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方言与陕西民歌

陕西方言与陕西民歌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陕西民歌的形成和发展，固然基于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同该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但方言、方音对其影响，却是最强烈和最直接的。可以说，陕西方言、方音是形成陕西民歌基调、风格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语言的本质及其对民族音乐产生的特殊作用来看，也可以说它是形成陕西民歌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陕西方言的隶属

我国的汉语方言，大致可以分为北方方言、江浙方言、湖南方言、江西方言、客家方言、闽北方言、广东方言这8个大的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又可分为北方区（华北、西北、东北）、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及湖北、广西的一部分）和江淮区（苏北、镇江、九江一带）3个分区。陕西方言属于我国汉语北方方言（即北方话）语系，划在北方方言北方区的西北方言区内。故陕西方言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近处，听来并不像江西、福建、广东、客家等其他7个方言区的方言那么难懂。

陕西方言大致可分为陕北、关中、陕南3个大的方言区。但应该强调的是，这3个方言区并不是皆以现行政区来划分，而是按历史上所自然形成的方言语系来划分的。如关中方言区，除现属关中地区的渭南、铜川、西安、咸阳、宝鸡等5个地、市的53个县、市、区外，还应包括现属延安地区的宜川、黄龙、富县、黄陵、洛川、宜君（现已划归铜川市）等6个县和陕南洛南、商县的一部分。

用语言对比的方法，又可将这3个大的方言区各自分为若干小的方言区。

由于历史、地理、交通、经济交流、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原因，方言的形成和分布情况是颇为复杂的，小方言区的划分，只能是个大概的分法。如凤县和商县同在秦岭以南，但由于地居关中、陕南之间，该两县有些地段属关中语系，有些则属于陕南语系。定边虽属陕北，安康、城固、洋县虽属陕南，但这些县的城区一带方言，却具有关中语系的特点。而与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山西交界之地（如靖边、定边、陇县、略阳、南郑、白河、平利、商南、山阳、韩城、佳县、吴堡、神木、府谷等）不可避免地同邻省方言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陕西方言声、韵、调的特点

陕西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在语音、词汇、语法3个方面均有显示，但尤以语音为最。

如“说”这个字，仅关中地区就有4种不同读法：长安、韩城读she；合阳读fo；大荔读fe；三原、泾阳则读So。而在语音的声、韵、调三部分中，又以声调的差别更甚。

陕西方言语音的几个显著特点：

一、字的声母

陕西方言中字的声母音素，同普通话的声母音素大致相同，但比普通话多了6个声母。这是陕西方言声母上的一大特点。这六个声母是（以下凡[]中的符号，系国际音标；其余为汉语拼音。）

v[v]（即关中的西安、韩城和陕北、陕南一些地方读勿、如、武、袜、万、文等字时的声母。系唇齿音f的浊音，发音时声带颤动。）

nɡ[]（即关中、陕北、陕南普遍读我、爱、安、恩、欧、昂等字时的声母。系舌面后（舌根）音，发音时声带颤动。）

[n]（即全省各地读你、咬、捏、牛、年、娘、宁、女和韩城等地读眼、压、硬等字时的声母。系舌面前音，是舌面前部与齿龈及前硬腭部分接触发出来的鼻音，声带颤动。）

[pf]（即西安、大荔、韩城及安康、西乡等地读桌、朱、追、专、准、庄、中等字时的声母。系不送气的唇齿塞擦音的清音。）

[pf‘]（即上述读 [pf]声母的地区读戳、出、吹、穿、春、窗、虫等字时的声母。系送气的唇齿塞擦音的清音。）

[z]（即韩城读“儿”，大荔、岐山读“肉”“扔”等字时的声母。系北京音s的浊音，发s音时声带颤动。）

举例来说，“我爱文，你爱武，狗咬牛叫娘想女”这句话中的我、爱、文、武、咬、牛、娘、女这8个字分别读为nɡe、nɡɑi、[v]en、[v]u、[n]iɑo、[n]iou。[n]ɑnɡ、[n]v。这些音节前半部的nɡ（即 []）、[v]、[n]这3个音素，就是陕西方言声母的一个特点。又如长安话砖、桌二字各读 [pf]ɑn、[pf]o，而出、窗则各读 [pf‘]u、[pf‘]ɑnɡ。这[pf]、[pf‘]两个音素就是西安、长安、周至、大荔、韩城、安康、西乡等地方言声母的另一个特点。再如陕北、关中民歌里有这样的句子：“一更的蚊虫，扔扔扔扔扔，直叫到二更”（《五更鸟》）和“纺车，纺车，扔儿——扔儿地响”（《有吃有穿》）。此两句表示蚊虫叫声和纺车响声的象声词“扔”字，并不像普通话那样读renɡ，而是以北京音“s”的浊音为声母，读作[z]enɡ。这 [z]，就是陕西方言声母中的另一个特点。

