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份及其建构的应用研究

Yule（1996，p.4）指出，语用学的特色就在于将语言使用者引进语言分析，研究语言使用者不能不研究语言使用者的身份。Joseph（2004，p.43）在分析身份的哲学渊源后指出：语言界限与人的界限似乎是一种巧合，这意味着语言部分地标记交际者身份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直接为我们的本质所塑造，并进一步指出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是对语言与身份相互关联的一个阐释。经典语用学理论以及近期的关联理论、顺应理论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交际主体身份的思想。解释话语的产生与理解离不开对交际主体的认识（陈新仁，2004b）。本节将从日常话语和机构话语两个方面考察交际主体身份及其建构的语用研究。

1.日常话语中的身份及其建构研究

日常会话文献中与身份相关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关于成员归类机制的研究；其二，关于叙事文本中故事讲述的研究。

成员归类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即从成员群体归属的视角研究交际的相关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Sacks（1972，1979，1992，转引自 Higgins，2007）创立的MCA（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analysis）的研究中就已经展开，近年来引起了语用学界的注意（Antaki & Sue，W.，1998；De Fina et al.，2006；Schegloff，2007；Higgins，2007；Axelson，2007）。其著名的例子 The baby cried.The mommy picked it up.经常被用来分析指称和语用照应，而在Sacks的理论中，这里的宝宝和妈咪其实构成了一个属别——标准关系配对（standardized relational pair）。Lepper（2000，pp.14-16）更是直接指出，该理论可用来研究词语的语用意义。国际语用学界学者已经注意到身份研究在语用学领域的重要性。国际语用学学会会刊Pragmatics也曾运用成员归类机制探讨话语中的身份问题（Higgins，2007；Axelson，2007）。Antaki和Sue，W.（1998）还从成员归类机制的角度为身份的研究拟定了五条准则：第一，对于具有身份的个体，无论他/她是说话人、听话人还是被谈到的人，都将被投射到一个类别中，这个类别带有与其身份关联的特点或者特征；第二，这种投射是指示性的并且情境化的；第三，它使得当下的身份与正在进行的会话相关联；第四，拥有某个身份（说话）在会话中意义重大而深远；第五，这些身份都将表现在人们所运用的会话结构中。袁周敏（2008a）依据身份表征理论，认为称呼语的使用和转换是交际主体身份协商的结果，是其身份凸显的语言手段，是元语用意识调控之下元语用策略的使用；并指出身份作为交际主体固有而重要的语用资源，使说话人借助元语用意识的引导，在语用平衡假设的框架下，采用标记身份的称呼语，对话语走向进行调控，力求达到语用力量与交际需要的平衡，完成即时语境中的人际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在语料选择上，叙事文本关于身份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De Fina等（2006）认为叙事文本关于身份的研究包括叙述的文化方法（Ochs & Taylor，2001）、文化图式（Kiesling，2006）、特定策略的选择如转述语（Hill，1989）等。另外，也有学者从语言（结构）的选择入手，包括语言及其变体的选择（Bucholtz，1999）、动作性动词、指示性表达（Schifrin，1996）和传声机制（voicing device）（Relano & De Fina，2005），来考察这些结构所标识的特定角色，从而研究自我在故事世界中的呈现；还有学者探讨叙述者如何运用语言资源来标明其社会身份，如性别、种族、民族身份等（Georgakopoulou & Lytra，2009，p.312）。对中国语境下身份建构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具体采用叙事文本为语料的民族志研究则更显阙如。较为系统的研究见项蕴华、张迈曾（2005）的文章。该文采用Labov的叙事分析模式对女性受访者的叙事进行分析，以勾勒她们从“半边天”到下岗女工到再就业的个人经历及其身份的重新建构过程。但由于该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为社会语言学，采用访谈的方式收集语料，以定性的方法进行分析，考察点是下岗女工的身份变化，即基于访谈文字探析受访对象（从稳定的国企工作人员到再就业后的市场经济下公司职员）的心理变化过程，因此，身份主体对自我的身份建构缺少能动性，更多的是体现了制度上的安排。而身份建构的过程是在会话中展开的，说话人将其作为可供调用的语用资源为实现其交际需要服务的这一动态过程没有得到体现，因而缺乏对身份建构动态性的描述与解释。

