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至三国时期的收藏面貌

西汉建立政权后，秦文化作为西汉文化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秦人后裔的墓葬上被充分地体现出来。同时作为构成汉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汉朝皇帝所属的楚文化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在西安龙首原汉墓中发现一些仿铜陶礼器外表繁缛、浓艳的彩绘云气、三角形纹饰，长安汉墓里发现的釉陶壶肩部、釉陶奁腹部的山、动物、云气等不同于秦文化的因素的随葬纹饰。这些器物上的纹饰，研究者大多认为是来源于楚文化中的漆木器装饰纹饰。

由此可见，汉初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是楚文化、转变了的秦文化与其他五国文化再次融合，最终形成了大汉的器物文化。这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使先前的秦文化艺术品收藏以及原先五国文化艺术品的收藏，都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或压制。全新西汉文化的出现，导致注重当时艺术品和实用品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不过，许多汉代墓葬当中的出土器物、前朝器物时有出现，这说明西汉时期的收藏活动是有直接物证的。

宝鸡市渭滨区石嘴头村民在2012年3月20日晚9时挖地基时，偶然发现了一些文物。经过两天的发掘，一共出土了175件文物。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批文物分别出自周代青铜器和汉代两个朝代，时间上竟然相差了近千年。据考古人员初步推断，这很可能是一位汉代古董收藏家的墓，他的藏品和当时的随葬品一起跟他下葬，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其他汉墓中也有过类似的发现。另外，考古人员推断，这也可能是一个窖藏，收藏着古代人的藏品。2016年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大墓墓主人的身份得以确认，相关文物公开展出，在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包含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青铜古器。这两座西汉墓葬中存在的古器对研究汉代的文物收藏历史面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西汉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需要，汉武帝于公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在皇家学府中，以儒家传授的五经作为统一教材。从此，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上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儒家地位的独尊，不仅仅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尤其对读书人的影响，使他们逐渐堕落为犬儒，而且最大的影响是对玉器流行的开始。由于东周以来儒家提倡“君子贵玉”,《诗经》中便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孔子认为“君子比德于玉”之外，更明确地提出了“玉德”之说，认为玉如君子，有十一德。之后的历朝历代，见诸古籍的“玉德”说法多样，大抵有十一德、九德、五德等多种说法。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西汉时期的礼仪玉、装饰玉、陪葬玉等特别流行，这也是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玉器发展产生的影响。西汉时期不仅盛行收藏古玉，对玉器更是珍爱至极，从帝王到各诸侯王，从权贵到士大夫，乃至整个社会，尊玉和藏玉成为当时的潮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新疆和田玉因玉质上乘，被大量开采，这是西汉玉器繁荣的根本保证。除玉器之外，西汉的青铜器、漆器以及陶瓷也是当时权贵们日常使用或陪葬的重点藏品。

当然，除了器物之外，汉代帝王也很重视档案典籍的收藏，在宫廷内外都建有保存档案典籍的处所，著名的有石渠阁、兰台阁、东观阁等。另外，西汉时期还建有麒麟阁和天禄阁等，东汉时期的石室、宣明、鸿都等处，也都因保存皇家档案典籍而闻名遐迩。西汉和东汉这些收藏机构既是汉王朝的中央档案库，又是皇家藏书阁，也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

汉代建立“天禄阁”“石渠阁”和“兰台阁”，这三个机构实际上就是皇家的三大图书馆和文物馆。汉武帝（前140～前87）曾创置“秘阁”，搜求天下法书名画。此后，历朝均设有购求书画的专门机构。汉献帝建立了一个专为朝廷大臣们画像的“黄门画室”，召集天下画师和书法家进行创作和研究前人作品，并对当时的宫廷用器进行造型和装饰设计。到后汉，书法艺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士大夫开始收集名家手迹，把名家信札作为珍秘收藏以及欣赏研习。

