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末至鸦片战争爆发之欧美《说文》学

第一节 明末至鸦片战争爆发欧美《说文》学概述

晚明到鸦片战争之前，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真正能够进入中国并深入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很少。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从欧洲来到中国时，最早到达的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一直未被允许登岸入境［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总算在1583年进入中国，但一开始却被迫只能待在肇庆附近。1600年，利玛窦结识了中国学者徐光启，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博学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希望向他学习儒家经典，中西方两大文明有了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1601年利玛窦终于进入北京。利玛窦进京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以后中国文化和古代典籍开始真正进入西方人的视野，《说文》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关注。

一、欧美学者对《说文》的最早关注

欧美学者对《说文》的最早关注是在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过，存在以下一些可能。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传教士，被称为“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其1595年在华编译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给人双目、双耳、双手、双足，欲两友相助，方为事有成矣。”对于其中的“友”字，利玛窦有一个注释：“古篆作又　又，即两手也，可有而不可无。朋字古篆作羽，即两习也，鸟备之方能飞。古贤者视朋友，岂不如是耶?”对比《说文》“友，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云久切。嚎，古文友。嚏，亦古文友”，似乎可以推测，利玛窦在写作中参考了《说文》。美国学者毕墨惜（Timothy Billings）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这还只是推测，而没有确凿的证据。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整理并于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也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其中简要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但并没有明确提到《说文》。

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1585—1658）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1642年出版的《大中国志》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字，是第一位较详细地介绍中国语言文字的西方人。曾德昭的书中并未提到《说文》，但大体介绍了汉字造字的几种方法，如他举“日”字为象形例，说当初写成一个圆圈，中间有一横道，意为太阳［举了玉部、木部、金部、心部一些意符和声符并用的字为形声例［还举了“明”字、“闷”字为会意例。曾德昭对汉字的描述也表达了“部首”的概念，如每个表示伤心的字，都必须附加“心”字［任何表示树木的字，都要和“木”字结合［任何表示金属的字都要和“金”字结合等。这些说法与《说文》大部分吻合。对此，中国学者计翔翔在《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中写道：“看来曾德昭研究过《说文解字》，至少中国儒生跟他讲解过《说文解字》一类的知识。”虽然只是猜测，但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被称为德国早期的汉学家，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他从未到过中国，其著述中的很多材料来自当时的来华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基歇尔于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拉丁文版《中国图说》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其中的第六部分介绍了中国文字，首次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各类文字图形。1670年《中国图说》出版了法文版，法文版中增加了拉丁文版所没有的两个内容：一个是法汉对照字典，一个是汉文教理书《天主约要》。对其中所载的法汉字典，法国汉学家沙不列（Robert Chabrie）转述法国汉学家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观点，认为“这部法汉字典的内容是根据中国的《说文解字》撰写的”。不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则在《通报》1934年刊《卜弥格补证》一文中对沙不列所转述的傅尔蒙的说法给予了纠正，他认为，这部字典“或者采有《说文》（说解）在内，然而《说文》同这部《汉法字典》毫无关系”。

美国学者米勒（Roy Andrew Miller，1924—）认为西方学者最早对《说文》的关注是在1765年，与汉字是否源自埃及文字的学术争论有关。当时学者们急于寻求这方面的信息，东印度公司的广东商馆（Canton Factory）在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要求下，送了几本书到伦敦，其中就有《说文》。然而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这并不是西方最早对《说文》的关注。

二、早期来华传教士索隐派对《说文》的关注

欧美学者真正对《说文》予以关注的当以来华传教士中的“索隐派”（Figurists）为最早。

所谓“索隐派”是指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为己任的一些耶稣会士，其创始人是来自法国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代表人物除白晋外，还有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郭中传（Jean-Alexis de Gollet，1664—1747）、韩国英（Pierre Machal Cibot，1727—1780）等。他们大都是法国传教士，认为“中国典籍不能作为历史文献逐字翻译，而应当以比喻和寓言的方式翻译，这样才能揭示出其中有关基督教救世主弥赛亚的象征意义”。他们对中国上古史及中国语言文字特别感兴趣，《说文》也自然地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他们有一套特别富有想象力的汉字分析方法，不仅根据《易经》，“而且根据公元初期汉字字源大词典《说文解字》的资料和方法”。这种思想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在欧洲也没有市场，不过他们分析汉语文字的方法却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

