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存量到流量：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转变

经济学理论体系会因为新的通用技术集群的出现而逐渐改变自身的假设，并形成新的分析范式。流量经济对经济学理论建构产生巨大影响的过程，恰恰是旧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向信息经济时代的全新范式转换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流量经济打破了西方微观经济理论关于资源稀缺性、理性经济人和信息不对称的经典假定，颠覆了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观念，同时拓展了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重塑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关系，对经济理论的丰富性贡献可见一斑。

一、“流量”范式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颠覆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指出“经济学最终要解决的不是市场问题，而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和配置问题”。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与市场，但绝不仅仅关乎市场盈利与产出的多少。长远来看，经济发展中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资源配置和社会分配，而这正是整个微观经济学理论所探究的核心问题。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社交网络、即时通信、移动支付等技术集群通过深化信息的分发和获取、数据的积累与应用，使得资源的配置与优化更加方便、更加容易，并带来了不同经济领域和商业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比率重新优化资源配置，使得商业模式、经济制度和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都发生了本质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自动化”向“智能化”的历史阶段演进。在当下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时代，信息化和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全球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运行逻辑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大数据收集存储、大容量通信和高度智能化算法的运用，促进了供给和需求间的精准匹配。原本分散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中的生产消费过程，得以整合为更长、更紧密的新型产业链，淡化了各行业之间的固有边界，突出了生产要素高效流动的价值。以信息流为纽带，围绕人的需求，跨行业、跨区域调度研发设计流、产品服务流、资金流，已成为诸多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律。

正是基于以上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经济学的三大经典假设——资源稀缺性、理性经济人、信息不对称——正在被以前不引人注目的“流量”悄然瓦解。

首先，“资源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们永无止境的欲望和需求，资源总是不够的；而流量经济模式下，有限的资源将通过平台化整合、共享化调配，甚至改变物质资源的形态（对其内容进行数字化和服务化加工再造），达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实现“稀缺中的富足”，从而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资源稀缺的经典初始假设。

其次，“理性经济人”意味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换言之，尽可能地占有要素和产品，增加存量积累，才能获取利润和财富。然而在流量经济模式下，经济主体不再坚持把资源据为己有的“利己”观念，而是将资源随时置于不断流转进而增值的过程中，设法“利他”，从中获取报酬。

最后，“信息不对称”法则运行的基础是传统农业和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指的是市场交易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但是，在信息经济和互联网时代，市场的信息壁垒轻而易举被打破，信息的传播从单向到多向发展，信息搜集的成本大大降低，提高了交易双方的透明性，缩短了市场信号传递环节，为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供了众多的有效措施。

资源稀缺性、理性经济人、信息不对称这三大假设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前提和起点，而随着生产要素和产品流量化对以上假设的消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根基也将随之发生动摇。流量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手段，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思维方式，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平台和网络，以及各类经济要素的数字化，实现资源的开放、连接、共享和增值；通过激活存量资源和产能，提高经济系统通向动态一般均衡的可能性，并重新定义了人类对资产和效益的理解。

从社会生产角度看，流量经济是以“服务”和“功能”为主导的经济，因而为企业主体带来的利润比纯粹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要高很多。而传统的以生产多少产品、卖出多少产品为衡量标准的产品导向型生产组织系统，将转变为另一种以“控制与影响”为核心的、价值衡量标准多元化的生产组织系统。从社会消费角度看，流量经济的作用和意义在于能促进产品循环，建立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将由以所有权为主转变为以使用权为主，提高产品利用效率，促进产品循环，充分利用资源。

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传统的经济逻辑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资源的私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为了保护不断积累的存量资产，需要通过所有制以及诸如专利、股权、产权等法律体系保证私人资产不被侵犯。这种价值生产和获取的逻辑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均与闲置浪费。而流量经济则将重新书写价值创造的法则：资源流动会带来最高效率，要素流动（尤其是智力、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的流动）会带来最伟大的创新。正是这种理念推动着人类社会从粗放型的工业化社会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型的经济社会转型。

