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现状及发展趋势探究

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

近年来，随着西安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在调整、优化、升级中渐进地发生改变。消费层次变化、消费升级进程反映了消费水平的发展趋势和一个区域的发展潜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对10年来西安城乡居民消费运行轨迹分析，结合西安经济发展运行情况，研究城乡居民消费发展历程、升级现状、变化趋势及蕴含的潜能等，以期对各级政府制定和调整消费政策、产业政策及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城乡居民消费现状

消费升级要以消费水平提高为起点，消费水平经过一定的积累才能蕴含出消费升级的潜能。

（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发展变迁

过去的10年，伴随着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不断提高，消费水平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1）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快速跃升。随着西安市各项惠民政策的不断推出和有效实施，西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也持续提高。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80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6961元，分别比2003年累计增长了1.7倍和2.9倍。城乡居民在2003—2007年的五年内累计分别增加消费3293元和1385元，在2008—2012年的五年内累计分别增加7918元和3580元。城镇居民在2007年已经迈进人均万元消费大关，农村居民目前离万元大关尚有3039元的差距。

（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幅高于城镇。10年间，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均分别递增10.8%和14.6%，两者相差3.8个百分点（见表1），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增幅最高为2007年的12.4%，最低为2003年的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幅最高为2011年的36.6%，最低为2003年的1.2%。城镇居民的消费增幅曲线蜿蜒向上爬行，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表现为高位增长后小幅盘整—再增长—再盘整的状态，增幅呈螺旋状上行态势。

（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革历程

消费结构的改变需要长期发展变化的积累，回顾十年前西安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历程是研究目前发展变革趋势的基础。

（1）生存型消费改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历时约8年。城乡居民从以吃引领消费向吃、穿、用低水平的全面扩张消费结构改变。但仍以解决生存的基础性消费为主，其中尤以食品支出为最。1985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49.5%和48.5%。城乡居民从吃饱到吃好，从穿暖到穿新，从“没得用”到“有得用”开始改变着家庭消费的细节。居民消费的最高额度保持在百元级，呈现出生存消费的初级改善阶段。

（2）发展型消费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历时约15年，消费结构从整体量变达到了局部质变。1988年前后，家电抢购风潮掀起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革。城镇居民家庭从“老三件”（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开始向“新三件”（冰箱、彩电、洗衣机）过渡，家用电器作为一种时尚消费品陆续走进城乡居民家庭。城乡居民家庭的家电消费比重在1989年分别为5%和3%，而在2000年分别达到10%和7.8%。居民消费的额度从百元级向千元级跨越，城乡居民开始讲求满足精神上的娱乐性和生活上的舒适性。

（3）发展型消费稳定阶段。本世纪初期至今，历时达10年，消费结构体现出整体趋稳、局部微变的格局。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排序依次为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他杂项商品及服务。原本消费热门的家用电器已进入第二、三轮的更新换代阶段。这一时期的旅游、教育、高档的信息化产品等消费快速登上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账单。2005年以后，衣着、交通和通信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开始稳步攀升。2007年以后，教育文化娱乐消费从高位开始回落，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占消费的比重稳定在15%左右。城乡居民消费的额度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的电子产品、汽车和住房消费发展。

（三）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变化情况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较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其消费差距仍然客观存在，但近十年间居民消费差距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于城镇。2012年，20%的城镇低收入居民家庭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748元，相当于200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平均水平，约落后于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五年。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6961元，仅相当于2003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农村消费水平整体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约十年。

（2）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值缩小。城镇居民高低收入户消费水平比值分别由2003年的4.1∶1缩小到2012年的3.0∶1。按照全市不同消费区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情况对比分析，最高与最低消费支出比值由2003年的3.1∶1，缩小到2012年的2.2∶1。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比值也由2003年3.8∶1缩小到2012年的2.8∶1。

二、城乡居民消费发展趋势对比

城乡居民消费变化趋势的轨迹有一定的相似性，城镇居民消费领跑于农村居民，消费亮点也呈一定的趋同性。

（一）惠农政策促收支快速增长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致力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负担减轻、农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持续增收。各项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为农民增收及缩小与城乡差距奠定基础。加之更多新生代农民外出务工，其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及生活习惯已经逐渐城镇化。有技术、懂生产、脑筋活的农民已经走到消费的前列，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二）居民消费结构同步调整

一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同步降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从2007年的36.6%降到2012年的34.6%。同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8.2%降到33.8%。由于城乡居民受食品消费来源不同和物价影响程度有别，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城镇。二是城乡居民交通通信消费先后得到提高。城镇居民十年内交通通信消费持续增加，比重逐年加大；农村居民交通消费在2009年后有所凸显，且不断攀升。三是文化教育娱乐消费占比共同下降。从2007年起开始逐渐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到2008年免除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比重开始下降。

