞和卦象做出了如此明确的解说，但是晋献公还是把女儿嫁到了秦国。事情发展的结果确如史苏所言。

当然，先秦文献中也有关于史官用《周易》解说现实问题，因脱离实际、拘泥于卦象或卦爻辞而造成谬误的记载。

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国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想依靠秦国的帮助重返晋国夺取政权。对于这件事他拿不定主意，卜了一卦，得《屯》卦变《豫》卦。筮史看了卦后都说不吉利，他们可能是从卦象上进行了分析。《屯》卦（）的内卦《震》为车，外卦《坎》（）为险陷，有车行遇险陷之象，所以都说闭塞不畅通，恐怕事情行不通。而司空季子却说吉利，因为《屯》卦和《豫》卦（）的卦辞都说“利建侯”（有利于封建诸侯），这就是说可以在秦国的帮助下重返晋国建立功业。事实也证明司空季子所言正确。

又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宣公的妻子、鲁成公的母亲穆姜，与大夫叔孙侨如淫乱无德。成公十六年（前575，周简王十一年），叔孙侨如与穆姜阴谋推翻鲁成公，结果失败，穆姜因此被迁东宫。穆姜刚开始被迁到东宫的时候，她去找史官进行占筮，得到《艮》之八，史官根据之卦《随》卦（）名的意思解释说：“这叫作《艮》之《随》。随，是出行的意思。您一定会很快出去。”穆姜说：“不会的！这卦在《周易》里说‘随，元、亨、利、贞，没有灾祸。’‘元，是众善的首长；亨，是嘉美的会合；利，是道义的总和；贞，是事物的主干。体行仁道就足以领导别人，美好的德行就足以协调礼仪规范，有利于万物就足以合乎道义，贞正固守就足以干成事业。’因此，世事是不可以欺骗的，这样才能得到《随》卦而没有灾祸。现在我作为妇人参与了动乱，本来地位低下而又不行仁德之事，不能说是‘元’；使国家不安宁，不能说是‘亨’；做了事情而有害于自身，不能说是‘利’；丢弃自己的妇道本分而以美色诱人，不能说是‘贞’。具有元、亨、利、贞四种德行的人，得到《随》卦才可以没有灾祸。而我什么德行都没有，岂能符合于《随》卦卦辞呢？我就是自取恶果，能没有灾祸吗！我一定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事情的发展确如穆姜所言，她最终（前564）死在了东宫里。

先秦时期，史官不仅用《周易》来分析解释问题，有时也依据《周易》卦爻辞的历史变革思想，评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分析事件发展的趋势，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鲁昭公被季孙氏赶出，住在乾侯，结果死在那里。赵简子问史墨说：“季孙氏将他的国君赶走了，然而老百姓都服从他的管理，诸侯们都继续和他交往，他的国君最后死在了外面，而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罪过，这是为什么呢？”史墨引用《周易》中《大壮》卦的解释说这是天道，把社会变动时期君臣地位改变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是“天之道也”。这表明《周易》的历史变革思想对于当时史官认识历史变动时期的社会现象有指导意义。

在先秦时期，不只是史官，一些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上层人士，也都是通过《周易》来解释一些重大事件，做出选择。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国的彘子违反中军统帅桓子的部署擅自出兵，知庄子根据《师》卦的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军队出动要有纪律约束，纪律不好是很凶险的）为依据推论说彘子违反军队纪律必然失败而招祸。

当然，也有不少执政者虽然自己依据《周易》对事件进行分析，但最后还是要请史官来决断取舍。如鲁昭公七年，卫襄公去世，在立继位人问题上，大夫孔成子难以自行决断，因此占了一卦，得《屯》之《比》卦。孔成子对以《周易》占筮所得到的《屯》卦（）之《比》卦（）中“元亨”隐含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元”的意思应该是“长”，即卫襄公的长子孟絷，但史朝认为“元”的意思应该是指卫襄公的次子元。史朝解释说：

“元亨”，又何疑焉？……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爻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左传·昭公七年》）

元将享有国家，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康叔起的名字，可以说元就是长了。孟絷不是这样的人，他将不能名列宗主，不能说他是长，而且它的爻辞说“利建侯”，若是孟絷嗣位而吉利，还建立什么侯？建立侯当然就不是嗣位。两次卦象都这么说，您还是立他为好。康叔命令了我们，两次卦象也告诉了我们。占筮和梦境完全相合，这是武王所经历过的，不听从还能做什么？脚有毛病只适合待在家里闲居。国君要主持国家，亲临祭祀，奉养百姓，事奉鬼神，参加会见朝觐，又怎么能够闲居？让他们两人各自按照对他们有利的去做，不也可以吗？

孔成子虽有自己的见解，最后还是按照史朝的解释打消了疑虑，做出决断，立了卫灵公。

先秦史官掌管《周易》、精通《周易》，用《周易》的卦爻辞和卦象解释分析卜筮的结果，进而分析说明事件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为自己的解说寻求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对《周易》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丰富了《周易》的内容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