从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来看，流量经济的核心是流动，它把人类从拥有更多物品的追求中解放出来，其发展趋势或许能使人类回到本质而非身心奴役于物质，避免“不必要的占有”或“过度消费”，形成一种“去物质化”的健康的生活态度。

二、“流量”范式对宏观经济学的颠覆

事实上，在“互联网+”经济到来之前，金融资本的大幅度活跃流动已经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近30余年的分析范式提出了挑战。而随着近些年来信息、通信和互联网革命的深入，全球范围内大量、瞬时的数据传输成为可能，各种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不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实物形态的运动方式，更多的是以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的形态存在，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了经济增长路径、产业组织路径与城市发展路径的转变，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自凯恩斯（Keynes）创立宏观经济学以来，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已经经历了两轮整合。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的总量宏观模型是分析主流；而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滞胀以及卢卡斯（Lucas）理性预期批判之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绝对主导的研究范式。但是，无论是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还是后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没有一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能够做出精准的预测。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再次深刻暴露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缺陷，即缺乏对流量，尤其是货币在金融体系中的流动规律进行有效分析。20世纪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与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有关系，或者说国际资本流动是新型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条件。可以说，主流宏观经济学对于资本流动在经济中应当起什么作用以及金融体系的运行是否良好的分析是乏力的，有缺陷的。

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缺陷在于：其通过抽象假设使得模型中实体（存量）经济和货币金融等流量的联系被天然地割裂了。因此，未能在货币资本流动（尤其是信贷）、交易流量与生产和分配方面提供一体化的处理方法，以将实体经济和要素流量有机地衔接起来。因而，这种研究方法无法更好地分析当代现实经济体系中的金融化、杠杆化、货币政策效果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问题。

正因如此，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需要对流量的作用重新认识和定义，如何看待流量，将是流量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背后真正的分歧。在新古典的传统经典理论中，流量仅仅是交易的媒介，从长期来看它对经济过程没有影响，经济波动由偏好和技术等实际变量决定。而现实经济运行对上述理论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显示，流量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资本流动和信贷，既是价值储藏的手段，更是一种流动性资产，需要纳入广泛的资产选择，从而影响消费和投资，并进而影响总需求和整个经济过程。而每一个要素流量来自何处并进入何方，不应是宏观经济模型系统中传导机制的“黑洞”。例如，国际资本流动如何借助间接融资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引起金融的发生和加剧等。

现有宏观经济学研究体系中探讨的往往是某些经济学理论和实证数据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很少探讨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矛盾。按照弗里德曼（Friedman）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主张，“理论的正确性不在于其假设，而在于其和实证所体现的样本数据是否符合”，这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目前所提倡的。可以这么说，在任何一个科学体系中，很少出现带着逻辑起点问题还能向前发展的理论，因为按照波普（Popper）的证伪观点，带有逻辑起点的问题会在实际中遇到越来越多的证伪反例。但是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当可替代现有范式的新科学范式出现，并且反例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现有科学范式才可能被证伪，科学革命才会发生。而能够加速这种科学范式革命的方法，就是对旧有的科学范式进行逻辑的批判分析。流量经济理论恰恰有潜力、有空间发展出一套能够严谨分析和考察当代现实经济运行的模型和方法。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不断的加速推进更是提升了这种逻辑批判的必要性。各国之间经济互联互通的全球网络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要对诸如资金、人力、贸易流动等个体流量进行深入探究，也需要从整体上描绘能够表征当前宏观经济体系内不同类型的流量在全球范围内互动联通的网络。

除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和范式外，流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各个子学科。

在经济增长理论领域，流量经济拓展了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的传统思路，主张通过调整社会存量资源，用加速存量流动的方式，使产品和服务的效用最大化，对于解决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招商政策等，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产业的组织结构发生变革，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出现，制造业服务化、柔性制造、产业互联网、企业轻资产化等种种趋势日益显著。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速了以“流”为连接的网络和节点基础之上的新空间结构，并可以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研究“流”产生的科学机理，这就为解释流量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另外一种科学解释。

在城市经济学领域，全球城市已经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等所建构的网络交叉点，全球节点城市通过跨国公司和先进生产型服务业支配资源。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流量和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中的联系能级越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