（三）居民消费热点各有侧重

一是医疗消费变化有异。农村居民在2008年参加新农合后加大了医疗消费比重，由8%左右增加到10%以上，表明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有释放的能力和愿望。而城镇居民的医疗消费比重维持在8%左右。二是住房消费变化有异。2003—2007年，城镇居民购房愿望强烈。最高的2006年人均支出1274元；2008—2012年，城镇居民购房趋淡，最低为2008年人均支出357元，其中2012年前后，一直维持在人均670元左右。而农村居民在2008—2012年建房支出较旺，2012年达到人均2500元，是2006年的3倍。表现出农村居民有钱以后消费倾向的大小和消费选择的次序性。

（四）城乡群体差距逐步缩小

由于城乡居民掌握的生产资料不同，收入来源、增收能力、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的不同，导致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有着必然差距。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计划在2010年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政府在这十年中一直关注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劳动就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不断提高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使得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存着的相对差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日趋缩小。

（五）居民消费亮点逐渐趋同

一是医疗社会保障制度共同受惠。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不断健全，城乡居民达到政策全覆盖，其中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已达97.7%。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逐年增加，2012年，农村医疗保健消费比2003年增长了5.3倍，基本解决了农民的“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二是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同增。2012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彩电、移动电话、固定电话数量分别为126台、58部和239部，而农村居民家庭拥有量也分别达到了121台、289部和246部。三是城乡居民家庭居住条件改善。2012年，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27.2平方米和67平方米。

三、扩大消费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

扩大消费既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家庭生活水平，也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一）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GDP持续增长

（1）扩大最终消费比重的意义。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西安市投资所占的比重由2003年的54%提高到2012年的87%，提高了33个百分点。而消费从2003年的57%回落到2012年的48%，下降了9个百分点。在2007年以后，伴随着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改变，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导致净出口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平抑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必须靠扩大消费和投资来拉动。西安市的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近五成，消费占比远远低于投资的占比，消费的增幅也同样低于投资的增幅，一般低于GDP增幅6个百分点。在未来投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甚至极限时，探寻消费增长的路径尤为必要。

（2）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的意义。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77.0%，比2007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由2007年的78.0%提高到2012年的87.0%，提高了9个百分点。2012年，西安市的城镇化率达到71.5%，按核算口径，2012年，农村居民消费仅占到居民消费的13%，从短期看，消费的重头领域集中在城镇，扩大城镇居民消费见效快。但是从长远看，农村居民费潜能大，激活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是长远选择（见表2）。

（二）扩大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对发展服务产业的意义

（1）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消费比重居全国前列。居民家庭服务性支出是指一个家庭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面的非商品性服务费用。服务性消费的高低表明了居民家庭的社会化程度的水平及发展型服务消费的水平。十年来，西安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消费的比重在30%—33%之间。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4081.85元，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列第15位，其占比排第5位，仅次于广州、深圳、长春和南京市。

（2）服务消费与第三产业发展相互促进。2012年，西安市服务业总产值已达2288.76亿元。十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50%—52%之间。第三产业的持续繁荣和居民对第三产业的消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四、城乡居民消费的“六大瓶颈”

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的背后，同样面临着增长“瓶颈”问题，个别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居民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一）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升降不一

城乡居民在消费扩张期，消费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出不同的消费意愿和消费选择。

（1）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变化明显。从消费倾向看，2012年，西安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75.5%，比2003年下降12.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为87.1%，比2003年提高了23.6个百分点。从八大类消费看，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倾向分别呈现“五降三升”和“七升一降”格局。分细项看，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支出消费倾向的涨幅最大，达2.8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食品的消费倾向分别下降了4.6和4.4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的交通通信、居住和医疗保健消费倾向分别增长6.9、6.6和5.6个百分点。由图1看出，2003—2006年，属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扩张阶段；2007—2012年，属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扩张阶段。其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较大，2012年，农村居民收入比2007年增长1.2倍，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为88.3%。

（2）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大于城镇。与2003年相比，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分别增长了1.82倍和2.86倍，消费支出的增量大于收入增量，农村居民处于消费的扩张期，在收入增长的推动下，农村居民有能力也有意愿改善自身消费的结构和质量。而同期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则逐年降低。主要缘于：一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已经到了一定的平台，上行动力不足。二是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市场物价和住宅价格的持续上涨对镇居民家庭的影响增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

（二）城乡部分领域消费压力过重

住房、教育、医疗支出被人们俗称为居民消费的“三座大山”。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重负。此类刚性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城乡居民部分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

