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渭城朝雨浥轻尘——序《李登峰作品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我的故乡，礼泉出了个李登峰，这成为陕西乃至全国民间文学界一大盛事。继《陕西日报》之后，《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国内诸多学者撰文研究评述，李登峰作品集出版，一定规模与规格的专门研讨会召开……虽然没有介入，但我一直很高兴地关注并感应着这来自乡梓的文化冲击波，甚至有过将李登峰原稿收藏于博物馆的动议，后来获知咸阳档案馆收藏后才作罢。现在，杨生博教授以特快专递发来厚厚一叠的两人合著《李登峰作品研究》，嘱我为序。我想借此谈几点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李登峰的名分问题，似乎颇有争议，我以为最初发现者命名的民间歌谣家颇为精准。

这里有两点需要梳理一下。一点是民间之“民”的所指。因为这一词汇的定位与意涵有一个历史性的演进过程。英国民俗学先驱、创用“民俗”（Folklore）一词的威廉·约翰·汤姆斯认为，“民”是以承载“大众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的乡民为主的“民众”（the People）；德国的格林兄弟认为，民就是民族；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民即社会群体；人类学之父泰勒认为，民是古人，或者说是至今生活在非文明环境中，或未进化到文明阶段的那些人，简单地说，民是野蛮人或未开化者；产生于19世纪初，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观点，即民即是农民或文盲，指的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与城市人口和知识阶层相对的那些人——这一错误的观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但也有着致命的软肋：随着现代城乡差别的缩小乃至消失，民俗学岂不失去了研究的对象？为了解决这一困惑，20世纪中后期，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将“民”的概念拓展开来，认为已不再局限于农民和下层民众，“民”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对中国民俗学有着重大影响的邓迪斯重新定义说，民俗学中的民可以是任何一个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具有某种共同点的社会群体，而且这一社会群体必须具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民俗之“民”，是指非公务情境下的任何个人和群体。显而易见，这里的“民”是一个与官方相对的概念。以此来看，李登峰自然不属于其他，在学科意义上，就是典型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对象的民间之“民”。

另一点是“民间”与“农民”身份的界别。从李登峰所从事的职业与其对应的创作时段来看，主体是前期，即在游村转街的补锅生涯中。虽然他出身农村，后期也长期以务农为生，但这阶段创作的存量较少，不足以径直命名为“农民”歌谣家。更何况“民间”作为上位概念，也足以涵盖李登峰作为一个底层民众的社会身份全部。

其次，是李登峰作品的定位。当我们解决了李登峰的名分问题，其作品定位与研究的切入点也就迎刃而解了。虽然命运的遭际使他的身份由钉锅匠再转回到农民，虽然命运的浪涛将他一再重重摔下最后又高高捧起，或被贫穷与灾难所纠缠，或被贬为另类惨遭践踏，或否极泰来，晚年获致社会的认可与推崇，但这一切仍不足以改变他的仪态，不足以改变他的本色，他仍稳稳的是一介草根之民。他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中国最基层的草根民众的精神世界；他的歌谣创作，是发自民间底层生命的自然吟唱，是一方始终未被扰动未被搅浑过的原生态黄土层。如果这样的判断能够成立，那么，无论是将李登峰的作品独立研究，还是与他人做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与王老九比较吧，从风格上讲，王老九是文采派，李登峰是本色派；从创作格局讲，王老九是视野多样、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跳跃式吟唱，而李登峰则是日积月累自成谱系的草根史诗；从创作际遇来说，他们都有被发现而震惊社会的轰动性效应。王老九虽然一直被命名为农民诗人，但在他成名后的岁月里，却渐渐不能代农民立言，自觉不自觉地与社会主流话语重合，他的诗歌逐渐个性消隐，走向似乎共鸣般的群体歌唱，而不再是有农民诗人独到的感悟与发现。经过那些岁月的人们都知道，这不是王老九一人的转向，而是那个时代群体作家的创作及其思维方式的转向。作为一个最为基层天才的民间歌者，王老九无论是真诚地唱着祈祷般的颂歌而不是生活情境的感受，还是稍有独立感悟的复调叙述歌唱，都未能躲避他及其家庭被踩在脚下陷在泥里的悲惨遭遇。但李登峰的被发现却是幸运而健康的发现：当年的李敷仁鼓励并在报纸上发表他的歌谣，却仍定位分明，支持写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受；梁澄清、张廉采访搜集整理李登峰，将其一举推向社会，但仍尊重其作为一个民间歌谣家的主体地位。虽然相距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但这些社会文化精英有着一致的文化目光，其高远卓绝之处在于，他们从未试图操控李登峰的创作，影响或改变李登峰的创作意念。他们所做的是在自己所拥有的平台或文化空间里，为这位命运多蹇的民间歌谣家张势，强化并呵护他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可以说，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命运给了李登峰那么多的磨难，但李登峰却始终是自己歌谣创作的主人，绝对的主人。无论是从选材到意念，还是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无论是悄悄记录于日记卷册，还是公开吟诵与书写，没有外在的干涉，没有外在的诱惑，都是李登峰自得其乐，自己做主，自己裁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是难得啊！

至于李登峰作品的具体研究，如别具学术目光的创作阶段两分界定，如梳理作为一种非正式非官方的形式创造与传播，梳理其展示民间特有的行为规范、道德伦理、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本书有着一定值得肯定的学理分析与判断。而且对于更多论者的研究也有着相对客观的呈现与平和的论述。这就建构了一个视野广阔且相对系统的研究平台，建构了可以自由言说李登峰歌谣的文化空间，自然将李登峰歌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群难得的礼泉文化精英，出于对民间文化创造者的敬畏与礼拜，出于一种难以言说的文化担当而做出难得的贡献。这是让我们这些关注乡梓文化建设的人颇感敬佩的事情。真是可喜可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立春惊蛰之后，百花怒放，枝叶回黄转绿，这是所有的植物在经历了漫长而寂寞的冬季之后，在大地回暖的季节应有的生命涌动。我常常想，李登峰是否意识到，他所掌握的进行歌谣创作的语言符号，带给他坎坷境遇难以掩抑的终生自由和快乐，也带给我们一份如黄土层一般厚重而永恒的文化遗产。

张志春

2015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