最近，国际语用学学会会刊Pragmatics在2009年第3期推出了以语言、话语和身份为主题的专刊。既有从语言和其他符号层面宏观探讨性别身份、年龄身份以及民族身份的，也有比较微观层面考察话语中的社会角色和关系角色的。例如，通过研究雅典的一所小学的学生在课间的会话，考察嘲弄（teasing）是如何建构学业较差（poor pupils）的学生身份的。这似乎表明身份建构的研究已经从宏观地论述国家身份、文化身份、民族身份转向微观地细致考察交际者在特定语境下如何运用语言等符号资源建构某种微观身份特征。

总的来说，日常会话关于身份建构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背景是语言与身份相互关系的探讨，采取的是会话分析的研究路径。这使得该类研究能够从会话的情景语境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交际者的身份类别；而对叙事话语的研究则多从某一语言结构出发进而考察该结构所蕴含的说话人的身份特征。不足的是该类研究语料多以定性为主，缺少定量的实证研究；也没有从会话的整个过程对身份建构的语言表现进行挖掘，更为遗憾的是虽然这类研究都声称身份是在会话中通过协商得以建构的，但是从其研究过程来看，并没有论证并解决身份建构的动态性问题。

2.机构话语中的身份及其建构研究

机构话语中的身份及其建构研究的文献主要体现在法庭话语和新闻话语上。法庭话语研究总体上说来有两大研究思路：其一，关于法庭话语的本体研究，重点在于对语言和话语结构的探讨，如话轮（Harris，1984）、发问和应答（徐章宏、李冰，2006）、言语行为（Kryk-Kastovsky，2006a，2006b）、修正（刘荷清，2006）、打断（张鲁平，2006）、回述语（廖美珍，2006）、评价资源（王振华，2004；张丽萍，2007）、情态系统（施光、辛斌，2008）等；其二，将这些语言资源与语言资源的使用者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揭示出说话人身份与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大多文献集中在探讨法官和律师的性别身份上，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女性法律从业者因为社会刻板化印象而受到歧视。比起男性法官，女性法官在对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女性律师则更多地受到其他男性同事和法官的责难与质询（Bogoch，1999）。尽管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法庭为考量语言与身份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语境”，并指出“身份不仅通过个人行为建构，也通过他者的行为与评价建构”（Bogoch，1999，p.330），然而，少有研究者探讨性别身份以外的身份研究话题。仅有Matoesian（1999）考察了作为医师的专家身份是如何在检察官与作为内科医师的被告之间的话语互动中产生的，具体分析了检察官与被告是如何调用直接引语、间接引语、重复性平行结构、认知情态、反事实陈述、言据性用语、话语次序以及特定医学语域标记词作为语境化线索标识被告话语如何转移或者脱离专家身份的。杨慧（2008）则在顺应论的框架下，从《波士顿律师》和《律政俏佳人》两部美剧中收集了46篇结案陈词语篇，研究了律师在法庭结案陈词中身份策略的使用情况，探索了使用身份策略可以实现的功能、身份策略的种类和使用频次，以及身份策略是如何顺应法庭结案陈词的特殊机构环境的。该文指出，律师在结案陈词中身份策略的运用主要包括名称凸显、身份预期比较、与具有身份代表性的人或事物的联系以及新身份建构，其中名称凸显的使用频次最高。

