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他们的理论时就阐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因此，当它应用于各国具体实践时，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传播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两者的结合，只是早期这种结合的程度较低而已。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却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发展历程。

第一，中国特殊的革命环境。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所面临的并不是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指导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产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时有反复，以致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如在土地革命前期，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开展了土地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党内也出现了违背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错误，特别是1931年开始的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的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和人民群众，这使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并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便为中国革命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不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当时一些党的领导就已经看到在中国具体国情条件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因而提出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论断。早在1920年李大钊就曾指出，社会主义理想要“因各地、因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不同”。毛泽也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 ‘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地盘内的情形”就是指中国的实际情况。

但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内又面临白色恐怖，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或小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内。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但也正是在这时，党内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条件还不充分。而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面对复杂的抗战形势，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胜利；如何反击统一战线中反动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难；如何在新形势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予以明确地回答，因此，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

第三，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共产国际七大不仅确定了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而且做出了改变共产国际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决定，提出共产国际“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尤其是提出，各国共产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仔细研究具体环境”，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并今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1935年瓦窑堡会议就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毛泽东也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要求人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曲折革命历程的总结、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以及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浓厚的思想氛围等这些因素都是抗战前所没有的，而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这种新的环境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晰地懂得应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之下，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