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一、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背景和条件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
1．时代背景
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前中期，当时时代的主要特点是战争与革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革命形势，随后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国际背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现实，使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开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欧洲许多国家接连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认识到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就成为时代的基本要求。
2．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近代中国新的生产力主要是指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20世纪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比中国资产阶级资格更老、社会基础更广的革命阶级。除具有世界无产阶级一般的优点以外，还有自身特殊的优点。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崛起，一方面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来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引进，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猛烈的反封建运动。他们追求民主，提倡科学，以磅礴的气势给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以及迷信、愚昧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启发了人们的理智和民主主义的觉悟，为外国各种思想流派的传入敞开了大门，激励人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也就为其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的引进与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成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条件。
3．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前提和来源。毛泽东思想若离开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毛泽东思想体现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中，这些著作和文献，有的是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有的是深入实际斗争、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有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活动和实际工作而做的指示和决议。可见，中国革命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基础，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直接推动力。
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调查研究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20世纪30年代同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它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完备成熟、继续发展四个阶段。
1．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党的创立和国民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积极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参加北伐战争等。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基本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思考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
首先，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向。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确立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这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初步结合的重大成果。
其次，开始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国民革命时期，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主要表现在：①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共二大指出了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二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统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②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提出。1925年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邓中夏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天然的，而是要力争的。在此前后，周恩来、毛泽东等也明确提出并论述了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领导阶级的思想。③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述。1924年召开的中共四大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1925年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把工农联盟问题同农民的土地问题联系起来。北伐战争开始后，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恶毒攻击和陈独秀的压制，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④关于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统一战线。中共四大明确地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之后，瞿秋白还初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1925年12月，毛泽东则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创造性地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提出买办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即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有革命性和斗争性的一面，又有动摇性和妥协性的一面，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中共四大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中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思想。⑤关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设想。1925年11月，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本人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还明确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这是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简单明晰的表述，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轮廓。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斗争经验缺乏，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上述原则和思想还是初步的不完备的，有待于深化和发展，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的成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2．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特点及外部条件等密切相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之后，党在各地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大多数失败了。新的失败把革命发展道路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怎样积蓄和发展力量？革命的重心是放在农村还是城市？当时，从世界范围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城市武装起义一种模式，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从理论指导、形势和性质估计、政策策略确定、方式方法到框架模式，都按俄国十月革命一套严加规定，指手画脚，甚至于干涉中共领导机构组织人选。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照抄马列主义本本，排斥和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其结果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1927年以后的几年间，不断坚决抵制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因而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而且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了这条道路及与这条道路相关的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基本解决了在农村与战争环境下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1930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脱离实际的“唯书”“唯上”的本本主义；强调坚持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论述，已经初步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以及三者的紧密结合。这表明，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已基本形成，因而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之一。
3．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全面展开而达到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能够走向成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有利于从全局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研究。第二，大革命以来胜利和失败的实践，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党所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矛盾的多样性、斗争的艰巨性，前所未有，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全貌，为共产党人在伟大的斗争中处理矛盾、积累经验提供了实践基础。第四，党的理论素养的加强和思想路线的端正。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算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第五，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改变，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受干预和约束地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有关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4．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武装的革命与武装的反革命进行大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中得到重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提出了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以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理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人民军队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战略进攻学说；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方面的新思想；革命转变论、不断革命论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主要思想有：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方针；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则；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的方针，等等。
（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如何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特殊的国情，需要具有特色的理论。在回答和解决这一极为复杂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扩大党的阶级基础。1924年，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实现了首次合作。这一阶段，中共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1927年，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相继举行了若干次起义，但大都归于失败。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失败证明：在国民党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行不通的。
各地武装起义蜂起之时，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以城市为中心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索：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把主要战略方向指向中心城市，为什么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在中国不能成功？事实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三座大山”的主要力量盘踞在中心城市，而农村是统治的薄弱环节。毛泽东毅然决定把主要战略方向指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并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在顽强斗争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并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但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此外，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和斗争造成了军阀割据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缝隙。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相当力量红军的存在，党的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毛泽东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以后，对如何巩固根据地这一问题的回答。所谓“工农武装割据”，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毛泽东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内容，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阵地，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成功。
不进行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就不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基础。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就没有保障，根据地就无法开辟、巩固和发展。没有根据地，革命武装就无从开展土地革命，甚至会陷入流寇主义的泥淖。太平天国起义轰轰烈烈，但最后失败，失败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只有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三大法宝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明确的。大革命时期，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对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大革命失败后，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仍主张“城市中心论”，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党总结了以前两个阶段的经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和发展了强大的军队，党也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重要原则。统一战线，就是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政党或集团结成的广泛的政治联盟。毛泽东曾说过：“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并开辟了在国民革命旗帜下发展党的组织的新道路，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做了准备。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跟随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队伍，革命统一战线中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时期党领导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党在领导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解放战争时期，在反对美蒋反动派这一旗帜下，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结成了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把一切不甘心受外国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还造成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诸多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就必须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首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领导谁，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统一战线其次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能否结成巩固的联盟，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工人阶级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就失去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力量支持，就无从体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统一战线最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孤立主要的敌人，才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但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同时，如果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和平”的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可能会瓦解；而在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如果不同他们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革命也就会失败。
