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身份及其建构的理论研究

身份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但是不同学派的关注点各不相同。本节主要介绍社会心理视角下有关身份的几个重要理论。

1.社会身份理论

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由社会心理学家Tajfel和Turner在“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一文中提出。该理论源于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对群体行为的观察，旨在对群体间的种族中心主义作出解释。他们认为社会身份的取得来自群体成员资格，人们倾向于通过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有利比较从而获得有利的社会身份，并称之为积极社会身份（Brown，2000，pp.746-747）。Tajfel将社会身份定义为，个体自我观念源自个体对某一群体或多个群体的认识并认识到群体带给个体的情感和价值意义（Greene，2004，p.138）。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根据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建立的。该理论对于群体偏见和群体冲突具有巨大的解释力，也可以用来描述个体行为的动机和深层原因。个体通过社会分类，会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并将内群体特征内化为个人行为特征。Turner在该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并形成了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自我分类理论关注的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的群体行为作出解释，而是将重点放在对一个心理群体进行解释上，阐释自我和他人的认同的水平和类型随着人们的动机、价值、期望、背景知识以及发生的社会背景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李春、宫秀丽，2006，p.159）。其中社会身份理论中的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构成了一个双极连续体的观点被另一观念代替，那就是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代表了自我分类的不同水平。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不同水平的自我分类的相对显著性决定了自我被人格化或者去人格化的程度，以及行为表现出个体差异或者集体相似性的程度。

社会身份理论对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揭示了社会个体具有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倾向。个体自我归类为什么样的群体即被认定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个体社会身份的形成表面上看来是个体自我归类造成的，然而，更深的社会内涵是通过归类获得的社会身份具有提高自尊和减少不稳定性的社会内涵。个体总是通过各种行为将自我进行归类，关键不在于“我是谁”的问题，而在于个体为什么将自己建构为“我是谁”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建构（袁周敏，2008b）。主体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会被言语所反应，通过言语成为话语产品，因此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说话主体的主观意识和身份特征。然而，该理论主要用来分析和解释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并不关注日常交际的研究，也没有动态地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进行身份协商，更没有从语言层面进行具体的研究。

2.身份理论

上节提到的社会身份理论是一种解释群体间行为的理论，而此处的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则是Stets（2007）对以下三种研究身份的理论模式的统称。身份理论重点探讨社会与自我及其相互关系，落脚点在自我身份，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结构象征互动论（Stryker，2002）。其内部因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差异出现了三种研究倾向，进而演化为三种理论模式。以Stryker（2002）为代表的学者强调社会结构对身份的影响从而影响个体的行为；该理论的另一学派的核心人物Burke（1991）重点关注影响自我行为的内部互动性特征，而McCall和Simmons（2003）则更为关注身份的互动性（Stets，2007）。下面我们在Stets（2007）的基础上概述这三种研究路径的主要思想。

McCall和Simmons（2003）把多元身份区分为显著等级（prominence hierarchy）和凸显等级（salience hierarchy）。前者意指对于行动者具有重要性，处于中心地位的持久性身份；后者体现出情景自我或者角色身份在特定情景中的凸显。一般而言，社会行动者（身份理论的研究人员将交际者称为social actors）在能够选择实施某一身份的时候总是选择显著身份，然而，在有些社会语境中因为这样的选择不能带来收益（rewards）而不允许行动者作出这样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身份十分敏感，这种特定语境中实施的身份则被定义为凸显身份。正因为行动者双方在互动中都在寻求以何种身份出场，McCall和Simmons更为关注互动中身份的协商。

Stryker（2002）认为行动者因为身处多元社会网络（diverse social networks）中而具有多元身份（multiple identities），而这些多元身份则是以凸显等级组织起来的。他指出较为凸显的身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①角色实施与附着于身份的角色期待具有一致性；②社会情景能够赋予行动者实施某种身份；③行动者有机会挑选出实施身份的社会情景。还有一个能够影响身份凸显等级的重要因素是行动者对身份的信守（commitment），我们可以从质的维度和量的维度进行考量。量的维度主要包括行动者从某种身份与其交往的人的数量。数量越多，行动者的这种身份便越凸显。例如，如果与某老师社交紧密的人都是老师，则该老师的教师身份更为凸显。质的维度则更为强调情感因素在凸显等级中的作用，在基于某种身份的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情感越强烈越积极，则他们对该身份的信守便越强烈。

Burke（1991）既不关注身份等级的协商性，也没有集中探讨互动中的社会结构因素。他的主要研究焦点是知觉控制系统（perceptual control system）。行动者控制对他们自己的感知使得其与某种情景中的身份标准相匹配，而这种身份标准则是行动者所遵守的并且指引着他们的行为。在对他们或者自我的身份感知中，交际中的行动者会相互误解当下交际双方所实施的身份特征。例如，某员工（该员工与其领导是大学同学）与其领导进行对话，员工对领导的身份感知是同学或者朋友，而领导则以上司和下属的身份进行定位，这种身份错位在该研究流派（Burke，1991；Stets & Burke，2005b）中被表述为身份中断（identity interruption）、身份分裂（identity disruption）或者身份差异（identity discrepancy）。