其他如关中把“水”“书”各读fei（或sui）、fu（su）；把“咸”读hɑn；把“是”“市”读si；“山”读san，“纸”“只”读zi，以及关中、陕南l、n相混（汉中、咸阳、宝鸡等地有l无n；紫阳、镇坪、安康等地有n无l）等也是一些特点，但由于这些声母音素在普通话音里都有，仅属对应变读而已，就不细说了。

二、字的韵母

陕西方言字的韵母特点如下：

1．鼻化元音较突出，如关中的西安、咸阳、三原、凤翔、渭南、韩城等大部分地区下述字的韵母实际上是读：安 []、恩 []。

2．不少地区有圆唇的舌尖元音 []和 []。陕西三原、渭南等地的主、出、抓、刷、捉、专、床、春、中等字的声母是z、c、s，而“主”“出”二字的韵母和其他各字复韵母的前一个音都是 []。这类字音成为秦腔发尖音字时的一大特点，它似乎成为秦腔发音的“标准音”之一而为没有[]这一音素的其他地区秦腔艺人们所仿效。

还有另一种情形：陕北的米脂、延安，关中的陇县、风翔、永寿和陕南的白河等地读“主”“出”“数”三字时，[][]是它们的韵母。说明[]和 []这两个圆唇的舌尖元音在陕西不少地方是突出地存在着。

3．n与ng（指韵母因素，非声母）相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en、enɡ不分。

陕北大部、关中西部及陕南部分地区字音韵母无en，只有enɡ，也就是说凡读en韵母字，皆读enɡ韵：奔、盆、门、坟、敦、屯、根、很、进、秦、心、针、深、人、俊、村、孙，皆读enɡ韵，不读en韵。此所谓“英”“音”不分。陕南紫阳、安康、石泉等大部分地区则与此相反，只有en韵，没有enɡ韵，即凡读enɡ韵的字，皆读en韵：“崩”读“奔”；“英”读“音”；“兄”读“巡”；“更”读“根”等。此所谓“东”“敦”不分。

其他如蒲城、乾县等地将“月”读“yo”；潼关、铜川、淳化等地将“稳”读“伟”；西安、韩城等地把“阶”“介”读jɑi等，也都是各地韵母的特点，但属对应变读一类，无须详述。

除上述声、韵所讲的几个特点外，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陕西方音中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声、韵皆有），如关中不少地方把“车”读ju或chɑ；“爷”读yɑ，“斜”读xiɑ，“蛇”读shɑ，“来”读lei，“飞”读xi，“耳”读 [z]i，“大”读do。此皆系古音。关中土语“娃”（小孩）、“汉子”（指人个子的高低）、“头谷”（牲口）、“先后”（妯娌）、“尧婆”（不贤的后娘）、“嫽得太”（美得很）等，亦属古语。

三、字的声调

陕西方言，其调类同普通话的调类基本相同，绝大部分地区都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类。仅陕北部分地区有入声，个别地方（如志丹）有平声而不分阴、阳。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推广，这类现象有逐渐消亡的趋势。

陕西方言，大部分地区调类虽与普通话相同，但调值却大不相同。用五声制调号法记录调值，陕西方言一些代表市、县的字音调值同普通话调值相比，大致情况如下表所示：

陕西普通话调类、调值对照表（见下：陕西方言与陕西民歌图表一）

从这个对照表中可以看出，陕西方言字的调值同普通话调值的异同（或相近）处及其对应规律：关中的阳平调值（35或24）同普通话的阳平调值（35）基本是相同的；关中的去声调值（55）同普通话的阴平调值（55）是完全相同的；关中的上声调值（42或53）同普通话的去声调值（51）是很相近的；而关中的阴平调值（31）同普通话的上声调值（214），既有相近处，又有相异处。其相近处是，关中的阴平调值（31）同普通话上声调值（214）的前半部（即214中的21部分）相近；所相异的是，普通话上声调值较关中阴平调值后半部多了一个“4”。由于发音人的起音高度和发音强弱的不同，所以粗听起来，一些相近处已几乎相同了。随着普通话的推广，陕西方言字音的实际调值已逐渐相应地向普通话某种字音调值靠拢。如西安，将阳平调值24各升一个音向普通话阳平调值靠拢即为35，这就同普通话的阳平调值（35）完全相同了。同样，西安若将上声调值（42）前升一音为5，后降一音为1，则42变为51，与普通话去声调值亦完全相同。如此，就不难发现西安同普通话调值的对应规律：西安的阳平等于普通话的阳平；西安的去声等于普通话的阴平；西安的上声等于普通话的去声；西安的阴平接近普通话的上声。如下列图表所示（为了说明其对应规律，相对应的调值采用了相同的调号）：