法庭话语因其参与者身份的特殊性和机构话语的程序性成为研究身份建构的重要语料来源。但是这种优点也恰好成为制约身份建构研究得以深入的瓶颈。由于法庭话语（包括会话和陈词）的程序性和规约性非常强，同时由于多数参与者的身份是事先确定的，因此，要想彻底克服以往身份建构研究动态性的不足便存在先天的缺陷。也正因为如此，有的文献（Matoesian，1999）选择了以男性医生实施强奸的案件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动态地考察作为医生的强奸嫌疑犯是如何运用这种专家身份为自己辩护的。杨慧（2008）在顺应论框架下对身份建构的动态性论述进行了较好的尝试，指出律师会在结案陈词阶段有意识地使用身份策略来顺应法庭特定机构环境下的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从而完成结案陈词的语用目的。在名称凸显、身份预期比较和一部分的与具有身份代表性的人或事物的联系策略使用中，都发现了明显的语用标记语。但是，由于该语料选择的是法庭话语中的结案陈词部分，其内容多涉及控方或者诉方的证据、推理以及观点等的静态总结，本身缺少会话中问与答的动态演进特征，因此，无法从会话结构层面廓清其动态建构的过程及语言表现。

新闻媒体比较关注残疾人的生存状态，然而，或许正是在媒体的这种有意无意的关注中更为明显地向社会公众建构了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特征。O'Malley（2009）以广播中主持人对残疾人的访谈为语料，分析了爱尔兰一家电台对残疾人的访谈。文章发现虽然电台宣称此档节目的目的是服务于残疾人，然而其访谈话语不仅没有支持电台做这一档节目的初衷，反而强化了残疾人作为“他者”的身份形象。

新闻话语中身份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政治话语。虽然文献数量不多，但研究的话题比较集中，即大多从称谓语、人称代词出发考察选举辩论中的各方如何相互指称，从而建构对方的不同身份。Kuo（2004）从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分析了台湾1998年两场台北市市长选举的电视辩论，发现不仅在第一场辩论中，三位市长候选人在称谓语的使用上有明显的差异，而且两场辩论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场辩论中，陈水扁惯以“姓加上先生”称呼其他两位市长候选人；而这两位候选人则使用包括“市长”在内的官衔称呼陈水扁。而在第二场辩论中，情形则大不相同，其他两位候选人使用了比较疏远而不尊敬的方式称呼陈水扁。这种称呼语使用策略的变化体现了在不同语境制约下（两场辩论距离大选时间有先有后）对其他候选人身份认知的变化。Kuo（2002）在另一篇文章中，基于相同的语料，集中分析了第二人称单数在辩论话语中的分布与功能，指出“你”的使用在不同的辩论场次表达了说话人与听众或者其他候选人建立一致性的愿望，或者提出对立性观点进而划清界限的想法。当然，并非只有第二人称代词具有身份建构或者社会群体标示的功能，包括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在内的许多代词同样具有身份建构的作用，更为全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Allen（2007）以2004年澳大利亚总统辩论话语为语料来源所作的一项研究上。该研究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各类代词在总统辩论话语中的使用，指出辩论者选择这些代词以表明其身份类属或者社会群体类别的目的，而这种选择总是具有利己性。辩论者通过选择不同的人称代词排除或者联盟对手，目的在于消极地向公众展现其对手的身份类别。这种代词选择所带来的身份转换以及利用某些代词的模糊指称功能，可以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为自己获得公众的关注和认可。

近年来新闻话语关于身份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克服了仅从称谓语、人称代词等语言项目入手探讨身份建构问题的不足。理论方面，学者们开始尝试采取新的理论视角，如和谐关系管理理论；对身份建构的分析也更为精细，如具体考察主持人的多样身份。但是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仅有 Lorezo-Dus（2005）的研究问世。他在和谐关系管理的大背景下，提出了“情感自助”（Emotional DIY：Do It Yourself）的概念，其基本假设是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尽最大努力，使其能够在社会认可的方式下生活，因此，最优化的方式就是通过谈话相互交流，了解彼此的经历和面临的困难。在这个假设下，他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主持人作为公平仲裁人、听众的一员、心理理疗师以及社会工程师四个方面的身份建构，并指出主持人所建构的四种身份一方面构成其“情感自助”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在其“情感自助”的交际思想指导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