马若瑟是索隐派中在《说文》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约在1721年完成的《六书实义》是用中文写的著作，阅读此作品，“需要有对《说文解字》这本字典相当详尽的知识”。该书以《说文》为主题，直接体现了对《说文》的索隐关注。他的其他著作如《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等，还有一些信件，也介绍到《说文》或者涉及利用《说文》来阐释他的索隐思想，由于十分典型，我们特在下文专门拿出一节着重讨论。

白晋，字明远，以研究《易经》闻名，但对《说文》也有所关注。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所表述的思想不仅与基督教义完全吻合，而且是基督教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从中不但可以悟出教义，更可以找到后来记载在《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这比利玛窦等人只想证明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基督教义两者可兼容互补更进一步。为论证他的看法，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即“中国的古籍包含两层意义，即表层的意义和深层的意义。表层意义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字面意义［深层意义则为中国人所不解，只有深刻理解基督教义，信奉基督教，并对《圣经》耳熟能详的教徒才能发现和理解”。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为了透过表层意义去发现和揭示深层意义，白晋对中国古籍的研究非常广泛和深入。他说：“中华自遭秦火，典籍失传，论根本诸文之原意，混暗不明，然经书犹概尚存。今据天主圣经之旨，读中华经书，凡古今论天主真宰之文号，择其极精粹者，一一集列之，成一复识根本真宰明鉴焉。”他“以‘道’为连接物，将含有‘道’这一概念的中国各家各派文献统为一体”，其中就包含《说文》。《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的作者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之拉丁文手稿1173，f.27，曾谈到他在《说文》中找到一个证明中国典籍和天主教教义一致的证据，那就是对“姓”字的解释——“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白晋把《说文》中的这段文字和商周时期的君主联系起来，因为传说中他们的母亲都是受神灵的恩赐，以处子之身生下了他们，所以他们也被称为“天子”。另外，根据陈伦绪（Albert Chan，S.J.，1915—）在《罗马耶稣会档案处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 Descriptive Catalogue）一书中对白晋手稿的描述，也可以证实他确实曾经参考过《说文》。

傅圣泽写过一篇论文——《据古经传考天象不均齐》，是以欧洲人与中国人进行天文学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表现了傅圣泽如何接触一位中国人并努力劝服他相信索隐派思想的过程。除此，它无疑还展示出傅圣泽熟悉各类中文材料，其中也包含《说文》。

韩国英，被称为“最后一位索隐派”，所撰《论中国语言和文字》（Essai sur la Langue et le Characters Chinois）“详述汉字的发明、起源、六书，及其对道德、艺术、历史、宗教、风俗习惯之适用”。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汉字分为七类：①有教化意义的字［②讽刺挖苦性汉字［③与科学文化有关的汉字［④与传统有关的汉字［⑤与历史有关的汉字［⑥道家和佛家用字［⑦古代风俗中得来的字。韩国英非常关注教义性的汉字，下面是《韩国英——最后的索隐派》一文相关的一段描述：

在他那套30卷的带注《说文解字》中，他读到上古时代人们的寒暄之语“无恙”，意思是“羊还没到”。他给出了很多带羊的汉字，“羊”赋予这些字以威严。当一个字带有“我”，那么他所传递的是“义”（正义）。如果旁边加上“人”则为“仪”，意为法律或规矩。若加上表示话语的符号“言”，“详”的意义是讨论。若加“大”，则为“美”，是非常好的意思。他从《说文解字》中了解到：“它也是西洋一国人民的名字，这个名字充满了慈爱。慈爱是长寿之本，所以该国国王长生不老。”韩国英说在翻阅他那套《说文解字》时，他反复阅读了这一段。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韩国英不但拥有一部《说文》，并且对感兴趣的地方曾经仔细研读。他对汉语寒暄语“无恙”的基督化理解，以及对和“羊”有关汉字的关注，充分说明了他的索隐倾向。需要指出的是，上面说到韩国英反复阅读的一段《说文》当是“羊部”“羌”字的说解，原文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这里显然韩国英并没有完全读懂《说文》原文，理解有误。