东汉时期，被后世尊为“草圣”的甘肃酒泉人张芝（? ～约192），其父张奂虽为名将，但张芝却无心入朝为官，只醉心于书法研究，并成为名垂千古的草书大家。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极深，其门下的书法名家有王羲之、张旭等。

史书中还记载了东汉时期的张衡、蔡邕等人不仅在科技发明上功勋卓著，并且在绘画方面也是高手。作为朝廷要员，他们完全具备收藏的条件，因为从事绘画就得临摹和研习前人的作品，所以间接地从事收藏是毋庸置疑的。东汉末期，因董卓之乱所暴露出的东汉宫廷的收藏品也是相当丰富。当时汉献帝被迫西迁，混乱之际，士兵们匆忙使用大量绘有图画的缣帛作行囊帐幕。在西迁途中，宫廷所收藏的许多缣帛书画除被糟蹋之外，还余七十多车随队而行，但因遇到大雨冲毁路基，车马行人举步维艰，于是，他们便将所余全部遗弃。这是中国绘画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对于西汉以来的皇家收藏和刚刚兴起的中国绘画艺术，无疑是灭顶之灾。之后，各地诸侯割据和军阀混战，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状态。虽然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但一些士族和王室贵族们的收藏活动并没有因为战乱而消亡，许多躲藏起来或归隐山林的士族和王室贵族便借绘画与书法排遣消极的情绪。这时候，具备心灵归宿的佛教便有了生存的土壤，并迅速由南到北蔓延。因佛教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求善思潮吻合，于是促成了东汉以来佛教题材的绘画盛行时代。

趁着社会动荡，群雄割据，一些地方军阀为筹备军饷把目标转向许多古代墓葬的盗掘。有记载曹操就指使所属军队公开盗墓，三国蜀汉人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记载：“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之后东晋史学家孙盛的《魏氏春秋》、裴松之的《三国志·魏书》里都有引述。尽管后世一直对曹操是否盗墓存在争论，但在东汉群雄争霸、社会资源大量消耗的情况下，依靠盗墓来换取经费，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虽处乱世，这些盗墓出来的铜器除了被铸造铜钱和制造兵器以外，其余的均被一些有钱的贵族和富商们收购或收藏。

曹操建立魏国之后，作为一个文武双全和颇有政治远见的“枭雄”，他很重视宫廷内典籍和书画的收藏。并且当时涌现出许多宫庭书法家和画家，如书法家钟繇、邯郸淳、胡昭、韦诞、刘德升、师宜官等，其中钟繇为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字元常，河南长葛人，官至太尉，魏文帝时的名士，据传是小楷字体的创始人，与晋代王羲之并称为“钟王”，可见其书法造诣之高。当时著名的画家有曹髦、杨修、徐邈、桓范等。其中，曹髦就是一位在绘画上很有建树的业余画家。曹髦，字彦士，又名曹丕孙（254～260年在位）。最初被封为“高贵乡公”，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他因不甘心为司马氏的傀儡皇帝，试图率领亲信数百攻杀司马昭，却不幸被司马昭所杀。曹髦善画人物史实，据记载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鸡犬图》《放陵子黔娄夫妻图》等传世。

另外一位是曹操曾经最器重的谋士杨修，此人不仅文思泉涌，绘画亦兼而善之。相传他曾为曹操画扇子，误点成蝇，有《西京图》《严均平像》《吴季札像》等传世。还有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官拜司空。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非常喜欢，却无法得到它们。徐邈说：“獭嗜鱼，乃不避死。”于是便画了许多鱼悬挂于水边。不久，一大群白獭竞相奔来。明帝一时间得到很多白獭，便赞叹道：“卿画何其神也？”徐邈说：“臣未尝执笔，人所作者，自可庶几。”可见其绘画有多出神入化。曹爽的辅政“智囊”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文学家，曾撰写《皇览》，一边为曹爽出谋划策，一边专注绘事，史载以善丹青著称。