西安话普通话调值对应规律图、表（见下：图表二）。

“阴”“阳”“赏”“去”这四个字，如用普通话读，近似关中的“印”“阳”“商”“取”；反之，上四字若用关中方音读，则近似北京的“引”“阳”“上”“区”。不难看出，如同音乐有它的曲调一样，陕西方言是有它的字调和语调的。试用胡琴或小提琴（52弦）模拟关中各调类字的调值，即可发现阴平字（如阴、巴、山、瓜）是“1”或“7”的下滑音；阳平字（如阳、长、凡、盘）是“2”的上滑音（即2↗5）；上声字（如赏、打、板、砍）是“5”的下滑音（即5↘1）；而去声字（如去、上、扇、烂），则是“5”的延长音。此可显示出关中五声制调号所标调值的大致效果。

陕北、陕南的字音调值，同普通话字音调值也各有异同及对应规律。如榆林的去声（51）与普通话的去声（51）相同；上声（213）与普通话的上声（214）基本相同；阳平（33）与普通话的阴平（55）相近。汉中的去声（213）与普通话的上声（214）基本相同，而上声（42）、阴平（45）、阳平（21）则各与普通话的去声（51）、阳平（35）、上声（214）相近等。相互比较，可以看出各自方音声调的特点来。

陕西方言与陕西民歌音乐的关系

“哪达地方说哪达话，哪个山上唱哪个歌。”这一谚语，生动地道明了方言与民歌的密切关系。本卷所录陕西各地的民歌，艺人们总是用当地方言方音（包括土语词汇）演唱的。

方言不仅给民歌歌词涂上了各自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且对其音乐给了强烈的影响。

一、方言声、韵对民歌歌词的影响。

民歌是声乐艺术的一种形式，它的特性在于群众的歌唱。群众用方音演唱，显示了各地民歌的声乐特色。而方音字的声、韵，就歌词发声而言，则是形成这一特色的重要方面。就声母来说，如陕南、汉中、安康等地n、l不分，将拿、奶、脑、奴、难、囊、能等字分别唱为拉、来、老、路、栏、狼、楞。陕北清涧等地z、c、s与j、q、x不分，将记、骑、西分别唱为子、此、私。

关中韩城等地，则有j、q、x同ɡ、k、h相混的现象。韩城秧歌《十个字》:“一个字儿一道街，吕蒙正当年赶过斋，姜太公渭河把鱼钓，刘皇叔西川卖草鞋。”歌中“街”唱“该”；“鞋”唱“孩”（陕南将“角”唱“歌”，陕北将“去”唱“可”亦属此类）。蒲城则有ɡ、k、h同zh、ch、sh相混的情况。人曰“蒲城（方音读kenɡ）蒸（音ɡenɡ）馍拿秤（音kenɡ）秤（音kenɡ）”即是。由于各地方音迥异，听起来便各有风味。

韵母就更加明显了，由于韵母的不同，构成了歌词不同的韵脚特色（此处指汉字方音）。

陕西民歌中最显著者是en、enɡ相混的音韵。如凤县的《十里墩》、凤翔的《琵琶行》《十二将》以及陕北《放足歌》《都是宣传员》等，歌中人、墩、身、心、喷、闻、音、浸、分、林、狠、们诸字，均与歌词中的生、红、行、中、风、程、雄、兵、城、命、功等字唱同韵——enɡ韵。

此类歌韵，陕南的安康等地则相反，通唱en韵。

其他如（韵脚字均用方音标记）：

韩城民歌《自本熬活》

“哎呀奴的情郎哥，

咱二人厮跟上（she轻声）。”

西安民歌《十二时》

“心里一阵迷（mi），

阴魂勾了去（qi）。”

风县民歌《王哥》

“石头开花马长角（jo），

河坝里石头滚上坡（po）。”

淳化民歌《十二月探妹》

“雪下满山白（bei），

人不留客天留客（kei）。”

凤翔民歌《十二将》

“重耳游列国（ɡui），

割股奉君介子推（tui）。”

由于这些民歌的编、唱者总是以方音选字择韵的，因此它们就显示出各地独具的方韵特色来。

二、陕西方言声调对陕西民歌音乐的影响

民歌音乐虽不属语言范畴，但它与方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是民歌旋律的基础之一，它直接影响到民歌的乐汇乃至乐句、旋律。而方言对民歌音乐影响最大的，要算字音和语言的声调了。