以上三个学派关于身份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影响个体行为的解释上。Stryker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Burke认为自我内部特征影响个体行为，McCall和Simmons更为关注行动者双方的互动对个体行为的塑造。相对于社会身份理论，身份理论则较多地关注个体的行为特征，重视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考察个体身份建构的重要性。然而，该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具有同样的局限性，没有进一步考察日常交际中的个体如何运用身份资源进行言语交际，也未能从实证的角度动态考察身份建构的过程，如交际者出于什么交际目的建构不同的身份，其身份建构在会话进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变化等。

3.身份的自我方位模式

Simon（2004）提出的身份的自我方位模式（self-aspect model of identity）是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认知途径的结合，无论是个体关系还是群体身份，它们本质上的特性表现为认知性和社会性。Simon指出身份分析需要考虑三个层面：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是传统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它涉及个体的感知、情感、思想、动机、行动等（Simon，2004，p.43）。宏观层面关注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结构，这也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焦点。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则强调中观层面，即社会交往的情景或即时语境。中观层面是宏观以及微观层面的交汇之处，彼此相互作用（Simon，2004，p.44）。身份的自我方位模式根植于这样一个前提：作为活跃的意义寻求者，人们总是自我阐释，他们基于社会的和认知的过程，赋予他们自己的经历（包括与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以连贯性与意义。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为自我阐释涉及个体的自我方位，而自我方位的发展则是个体在各种社会角色与关系中的经历同社会情景的函数。这种基于自我方位的自我阐释为个体造就了身份，但这种身份不仅是社会的、认知的建构，还具有语境依赖性。

身份的自我方位模式关于身份分析的三个层面吸收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宏观层面分析类似于Stryker（2002）的多元社会网络；微观层面则体现了Burke（1991）的理论要旨；而中观层面强调社会网络与交际个体对身份的制约与建构作用，则与McCall和Simmons关于身份的互动性（Stets，2007）思想比较一致。Simon（2004）强调身份建构的社会性、认知性与语境依赖性，这与语用学分析的观点比较接近，也表明了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身份建构的可行性。然而，在该书的后半部分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族群身份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身份等（Simon，2004，pp.100-178），并没有动态地考察其语境依赖性与身份建构的策略性，但是作者使用定量的统计方法客观报告数据为身份建构的定量实证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与参照。

Giles和Robinson（1990）在《语言与社会心理学手册》的序言中即指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语用学的传统问题时需要考虑说话人的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我们必须描述和解释语言如何用于向他人传递信息，必须发现什么信息能够传递，是谁传递，在哪里传递以及如何传递，必须考察这些信息为什么要传递。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讨这些问题则要求研究者将个体视作（社会）人以及社会群体的一员。正如情景内容对我们很重要一样，（交际者）的个体身份和社会身份也很重要。”（Giles & Robinson，1990，pp.2-3）他们的这一论断一方面似乎指出了社会心理学对身份研究的不足，即没有充分关注身份在言语交际中作为语用资源的一面，另一方面指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趋势，为两者的结合指明了方向。

4.身份的语言变异研究

身份与语言变异关系的研究缘起于社会语言学，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是当时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共同作用的产物。索绪尔开创的语言研究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强调共时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种语言研究的二元对立造成大批语言学家致力于语言内部研究而忽视语言的社会功能研究。当在语言结构内部无法找到解释语言使用的相关现象时，语言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查语言和言语、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希望能找到一条把它们重新结合在一起的途径，这就是系统和变异的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陈松岑，1985，p.5）。另外，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许多民主国家的建立，各国家、民族之间交往日益紧密、社会经济技术交往日渐频繁，社会问题也逐渐增多。这就对交往中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种族、文化、性别、社团等各个角度研究语言的使用显得尤为必要，社会语言学也应运而生。美国是现代社会语言学的发源地，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比较多，所提出的任务也不相同。Labov（1966）主要是对所谓的城市方言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调查，力图通过分析调查结果来揭示种族、阶级、文化程度、职业、性别、年龄、交际场合等各种社会因素和语言变异之间的相互关系。城市方言派也因此得名。Bernstein（1990）关于复杂语码与局限语码的论述也证实了社会阶层与语言变异的某种对应关系。城市方言学派在进行具体语言分析时，十分注意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各种参数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进行了精细入微的研究（冯志伟，1999，p.342）。目前该方面的研究除了经典的变异研究之外，值得注意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从语言及其变异的角度微观考察说话人的身份建构（Coupland，2007；Georgakopoulou，2009；Archakis & Dimitris，2008；Fuller，2009；Jos'e，2010）。此外，也有学者研究汉语语音变异如何体现说话人的身份特征（Zhang，2005；2008）。