在魏国，曹植（192～232）是必须要提及的才子，曹操第三子，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他以诗文著称，十岁属文，援笔立成，后人以“绣虎”形容其文风丰美雄健，著有《曹子建集》十卷。历史上对他是否从事绘画倒没有多少记载，但他对绘画的观点和评论，使他成为当时先锋派的代表人物。曹植的绘画观点集中体现在《画赞序》一文中。“画赞”这一评论文体始于汉代，以评价画像中的人物为主旨。曹植继西汉遗风，所作画像赞包括庖、女娲以来的始祖、圣君、隐士等共31则，《画赞序》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篇专门论画的珍贵文章。

另外，曹魏时期的碑刻，是当时书法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也奠定魏碑在整个中国书法与碑帖收藏当中的历史地位。其中《范式碑》是曹魏著名碑刻之一，亦称《范氏卿碑》，全称《汉庐江太守范式碑》，用隶书可写而成，立于魏国青龙三年（235）正月，共12行，每行6～15字，在山东济宁境内，因久未保护而失埋，后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新发现出土，仅存上半截。此碑刻北宋时期已见于金石著录中，南宋时期的洪适在《隶释》载有此碑帖的全文，可见《范氏卿碑》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总体来看，碑文字体与汉末成熟期的隶书一脉相承，结体严整，用笔方劲老辣，不减汉隶古朴淳厚之风。

三国时期的东吴，位于现在的湖北、湖南、浙江、江西、江苏长江以南的地方，尤其是江浙地区，历来人杰地灵、文人荟萃，造就了这个地区的文化高度和收藏风气。吴国君王本是贵族出身，其宫廷收藏据历史记载也非常丰盈。三国时期虽然绘画兴起，但颇具绘画成就的当属吴国。目前文献记载东吴最早的画家曹不兴就非常出名。

曹不兴亦名弗兴，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详，被称为“佛画之祖”。善画龙、虎、马及人物，有落墨为蝇等传奇故事，其佛画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相传其所画龙头令谢赫叹服不已。他的画迹今已不存，但之后的著名画家卫协直接师承其法。卫协在黄武年间（222～229）享有很高的声誉，吴中“八绝”所指的就是曹不兴善画，皇象善书，严武善弈，赵达善数，郑妪善相，刘敦善星象，宋寿善占梦，吴范善候风气。吴国早期除了曹不兴之外，还有吴王赵夫人，是吴丞相赵远之妹，也善于书法绘画，成就颇高。相传，孙权曾经哀叹魏蜀未平，很想使人画出各国山川地形图，赵夫人便将自己所画的江湖九州山岳地形图交给了孙权，而且还在方帛上绣上五岳列国地形图。有人评价，赵夫人的绘画开启后世山水画先河，在当时影响也很大，被人们誉为“针绝”。

另外，吴国书法艺术在当时也备受重视和推崇，目前有三国孙吴碑刻传世的仅存4块，数量虽少，其书法价值和地位却很高。人们将这4块碑称为“吴碑四种”，即《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谷朗碑》和《葛祚碑》。其中《葛祚碑》在中国碑刻、书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现存第一块楷书碑，被后世许多书家推崇。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吴中晚期，王室组织能工巧匠，对陶瓷进行了革命性的创造，烧制成了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高温釉下彩绘瓷器。这批东吴皇家御用性质的珍贵瓷器，于1983年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三国东吴M5墓葬出土。随后在2002年至200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南京城南秦淮河船板巷旁的皇册家园建设工地、大行宫地区新浦新世纪广场建筑工地及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这三处地方，先后发现了一批孙吴时期的釉下彩绘瓷器和残片。东吴高温釉下彩绘瓷器的出现，对两晋陶瓷发展无疑影响巨大。

三国之一的蜀国，其宫廷收藏及书画史料记载甚少。相传丞相诸葛亮善于绘画。其次，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史传也工于绘画，算是父子传承。还有刘备的谋士李意其，史传也善于绘画。蜀国宫廷收藏或颇具造诣的书画人才，但也许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也许因为常年战事频繁，也许因为史料的遗失，均没有记录下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