陕北、关中、陕南均有《闪扁担》一类的民歌，但听起来却各有风味，这除了历史所形成的旋律骨干、节奏外，方言声调给了有力的影响。

试看陕北、关中同类民歌所受各自方言的影响。

因受方言影响，陕北米脂的《一根扁担》与关中铜川的《沙柳木扁担》，就各具特色（见下：陕西方言与陕西民歌曲例一）

关中方言“扁”“软”“九”均系上声，读降调（51），如同高陵的《闪扁担》（见《眉户音乐》第131页）中“我”“谄”一样在曲调中出现了下滑音i（扁）或下滑音6（软）、5（九）、7（我）、7（谄）等音，这些下滑显然是由于这些上声字调所致。又如歌中“担担”二字，前者作为名词，关中音属去声，读高平调（55），后者作为轻声字或动词，系阴平，读低降调（21）。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曲调：

这就生动地在曲中再现了关中方言声调的特点。关中许多民歌音乐用一种较特殊的音阶，而升“4”同微降“7”的不断出现，有着特殊的效果，这无疑与关中方言声调有关。

周至的《五更鸟》（谱例见本书《古语今音弄戏声》一文），关中方言色彩极浓，我们将歌中一些字调同音乐中相应的乐汇对照一下，即可看出关中方言声调对其音乐的影响之深了。

（见下图表）上列各字的音乐语汇同关中各调类字音调值基本吻合：阳平字，或装饰，或过渡，总是向上滑音的，同其调值（35）相符；反之，上声字总是向下滑音的，使用符合上声字的调值（51）；去声字却平稳在5、6、i诸音上，显其高平状态。阴平字单独看时不够明显，但同邻音相比较它总是相对地处在低音部位。这是由于关中阴平字是属于低平调值（21）的缘故。这种两相吻合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关中方言声调对关中民歌（包括说唱、戏曲）音乐的强烈影响。如把这首民歌同陕西佛坪的《蚊虫五更》、白河的《纺丝棉》及榆林的《五更鸟》等同类歌曲相比较，即可看出它们不同的方言色味来。而将它同洛川的同名民歌《五更鸟》相比，尽管旋律有异，但由字音声调所自然形成的乐汇却大致相同。这是由于洛川虽地居陕北却属关中语系的缘故。由此可见方言对民歌影响之深了。

方音的调值，对于地方音乐，特别是地方戏曲、曲艺的声腔音调有其至关重要而又直接的影响。民歌中虽然许多字调是顺从旋律而唱，并不都符合方音声调，但声调对音乐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这种随着音乐旋律骨架的走向而保持音调与字调大体上相吻合的现象，就是人们常说的“腔随字走”的规律。由于这种规律在词、曲音的高低升降上总是相对的，故音乐并不显得呆滞死板，却反而由于这种相对的变化而使其丰富多样、色彩绚丽了。民歌感人的魅力，往往正是潜藏在这些方言特色之中的。

三、陕西方言土语词汇等对陕西民歌的影响

无须详述，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妹妹”一词，陕北叫“小妹妹”，关中叫“碎妹”“妹子”，陕南叫“幺妹”；“当长工”一语，陕北叫“揽工”，关中叫“扛活”“熬活”，陕南则叫“扳长年”。陕北土语“婆姨”（已婚女人）、“迩刻”（如今）、“拉谈”（拉家常）、“盛下”（住下）、“挠”（扛）、“浮起”（上面）；关中土语“着气”（生气）、“年时”（去年）、“颡”（头，音sɑ），“谄”“嫽”（好）、“眸乱”（心烦意乱）、“伢娃”（人家娃）、“甭”（不用）、“圪蹴”（蹲下）；陕南土语“阳婆”（太阳）、“细娃”（小孩）、“乖姐”“幺姑”（小姐、姑娘）、“高头”（高处）、“赶场”（赶集）、“长街”（大街）、“薅草”（锄草）、“架势”（起身干活）等，经常在歌词中出现，给各地民歌增添了浓烈的地方色彩。而一些象声词“贴”（biɑ）、“得儿”（关中），语助词“该咋价”“跟会价”的“价”，“咬哩”“跑咧”的“哩”“咧”（关中）和“要得”的“得”，“乃”“外”“老”“来”“赛”“舍”“耶”（陕南），“哎”“呀”“嗨”“咦”“了”（陕北），以及各地生活中日常用语中的喊声、哭声、吆喝声、叫卖声、惊叹声、催眠调及歇后语、绕口令等，或影响民歌的语气，或作用于民歌的衬词、衬句、白口、数板，或对歌首的拖腔，歌尾的收束，都有着较强的影响。这类影响，尤以民俗歌曲、说唱音乐最明显。本卷编入的宝鸡、周至的《六月花》，西安的《洗狮娃》，白水的《陕西庙》，镇巴、丹凤的花鼓《新媳妇》，城固的《刘老六》，镇安儿歌《摸泥鳅》，紫阳的《织绫罗》以及陕北的《哭灵》《催眠曲》等，均是方音与乐音融汇结合的典型，听来贴切自然，乡味浓烈，给人以语言、声调美的艺术享受。

1989年10月3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