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国历史上的收藏面貌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留下了无数的文物瑰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物为藏，可以探源流”，这大概是人们收藏的最大意义之一。说到历代收藏，我们不得不从收藏的历史来梳理，使人们能够广泛认识历史以来的大致收藏面貌。考古发掘表明，我们的祖先一直有收藏古物的爱好与习惯。尤其是商周以后，上到历朝历代的帝王权贵、文武大臣和士大夫文人，下至黎民百姓，许多人对前人、前朝文物和当时的艺术品收藏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感情，他们大多把收藏历代文物看作是对民族文化根基的延续。从历史上的诸多朝代变迁来看，没有哪个朝代排斥对历史文物的收藏，即便帝王不重视，大多数皇室贵胄或士大夫文人也都是非常重视，只不过流传下来的记载和著录大部分已经遗失，或者遭遇战乱被毁灭而无法考证。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考古发掘和现有的一些零星记载及相关资料中，了解到中国收藏历史上的一些基本面貌。

我国先民自古有藏宝的习俗。从历来考古发掘发现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等大墓随葬品中可知，玉器已经是我们原始先民们最重要的收藏品之一。《山海经》和《轩辕黄帝传》则进一步指出，黄帝是中国“首用玉者”。远在商、周时期，作为赏石文化的先导和前奏，赏玉活动已经十分普及。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曾“得旧宝石万四千，佩玉亿有万八”。从文字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至少从商代起，王室和贵族就已重视收藏活动。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由“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藏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在“天府”和“玉府”，有专职官员——藏室史负责管理藏品，并将所有藏品登记在“簿录”上。有资料显示，老子就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据《战国策》记载：“西周故填字之国，多名器重宝。”3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据《阔子》记载：“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焉。”战国时期，《庄子·天下篇》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后世私家藏书之风由此而兴盛不败。

秦国《吕氏春秋·节丧》也有记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从“玩好宝货”一词可见，秦国时期玩古和藏古之风也有延续。但秦国自称霸以来，在灭六国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损毁大量历史建筑文物，尤其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等国曾经的宫廷内府收藏文物几乎损失殆尽。不仅如此，秦国统一之后在政治上实行集权和专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惨烈的“焚书坑儒”运动，镇压和屠杀具有反抗意识的知识分子，焚毁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无计其数的典籍、书籍和书画等文物艺术品，秦国宫廷内府更是对历史文物的收藏和保护甚少。这种文化上的无知和野蛮，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国家，而且把具备中华民族血脉延续功能的历史文物连根拔除。秦国虽然统一六国疆域、消除各国战乱，并留下长城、兵马俑等令世界瞩目的文化遗产，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但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却成为罪魁祸首，而且这种高度集权政治、野蛮对待文化的做法，严重影响着中国以后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