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 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 “王为般卜”刻辞龟甲

年代：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尺寸：长18.6厘米，宽10.2厘米

材质：龟甲

出土地：传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

收藏地：中国国家博物馆

【引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甲骨文不仅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也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殷墟甲骨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史学领域，与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有“20世纪四大发现”之称，至今仍是显学。大学者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之名绝大多数都见于卜辞中，商王的世系也可相互对应，从而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发现使商代的历史成为确凿的信史，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殷商甲骨和甲骨文自身包含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涉及殷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与社会的珍贵资料。

一块特殊的龟甲

2017年年底，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一件能够让全体华人引以为豪的盛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片“王为般卜”刻辞龟甲，保存完整，可以让我们一睹殷商时期甲骨文的真实面貌，并了解甲骨文的选料、制作、记叙等具体内容。

这片龟甲是龟的腹甲，其正面的左右两侧，分别刻有一条卜辞，可释读为：

戊午卜，古贞：般其有祸？

戊午卜，古贞：般亡祸？

“戊午”是占卜的具体日期，殷商时期以干支纪日。“古”是贞人（负责占卜的专业人员）的名字；“般”是商王武丁时期的一名贵族的名字。商王专门为“般”占卜是否会有灾祸，可以看出“般”这个人的地位很重要。

这两条卜辞的内侧，还分别刻一行数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与“一二三四五六二告七”。这是序数，指灼龟时的占卜次序，也是对同一件事反复、多次占卜的证据。

龟甲的背面有钻凿13组，左右相对，右半部的7组钻凿以中甲首起为序，与正面序数的位置正好相对应。正中千里路（龟板正中有一条自上而下的直线，称为“千里路”）有一条刻辞，是正面卜辞的占辞，也就是对卜问内容的回答，可释读为：

王占曰：吉。亡祸。

这片龟甲很可能出土于殷墟小屯C区著名的甲骨坑“YH127”，后来曾一度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所收藏，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

甲骨溯源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通称。一般而言，“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文字。商王占卜所用的龟甲大多为各地的贡品。据初步统计和推测，殷代各地贡龟的数量在一万件以上。这些龟甲多来自南方，甚至有的龟甲属于大海龟，与现在产于马来半岛的龟同种。

龟甲之中，腹甲占绝大多数，背甲则相对较少。在兽骨之中，殷墟各遗址均以牛的肩胛骨为主，也包括极少数的猪、马、羊、鹿、人的骨骼。由于甲骨是商王与诸位祖先、各种神灵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因此在原料的选取上颇为慎重，整治、钻凿、刻划等程序更是十分严格。占卜时所用龟的腹甲，一般甲首里面均铲平，不留边缘，甲桥只留一小部分，甲桥与腹甲连接处成钝角，边缘呈弧线状。背甲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从中脊锯开，一分为二，边缘经修整刮磨，近梭形；另一种，将完整的背甲剖开之后，锯去首尾两端，边缘修整成弧线，整个形状近似鞋底形，有的中部还有圆孔。殷墟出土的占卜所用的牛肩胛骨，都要加工，削去反面直立的骨脊并加以磨平，锯去骨臼的一部分并将臼角切去，然后将正、反两面刮磨光滑。整治和处理后，还要在龟甲和兽骨的背面进行凿、钻。这些加工都是为了占卜灼龟时，能在正面呈现出卜兆。占卜时，用炭火烧灼甲骨的凿钻处，使甲骨的正面出现卜兆，然后根据卜兆的形态和走向，判定吉凶。最后，把所占问的事情契刻在甲骨上。

商王及少数王室贵族拥有专门的占卜机构。商王掌握的占卜机构既要占卜国家大事，又要占卜王的日常生活琐事，且一事多卜，从正面、反面反复卜问，因而卜事极为频繁。甲骨的整治、占卜、契刻或占卜以后甲骨的处理等都需要专人负责，因此，占卜机构的人员就需要很多。这些人大多是经过训练、技术娴熟的专业人员，在各项工作中都有一定的操作规程。所以，我们见到的卜甲、卜骨已经相当规范化了。

甲骨文和殷墟考古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也是中国最早的文献记录。那么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公众颇为关心的话题。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已有一百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甲骨或保存于私人手中，或分散于中国各大博物馆、大学等机构，或流散于欧美、日韩等国家。国内外公、私机构现藏甲骨的实际数量，据初步统计，有13万片左右。

说到甲骨文，就不能不提王懿荣和殷墟。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开始重金收购，进而考证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王懿荣自尽，甲骨转归刘鹗所有。古董商贩为谋利，封锁甲骨来源消息。后罗振玉等学者多方探求，得知甲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1928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大力支持下，董作宾与临时工作人员组成考古队，开始对殷墟进行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总共出土800余片有字甲骨以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发端。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195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又重新开始发掘工作，至今未中断。

甲骨文研究和“四堂”

自1899年王懿荣第一个购藏、鉴定甲骨文起，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和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四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为甲骨学的形成、发展与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9年，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就非常精辟地指出：“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雪堂是罗振玉的号，观堂是王国维的号，彦堂是董作宾的字，鼎堂是郭沫若的曾用名，四位学者的字、号或名均有“堂”字，被誉为“甲骨四堂”，是甲骨学中绝对的殿堂级人物。

罗振玉（1866—1490），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金石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敦煌学家。罗振玉首先确切打听到甲骨文出土地为安阳小屯，明确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以后“殷室王朝遗物”。他还是当时私人收藏甲骨最多的学者，并考释出大量的单字，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先后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殷墟书契菁华》等著作，为甲骨文字的公布、考释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可以说，罗振玉是甲骨学的奠基者，开创之功巨大。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等方面均有深厚的造诣。王国维与罗振玉既是师徒，又是至交，还是亲家，并缔造了殷墟考古之前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罗王之学”。王国维不仅在考释文字方面多有突破，更为可贵的是，他利用甲骨文考证、研究商代历史与典章制度，比如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商王世系，纠正了其中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的错误等。这将甲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外，王国维还是最早对甲骨断片进行缀合的学者，极大地提高了甲骨的学术价值。

董作宾（1895—1963），原名守仁，字彦堂，号平庐，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和甲骨学家。董作宾于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王国维。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后，董作宾受聘主持了第一次殷墟考古工作，并参加了后来的历次发掘。董作宾历尽艰辛，将殷墟考古所得甲骨整理出版，在刊布材料方面贡献巨大。他在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了“五期说”和“十项标准”，为甲骨学建立了科学研究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见。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号尚武，曾用名鼎堂。郭沫若不仅致力于甲骨文资料的整理、文字的考释，最为重要的是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其代表作有《卜辞通纂》和《甲骨文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