（1）教育支出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资料显示，城乡居民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呈增长之势。2012年，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分别比2003年增长1.2倍和1.5倍。虽然西安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但是教育带来的相关消费压力并未减轻。许多城镇居民家庭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阶段需要面对高昂的入学赞助费、择校（班）费等，城镇居民此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居八大类消费的第2位，仅次于食品支出。西安的教育支出占比一直排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前3位。农村居民也越来越注重教育投入，子女培训班、补课班的支出逐年增加，加之要承担大学阶段不菲的教育支出，尤其是有学生的中低收入家庭只能以缩减即期消费来为子女做好未来教育储备。

（2）居住支出逐年攀升。2003—2012年，西安城镇居民人均购房支出在2006年达到顶峰，人均支出1274元，是2003年的2.4倍。根据国际住宅市场的经验，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是指一套中等水平住房市场价格与家庭平均年收入的比例）在3∶1到6∶1之间时，大多数居民才对市场上的住宅有支付能力。如一套约80平方米的商品房，以每平方米6600元的均价，按2012年户均可支配收入69870元计算，西安市房价收入比达7.5∶1，已超出6∶1的国际警戒线。2012年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是1414元，是2003年的4.5倍，其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也由2003年的17.4%增加到2012年的20.3%，仅次于食品支出。农村居民为了提高在村邻里的声望及为子女准备婚嫁用房等原因，“楼高、房大、屋宽、院深”是农村居民对居住的追求，大多数农村居民家庭会将家中的全部精力和储蓄用在修建和扩建房屋上。

（三）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影响大

物价与民生息息相关，物价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变化。

（1）对城镇居民生活影响大于农村。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与物价上涨基本保持同步（见图2、图3）。物价上涨，不但降低了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水平，且使得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缩水。CPI中变动频次最大，变动幅度最高的就是食品和服务类。由于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消费的34.6%，因此，对CPI变动更加敏感；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能以自产自用冲减CPI上涨对生活影响。服务性消费占到城镇居民庭的30.7%，城镇居民用于服务性消费支出也要高于农村居民。

（2）对低收入居民家庭影响最明显。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消费，生活必需品涨价会加重其生活负担。他们在无法增加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消费仅局限在米面油等最基本食品上，对肉、禽、菜、果等的消费也会控制在较低水平。同时，尽量缩减服务性消费支出，生活体现出“重量轻质”的特点。

（四）居安思危观念影响消费扩大

西安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额由2003年的1210.56亿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4787.03亿元，累计增幅为2.9倍，年均递增16.5%。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增幅分别为1.6倍和2.8倍。10年来，城乡居民仍存在很强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尽管央行多次出台政策调整利率，刺激消费，但由于未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预期消费压力较大，“防患于未然”的心理使得城乡居民消费更为谨慎，主要原因：

一是目前的社保制度还不够完善。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大养老、医疗的保障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贵”的问题，但保障体系之外的报销额度也足以让一般家庭难以承受。如从2011年7月1日开始试点推行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每月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并不高，不足以维持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城乡居民存钱养老、防病意识仍较强。

二是民间投资缺乏风险评估保障。近年来老百姓已经意识到资金投资的利益远大于银行收益，但投资渠道较少、风险较高、信息不对称等制约了民间小额投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老百姓投资和消费意愿，大多消费者选择了将钱存在银行求得增值保值。

（五）城乡居民消费增幅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1）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落差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社会集团消费和居民消费。10年间，西安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只有三个年份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而城镇居民消费增幅一直低于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增幅，最低相差3.3个百分点，最高相差10.9个百分点。一般城镇居民消费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个点属于正常区间，但是有7个年份的两者相差5个百分点以上，居民消费增长略显乏力（见表5）。

（2）居民消费比重将大于集团消费的比重。促进居民消费能更有效地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国上下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大幅缩减“三公经费”，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机构的购买力。因此，有效促居民消费就显得尤为重要，城镇居民消费比重大，带动力强；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低，但潜能大。目前亟须进一步提高人均购买能力，促进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提高。

（六）消费层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居民消费层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消费虽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2012年，与全国相比，西安农村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费除2009年以外（农村居民交通通信处于扩张状态），普遍低于全国水平。而食品、居住等初级消费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居住支出分别高于全国7.5个百分点和1.3倍。这类消费的高企挤压了农村居民其他领域消费升级的空间。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10年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达14.2个百分点，其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2）消费与副省级城市相比排位靠后。2012年，西安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13位，与居首位的广州相差12474元，比最低的哈尔滨高414元。作为衡量消费结构升级的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其占消费支出比重的分别居第14位、第13位、第3位。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分布不均，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比重过高，挤占了其他享受型消费支出。