第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有两种：暴力革命与非暴力革命。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是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凭借着暴力对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中国人民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中国政治的逻辑是武力决定一切。革命人民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不但要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而且还必须组织军队，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
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广大农民具有较强烈的革命精神。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民就成为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中国革命进行的长期的武装斗争，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毛泽东指出：“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密切关系。”怎样把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军队？这个问题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没有先例。毛泽东从领导秋收起义并向井冈山进军开始，就开始研究人民军队建设问题，并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重要原则，进而形成一整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这支军队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但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的斗争形式。在革命的某些特殊时期，武装斗争要与城市工人斗争、国内外政治斗争等结合起来，以其他的和平手段为武装斗争服务，以武装斗争支持和平斗争。
第三，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一起被称作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党的建设”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党的建设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
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再加上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之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如何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维护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种种情况决定了在中国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条件，它同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一起，成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2．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很难一蹴而就。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实际，系统地回答了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并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即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到了1953年初，抗美援朝可望结束，土地革命的任务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提前实现预定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目标和新的任务。党认为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于是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了关于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体来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是：
第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国就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性质的社会，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资本主义的因素。
第二，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概括讲就是“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尽力发展现代工业，建立一个基本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相互促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要求发展社会主义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要求把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第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一化”“三改”，逐步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完成这个任务，从1953年算起，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的理想和愿望。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2）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三大改造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般理论，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53年开始，我国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全面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开始进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贫农、雇农分到了土地等生产资料，有半数迅速成为中农。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中农化”。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根据中农在生产中的地位、生活状况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当时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如果任其自发地发展下去，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在老解放区，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党中央正确分析情势，提出一方面不能挫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提倡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1953年，党先后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要求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并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在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各级领导机关加强领导，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底以前。以发展互助组为主，并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普遍建立和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全国形成了合作化高潮，大办初级社并迅速转入大办高级社。从1955年下半年起，由于错误地开展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加快，进入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有些由互助组直接转为高级社。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7亿户，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第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个体手工业是以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从事商品生产的个体经济。手工业与城乡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因为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压榨，以及战争的破坏，新中国的手工业经营分散，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必须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能够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1953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分散、落后的个体手工业生产同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我国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类似改造个体农业的逐步过渡的方法。
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说服教育、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法，使个体手工业者自愿参加到手工业合作社中来。具体来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办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加入合作小组的成员，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供给原料且包销产品。生产合作小组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开始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第二步是办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是由供销小组合并起来的，开始是统一供销业务，分别核算，生产活动仍由各户独立完成；后来有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合作社干预各户的生产，供销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入社人员参加集体劳动，采取按劳分配原则。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到1956年底，全国共组织了10万个合作社，入社社员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以上，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发展了生产力，壮大了工业，拓宽了就业渠道。
第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困难。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将被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新中国有计划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把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所谓赎买，就是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有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资金，而是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所以进行和平改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底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55年夏，主要是实行单个企业公私合营阶段。第三阶段，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到1956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把对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以企业为基地，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资方在职人员和资方代理人在政治上适当安排、工作上发挥作用、生活上妥善照顾，使企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资本家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既避免了激烈的阶级对抗，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至此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1956年，国际国内形势处于错综复杂的变化之中。国际形势方面，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并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内形势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居于突出地位。此外，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面对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动，人们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开始表现出来。同时，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也表现出来。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闹事”的情况。
当中国人民满怀豪情地迈进社会主义大门时，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矛盾，面对人民内部问题和敌我斗争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党中央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提出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明确地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指出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第二，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指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同时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法，如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解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矛盾，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法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解决科学文化中的矛盾。
（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4月25日，毛泽东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个方面论述当时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论十大关系》正式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任务。
《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方法，要合理调节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关系，处理好农、轻、重，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十大关系。
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以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第一、二、三条涉及的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实际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苏联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走的是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报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改革旧的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思想。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报告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重大问题，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报告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3．党的建设理论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非常重视党的建设这一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建党理论，成功地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学说。
（1）思想上建党
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不得不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一方面，中国没有农民政党，他们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具有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愿意献身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加入党的行列，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是，他们又不可避免地会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带到党内来。解决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必需的。从思想上建设党，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初步回答了如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正确思想，确定了“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系统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就是要在党内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研究，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集中一定时间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整顿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同时，延安整风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思想解放运动。
