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李登峰研究的新成果——《李登峰作品研究》读后

去年上半年某日，老朋友张廉把《李登峰作品研究》初稿送我阅读，让我十分感动。我们都曾经以李登峰为荣耀，对李登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多少年了，心里总是念念不忘。在去年礼泉文化局所安排的一次讲座中，想不到我俩竟然都选择了李登峰这个话题，感到还有未了的心愿和未尽的责任。更想不到时至岁终，这本20多万字的新研究成果《李登峰作品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修订稿），由根在礼泉的几位学子众手促成，且由杨生博负责列入陕西省普通高校优势学科中国史（历史地理学）咸阳民间研究方向2014年专著资助项目，便心中又添一种喜悦。既为学术，眼睛向下，关注民间，亦为故里自豪，更为李登峰在天之灵鞠躬致意。

我很欣赏《研究》绪论中的这一段话：“对劳动人民（民间）艺术家的最好爱护方式是尊重。按需要异化性地拔高他们的作品无异于‘捧杀’，对他们尊重的最佳途径是从作品中挖掘深藏的财富。”李登峰已经去世，他和他的作品已经成为历史。他的生存、生命和创作，只能属于他自己和他所在的历史去共同完成。我们只有保持“尊重”的立场和态度，既不应该拔高他，也不能去苛求他，只能以客观的态度和立场去了解，去认识，去思考，去判断，从中获得滋养。

《研究》分五章，涉及作品定位、作品生态环境分析、作品的价值、作品创作动机、阶段划分及艺术特点、作品命运等。显然，这是一种宏观思维和架构。对于每一章的分析和论述，既引用了此前已经发表发生的认识和见解，也表达了新的解读与阐释，甚至扩而大之，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归纳其个性，这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是慎重而客观的。尽管在各章或具体话题的认识、见解与结论上未必会完全一致，依然还会保持不同见解，这也是十分正常的学术现象。但整体而言，《研究》作为一部专著，使过去相对零碎、分散的研究更呈现学术化的广度与厚度，使李登峰作品的价值和特色更具条理性与逻辑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做到的。

相比较而言，由于《研究》侧重于对李登峰具体作品的归类、分析与比较，便感觉对于李登峰作为一个活生生，具有自己个性、性格、命运的人，还有再深入进行整体研究的必要。因为一切作品都生发于“这一个”真人的身上，是这个具体的人的生命留下的记忆和痕迹。虽然就作品也似乎可见这“一个人”，但能够宏观地、立体地把握住了这“一个人”，并对这“一个人”不同生命阶段所发生的故事进行分析，似乎更有利于解读他的作品及其相关的深层话题。

宏观地看，李登峰是一个本分、勤劳、善良、出身乡村的下层劳动者，却又是一个喜欢读书、热爱生活、崇拜文人文化的下层小知识分子。在胆小、拘谨的天性中，他又有不同于人的幽默与乐观。李登峰受母亲影响，是信佛文化的，朴素的善恶观念对形成他的人格极为重要。且受中国传统启蒙读物儒家思想启发，言谈规矩，行不逾矩。他会使我们想起旧时乡村的“劝善先生”。在村子，他是传统知识风俗“百事通”，也是乡党眼中的“好好人”，言行谨慎，德高望重，村人皆称他“先生爷”。直到生命晚年，挂在他家门前的一块木牌上还公布当日公历、农历和节气知识。