五、扩张西安城乡居民消费的途径

（一）继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方式

（1）从注重投资转向注重消费。目前，西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需求增长较滞后，在近一两年来投资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更应实现投资、消费全面增长，提高消费率，为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2）财富向中低收入家庭聚集。居民收入应该实行“提低、扩中、调高”的标准，呈“枣核形”分配架构。具体讲，“提低”即对城镇而言，要不断提高每年职工工资增长标准，最低职工工资标准和城镇居民最低保障标准，确保执行的标准与物价水平相协调；对农村而言，要制定更多惠农政策，转化土地的综合利用率和产出效益，改善农产品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扩中”即要通过扩大就业，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加强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调高”即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察和调控，实现平均工资限高封顶，并通过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二）拓宽居民家庭收入来源渠道

对2003—2012年西安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增长进行定量分析。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判系数R2，测度回归直线对观测数据的拟合程度，采用估计的回归方程来描述因变量Y的期望值对自变量X影响，模型如下：

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Y=1009.238389+0.9382331889×X R2=0.9697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Y=1249.036249+0.7036819063×X R2=0.9984

可以看出，西安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与收入增长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4和0.9697。即人均收入每增加100元，将分别增加城乡居民人均消费70.37元和93.82元。因此，提高收入才是扩大消费的根本途径。

（1）提高城乡居民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动力，提高城乡居民就业能力，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如建立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培训制度，大力发展社区服务、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壮大；鼓励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应研究制定城乡一体不限地域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实行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参保与在当地参保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

（3）扩大财产收入来源渠道。根据城乡居民的资产规模、专业知识、风险承受能力等，开发出更多适合不同人群需求的投资产品。在城镇，要提升居民的理财水平，培养居民多渠道投资意识。在农村，要促进土地流转，增强土地效益。在城乡接合部，促进房屋租赁产业良性发展，让农户分享固定资产升值带来的收益。

（4）加强经营收入来源比重。对农业经营而言，一是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二是继续创建和扩大“一村一品”优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农业经济的软环境。对于非农经营而言，一是开通绿色通道、加大政策帮扶，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二是对新创业者给予一定期限内的税收减免，并通过技能培训，提供政策、信息咨询服务，避免创业者走弯路和降低投资风险。

（三）减少城乡居民即期消费顾虑

（1）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一是加大政府补贴。在农产品生产源头，加强技术指导，提供准确信息，确保农民不会因生产资料的“价贵伤农”，也不会因农产品的“价贱伤农”，保障农民利益，进而稳定城镇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等。二是缩短流通渠道，进行“农—超”的无缝对接，减少运输成本和流通环节。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在物价波动时，对低收入家庭启动物价补贴联动机制，确保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稳定。四是加强市场监管。对不合理定价行为要严厉制止和给予相应处罚，保障市场价格平稳有序。

（2）控制房价合理上涨。一是要加大房价调控力度，落实“国五条”，严格房产登记制度，对于倒卖房屋、囤积房源、哄抬房价、价格欺诈等应严肃查处；二是要扩大安居房、保障房、经适房的比例，减少审批环节，加快中小面积户型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供地、建设和上市，满足合理的住房需求。三是要盘活存量用房，激活二手房市场。

（3）降低教育竞争压力。一是积极推进“大学区”制，整合资源，利用名校的管理和优秀师资来带动周边普通学校的教育水平。二是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从根本上治理择校费的攀升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极不符合现象。

（四）引领消费观念健康积极向上

（1）以文化消费为主，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是建立健康消费方式。通过家庭培养、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手段，倡导居民享受健康、先进、优质的消费产品及服务，促进消费观念升级换代，不断培养有益、有趣、健康的消费方式。二是倡导文化消费是提升消费结构的重要引擎，发掘新的消费热点。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以旅游传播文化，积极利用地方独特的文化内涵，加大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文化消费设施。

（2）以即期消费为主，挖掘沉淀的消费潜能。一是多举措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拓宽消费领域，提升消费层次，确保居民有钱能花、会花。二是随着普通百姓与世界距离的越来越近，出国学习、旅游、商务所伴生的购物和休闲会进一步增多，旅游、参观游览、体育健身、其他文化娱乐享受消费将会进一步增长。因此，文化、教育、交通通信等各方面的消费场所和消费政策要与时俱进，创优消费环境。三是注重居民服务性消费从业人员的培养和提供，加强管理。如家政消费需求、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信息消费、饮食服务消费有着较大增长空间，要从实物性商品到服务性支出方面双重提升居民的即期消费舒适度、满意度。

撰稿：焦卫冬 景春玲 张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