三、其他学者对《说文》的关注

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法国第一代非教会人士汉学家之一。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与当时来华传教士保持通信联系，并且与当时在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合作编写过汉法词典，终于成为有名的汉学家。傅尔蒙与《说文》有些缘分。对《说文》很有研究的传教士马若瑟曾经将1728年在广州编成的一部手稿《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交给傅尔蒙审阅，结果被其打入冷宫，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才重见天日。而傅尔蒙1737年发表的代表作《汉语论稿》（Meditationes Sinicae）据说有剽窃马若瑟手稿的嫌疑。在这部书中，傅尔蒙“以《说文》《字汇》等为例介绍了汉字的特点和学习的方法”。傅尔蒙还曾经请黄嘉略为国王图书馆编写馆藏中文图书目录，该目录“不是一份简单的书籍清单，而是一篇介绍这些图书的文章。在每种书籍下面，他都用法文简明扼要地介绍此书的作者、出版年代和内容以及与此书有关的各种知识。为介绍一种书籍而写下的说明往往多达数百字，内容相当丰富，对于不懂中文的法国读者显然帮助极大”。这份书目中共有75种中文书籍，其中就包括《说文》。书目编成以后，交给了傅尔蒙，傅尔蒙“将这些成果都归在自己名下”。由于其心术不正，傅尔蒙为许多正直的学者所非议。

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西方第一位专业汉学家。1814年法兰西汉学院在欧洲各大学中首创“汉学讲座”，年轻的雷慕沙任这个讲座的第一位教授。他每周为法兰西汉学院的学生们讲课的大纲包括汉字的起源、发展以及六书。雷慕沙1822年出版的《汉文启蒙》（Elements de la GrammaireChinoise）是一部教材，也是一部语法书。该书以“字”为基础进行讲解，在绪论中介绍了六书、汉字发展史、异体字、古今字、部首、音节、声调、拼音符号等。书中谈到汉语的字典，将《说文》作为“采用字部法进行编排”的“一本常用小字典”予以介绍。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派赴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1807年来华，也是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编纂的《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第一卷《字典》（1815）序言中即有对《说文》的简介，说明作者、成书年代及编纂目的。此外，还列举了《六书》、《说文》、《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这一类按字部编排的字书，他认为《康熙字典》按214部编排，部内的字按笔画排序，“这种排列的主要目的是很容易查到需要的字，这是对古代体系的一个改进，尽管被认为不比《六书》《说文》和《玉篇》更达观”。他还对《六书》《说文》《玉篇》的字部作了说明。这里可以看出，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对《说文》的关注主要在于汉字研究方面，和前面的索隐派传教士已经有所不同，这一特点在下个阶段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明末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1600—1840），欧美学者开始关注《说文》并有所研究译介，有关《说文》的著述并不是太多。最初主要为来华传教士索隐派，其目的是从《说文》中发现基督教教义，其中以《说文》为主题的代表性研究学者为马若瑟。其他学者偶有涉及，集中在汉语汉字研究领域，但总体上对《说文》还处于初步了解阶段，谈不上什么研究。欧美本土学者如法国的傅尔蒙和雷慕沙对《说文》的了解主要来自传教士的二手资料。另外一位后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也只是在著作中谈及《说文》，并没有展开讨论，不过他已带有科学研究的精神，不再是纯粹的索隐关注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说文》的关注是以传教士为主的，下面我们将着重介绍的《说文》索隐研究学者马若瑟，便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