他的作品基本上不是为了发表才去写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他生命与情感的纪实。日记中存在的记时与话由，证明他的写作是有感而发，每一个作品的产生都有一个让他心动的原因，所以记事与情感皆是真实的。这种写作习惯与动机，无论新中国成立前在当钉锅匠的游走生活中，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家做农民的日月中，一以贯之。对于旧时代，李登峰扮演的角色基本是客观事物的记录。对于新社会，他更多的却是生活和生命的体验者，因为他的身上留有现实生活的伤痕（误入“一贯道”），这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影响他的命运和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年丧妻的打击。对于政治上的不幸，他心里委屈却不能言。于是，丧妻与丧子的不幸就成了字字如血声声成泪的心灵寄托，若开口尤其感人。有时便想，李登峰的作品其实是极为朴素的“劝善歌”。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李登峰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缄口无声，不见新作品，就是这段不幸的现实人生空白的注解。直到60年代末，他还以戴罪之身在时时检讨自己。真正返璞归真，看透人生，心平气和，体会自由，已到晚年。所以，整体地把握李登峰的生命全过程，把他既作为一个社会的、历史的人去看，也要把他作为一个生命的人、自然的人去看。作为社会的、历史的人，他所留下的作品主要会是一种社会与历史的品格；作为一个生命的人、自然的人，他所留下的主要会是对于生活与命运的情感。由品格和情感所构成的他的每一种形式的文字，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生命气息和气韵，而情感更是滋养他写作的根脉和元气。每见有较强烈的情感冲动，他的作品就会显示出诗性的审美意味。把握住一个活的、整体的生命，不但有利于帮助我们对其具体作品的体会与解读，而且有利于我们从一个人的命运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文化现象，去反思我们的社会和历史，启发我们去认识文化与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把李登峰与王老九、谢茂功进行比较，是这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都是关中人、同龄人，都得益于乡土文化作为个体创作的根基，都是具有文化创造与表达能力的农民，但他们又有差异。对于旧时代，他们都是经历者，但是各人的姿态和选择各不相同。王老九和谢茂功属于直接的揭露者和批判者，李登峰却是客观的记录者，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各人在新时代的不同命运。前两位，由于自觉和较早地融入现实政治生活潮流，而且他们的创作都直接得到过上级派来的文化人的扶持和“帮助”，所以便有政治上、艺术上相对成熟的代表作。加之新闻媒体的偏爱、宣传，社会所提供的大开眼界的机会，皆曾造成过较大的社会影响。李登峰却不同，他在新社会基本是一个“不幸者”。他对新社会、新生活也有赞美，却仅仅是立足于个体的感受。但李登峰却有对自我生命和心灵进行回顾、反思和宣泄的作品，并饱含真情，朴素而真切。在这一点，其艺术格调和审美价值比之王老九和谢茂公，并不逊色。《研究》把李登峰这一特点称作是一种“淡然”心态，似乎是出于一种自觉。但我以为，联系李登峰的生命遭际，其内心是否仍存在着某种惊恐、无奈与失意呢？

关于诗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李登峰的作品是否具有诗性价值？仅引宋代及其后关于诗歌美学理论几则：宋代是一个士大夫普遍好佛习禅的时代，美存在于眼前的事物中的思想也在这时的美学论著中反映出来。张戒《岁寒堂诗话》提出“世间一切皆诗”的观点，他评说：“王介甫（安石）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山谷（黄庭坚）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瑞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一切皆诗也。唯杜子美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杨万里认为，“山中物物都是诗题”。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明清。明艾穆《十二吟稿原序》说：“环天壤间，皆声诗之府。”清黄宗羲《诗历题辞》:“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乱治，皆有藏纳。”诗之美，就在于即物会心，写出眼前所见、心中所感，而不在于闭门造车、妄想揣摩，更不在于喧哗与姿态。据此，联系其感动人心的篇章，对于李登峰还得再去思考。

李登峰作品的被发现，并被编辑出版，参与者没有对其作品动过一个字，完全保持其原貌。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决定了编辑者的立场和认识的主调。李登峰40年代虽与民俗学家李敷仁因投稿《民众导报》有过接触，但他的作品都是自我独立完成的。李登峰的作品能一直保持一以贯之的“日记”体习惯和形式，坚持源自生活真实，有感而发，让他和他的写作更具独立的本色意义，安恬、乐观的个性价值。这或许也是他不幸中的幸运。

祝贺杨生博、张廉多方位的目光和用心。更盼望有高屋建瓴、不拘一格的真知灼见。

梁澄清

2015年1月15日于由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