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壮大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以前一直呈零散状态的语言性别差异研究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用学家、心理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性别之间存在差异是没有争议的，其语言学参考文献可以在居住于西印度的小安地列斯群岛的加勒比印第安人中找到，“据称，男女加勒比人说的是不同的语言，这归因于很久以前的一次侵略，一群说加勒比语的男人征服了这片土地并杀光了当地的男人，而后他们和当地说阿拉瓦语的女人结合，就这样他们的后代有时会被描述为会说男人和女人两种不同语言的人，因为男孩从父亲那儿学到加勒比语而女孩则从母亲那儿学到阿拉瓦语”（Wardhaugh，2000，pp.310-311），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导致两种独立的或不同的语言的形成，相反形成了一种有着明显性别特征的语言。Lakoff（1975）的性别语言经典之作从词汇、句式、语调等方面全面概述了女性语言特征。但是，有些女人采取一些男性化语言进行交际的语言策略也是常见的，她们会从话题的选择、节律特征等方面努力适应男人这一统治群体（Coates，1986）：大多的性别差异可以根据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得到解释，男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并且会更自信；女人则倾向于留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但期望不同且“更好”的位置，也就是她们所理解的社会上层（Wardhaugh，2000，p.321）。该方面的研究主题还包括男女会话风格研究（Lakoff，1975；West & Zimmerman，1983；Kramarae，1982；Fishman，1983；Cameron，1998）、语音语调研究（Sachs，1975；Brend，1975）、称呼语研究（Fasold，2000）以及语体研究（Davies，2003）。比较系统的研究有Holmes和Meyerhoff（2003）、Holmes（2006）以及Sunderland（2006）。国内对语言性别差异的专门研究起步则相对较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今在汉语界和外语界都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白解红，2000；孔庆成，1993；李经伟，2001；朱跃，1995；杨永林，1991，2004a，2004b；赵蓉晖，1999；陈松岑，1985；祝婉瑾，1992；郭熙，1999；徐大明，2007）。通过研究语言在社会阶层、性别、地域、行业、年龄等方面的变异，学者们力求客观描述语言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规则性变异特征，因为“这些言语特征表明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更是普通的现象”（陈松岑，1985，p.24）。

从语言变异的角度讨论交际者的身份特征，目的在于发现与身份相关的社会变量如何在语言中得以体现。此类研究旨在揭示反映在语言变量中的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等社会身份变量，开始探讨被结构语言学否定的语言与社会身份的关系问题（谷小娟、李艺，2007）。变异研究强调说话人的社会身份在语言变异中的本质作用，为言语交际中的变异客观描述了相关的规律性特征。但其一方面忽视了自然语言交流中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说话人能够刻意使用某些语言形式以凸显其不同的身份侧面；另一方面从言语交际的角度看，不仅社会阶层对语言使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人们总是属于某一言语社区，有着共同的言语规则和文化背景。言语社区理论（Gumperz，1968，1982，1997；徐大明，2004，2008）克服了这些不足。同样指出变异研究缺陷的还有言语适应模式的研究（Giles，Taylor & Bourhis，1973）。该模式的核心概念有三个：趋同、趋异和保持。趋同（convergence）指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为获得对方的正面评价、增进理解以及建立友谊，尽量采用对方的言语模式以接近其言语风格；趋异（divergence）指的是说话人为保持其社会身份特征和群体特征，在交际中刻意凸显某些言语模式或语体特征以区分于对方的言语模式和言语风格；保持（maintenance）则是说话人的本色表现，在言语交际中既不趋同也不趋异。社会身份感（Giles & Johnson，1987）对个体语言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体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具有顺应对方的行为，但同时也有在语言层面上凸显其身份特征的选择性行为。在日常交际中，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在交际双方权势明显不一致的时候，处于较低权势的一方能够同时达到趋同趋异的交际效果，既凸显了其较低权势的身份特征又表现为对听话人的某种顺应。许多学者对语码转换的研究也表明人们往往为凸显自己的身份特征而选择与交际对象不同的语码。例如，Scotton（1997）认为语言变体具有指示说话人身份和协调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作用；Moyer（1998）通过对Gibraltar地区的语言考察，指出语码转换的身份标志功能；有关学者对香港居民的语码转换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论点（Li，1998；Lai，2005）。

近年来，学者们从身份与语言变异的研究发展到在互动社会语言学思想下考察身份建构（Selting & Couper-Kuhlen，2001）。这一研究范式逐渐摈弃了身份研究的静态观，以互动为中心，克服了变异模式（Labov，1966）的本质对应关系以及注意假设（Labov，1972）忽视听众的不足，认为社会身份在互动中建构。然而该类研究既未能客观描述交际主体在会话中的能动作用，也未能进一步发掘会话中交际双方的能动性。另外，该类研究对于交际者建构不同身份的社会动机及其与交际目的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甚至鲜有触及，对交际发生的宏观和微观语境如何影响身份建构也未作动态性的分析，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助于内省和归纳”（景晓平、陈新仁，2007，p.155），缺少实证的研究方法，也缺少借助较大规模的自然语料的研究，因此更需要在分析自然语料的基础上探索语言使用和社会心理的互动形式和影响（陈新仁，2009b，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