（2）三大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总结概括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作风。什么是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和党内外的群众结合在一起，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确处理和有效地解决党内矛盾、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不隐瞒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免会出现种种的挫折或失误，需要不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纠正缺点和错误。
党风是党的世界观的表现。把党的作风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还未曾有过。三大优良作风思想的提出，是反对党内错误路线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发的不正作风的斗争经验结晶，是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建设上的理论成果。
理论和实践相分裂，是在党内存在较长时间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表现。这个不正之风是延安整风运动所要整顿的首要对象。毛泽东对它的危害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要实践。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作风，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都是脱离群众的。因此，这些作风也属整风之列。“和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阶级性的体现。毛泽东说：“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作风”，以是否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不符合者就做自我批评加以丢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宗旨。
（3）在党内斗争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毛泽东这样解释：“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 ‘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
正确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党内斗争的必要性论述很多，却很少提及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原则。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常常不能正确区分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敌我矛盾，甚至把党内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这种现象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严重影响。
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开展党内斗争，最根本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每个党员的神圣职责。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因为对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认识不一致而产生的党内分歧，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思想斗争。对于这样的党内矛盾，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为了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和要求，纠正了过去党内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认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才能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进而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和统一。整风运动中开展的党内斗争，实行了正确的方针和方法，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基础。
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个经验说：“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然而，1957年以后，“左”的指导思想逐步发展，从庐山会议“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给党的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
（4）强调执政党更要加强党的建设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地区已经是执政党，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执政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思考执政党的建设，并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初步形成了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执政党的地位使党的任务、所处的环境以及党的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伴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伴随着由战争环境转为和平环境，由农村工作为重点转为城市工作为中心，由武装斗争为主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转变。客观环境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党的建设。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上述重大变化，认为党在执政以后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他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一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是党中央始终关注的问题。从建国之初的整党到中共八大以后的整风，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周恩来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的、非常危险的”, “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二是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和其他腐败现象。反对贪污腐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从50年代初的“三反”运动到60年代前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包括反对贪污腐化的内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在“三反”运动中查出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案件。“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领导干部，清除了党的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是一次成功的反腐败斗争。
三是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提出“反和平演变”，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试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是不成功的。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如何通过加强集体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来改善党的领导等问题。这都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方面。
4．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对革命工作的巨大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根据关于思想和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
（1）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一直用“生命线”一词来说明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能使各项工作沿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确定的方向前进，能使人们的思想认识统一，积极主动地去做好各项工作。毛泽东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论证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中所起的“生命线”的作用。1944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一文中，总结了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指出：“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这是党在军队工作中形成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观点，后来推广运用到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之中。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少部分是纯粹的认识问题和思想意识问题，绝大多数都是由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引起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还必须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矛盾，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有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进而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两手抓”的工作方针。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要相互结合，互相促进。既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也反对空头政治家。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如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一样，互相协调，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又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只有两者的统一和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
第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重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同样重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教育对象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来实现的。毛泽东强调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实践证明，涉及教育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唯一正确的方法。
（2）文化工作的理论
中国革命要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工作、教育工作、新闻工作等，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工作的主要思想包括：
第一，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三个要素的结合，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其内容说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立；就其形式就是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尊重文化的历史发展，既要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也要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所谓“大众的”，就是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即民主的文化。文化工作者要用革命文化教育和武装人民大众，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使广大民众成为革命文化运动的主体。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的基本方针，也是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这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泽东的讲话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学术文化各部门都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第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上做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经毛泽东高度浓缩与概括，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针之一。古为今用，就是对历史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将有益的成分用来为现实服务。一切文化艺术都是在继承、借鉴前人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文化遗产，必须继承。洋为中用，就是学习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吸收国外的进步文化，为丰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5．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在世界现代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创立了具有完整理论形态和科学体系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1）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的作用，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主要是农民。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成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军队怎样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是：紧密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作为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工具，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人民军队必须遵守严格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还坚持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等民主制度。这支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担负作战任务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工作，并利用作战间隙进行生产。
（2）人民战争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作用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军队、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也是我军军事战略战术的基础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极为丰富，主要内容包括：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战争最深厚的根源在民众之中，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人民战争要建立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人民军队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三种武装力量分工不同，紧密配合作战，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正确组织形式。
（3）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态势。革命军队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特别讲究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在作战方法上表现出了灵活机动的特点，总结出了一套在中外军事史上最为巧妙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主要有：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战时，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适时把战略防御发展为战略反攻、把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和战略追击；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下，把战争目的与作战手段统一起来；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
（四）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确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战略策略，实现推动历史前进的目标。群众路线，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指导意义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途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为实现这个任务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在中国深深地扎根、开花、结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着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向前进。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论断。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虽然，今天的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述，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天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毛泽东追求和倡导的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远大理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等，依然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有一个怎样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凡是毛泽东做出的一切决策、指示，都必须坚决维护、始终遵循；另一种是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他自己主张的实事求是原则。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拨乱反正中，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他的主持下，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同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为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应该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