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经被关了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一个月后，在11月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他们入场的情况下，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匆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尽力使1971年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我在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我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在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发表后五天，我在1971年2月25日向国会提出了我的第二个外交政策报告。这次报告有一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到了我们两国间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反映了联合国最终会接纳北京的前景。这一节最后说：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怎样消除妨害这些机会实现的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对方也这样做，但如果对方不这样做，我们也不惧怕。
然而，我们对前景应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决心继续把我们说成魔鬼。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没有减弱北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只要北京继续坚持敌视态度，我们单方面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善关系。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几天以后，当我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演说时，有人问到最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事件意义何在。我答道，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预定的政策进程开始产生效果。我说，如果编辑们寻求最新的头条新闻，我势必要使他们失望，而新关系的性质本身也使这种新闻不可能出现。最后我讲了一番话，我相信当时的许多听众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人的题外之言，实际上则是直接的暗示。
我说：“那天复活节星期天，我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娅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据我了解他们俩今年6月就要结婚——还有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谈话讲到旅行的事，当然还谈到蜜月旅行等。他们问我，你想到哪里去？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旅行？”
“于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我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我在职的时候能否做到，我没有把握。我不想预测外交上的这两个问题。谈承认问题，时机还没有成熟。谈改变我们对联合国的政策，时机也还没有成熟。”
这时候，突然有人出来就对华外交工作信口开河，大放厥词，此人就是特德·阿格纽。他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去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半夜以后他在旅馆房间里和一批记者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他对记者说，新闻界对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他指出，有些记者对于北京居民的满足而丰富的生活发回了几乎是歌颂的描写。
阿格纽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我们在贸易和签证问题上对中共作出的姿态表示保留意见。但是我从没有料到他会同记者讨论他的怀疑。我叫霍尔德曼传话给阿格纽，叫他不要再谈这个题目。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觉得，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我们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中国人无疑会感到不满，反对我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们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与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我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我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他反对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4月29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我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我就自己问了自己。我在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会有人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定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大陆发生新的关系。”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入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5月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谈了对华主动行动——它对美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如何灵活处理，以免失去主动。快到半夜我们才注意到时间，基辛格起身告辞。
我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起身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我在一个顶橱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那是什么人在圣诞节送给我们的。我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的矮脚杯。在我们举杯时我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现在写下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条理，但当时确实不仅是个人异常兴奋的时刻，而且有一种深刻的共同认识，感到这真正是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7月6日，我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讲话。那是我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定期召开的介绍政府政策的一个吹风会。
基辛格已去远东作10天的访问，距离他秘密前往北京只有几天了。我要在他到达北京之前简短地说明我们接近中国的理由，将它记录在案。
我对那个集会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对其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我说：“因此我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中国大陆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虽然有最近这些匆匆的活动，我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关系有迅速发展的很大希望。我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为旅行开了门，为贸易开了门。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方面会不会另外开一些门……中国大陆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独处，其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不大沟通，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而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在对方作出响应的情况下，还必须很明确地、很审慎地采取其他的步骤。”
我的讲话在堪萨斯城不大引人注意。然而，我们后来知道，它在北京却受到极大的注意。
我们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飞往越南进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时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将出现肚子痛的症状，需要卧床休息，谢绝报界采访。然后，在叶海亚总统的协助下，他将被送到一个机场，从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将载他飞过高山进入中国。预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将飞到圣克利门蒂向我汇报。
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波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在伊斯兰堡得病只引起采访他的记者们较小的注意。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他将至少卧床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开始安排自己的娱乐活动了。
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并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设备，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国期间我们将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后，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发前，我们就商定采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我已经发现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总统的访问，就用这个词来表示。
虽然我相信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乐于看到我的访问能够实现，我并不低估台湾地区和越南给我们双方可能提出的难题，我竭力告诫自己不要心存侥幸，产生奢望。
7月11日，知道我们的电码单词的黑格打电话告诉我说，基辛格已经发来了电报。
我问：“电报说什么？”
他回答说：“Eureka.”
基辛格关于他在中国期间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胜的。中国人同意了我们为我的访问作出安排和预定日程的几乎每一项建议。初步会谈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他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基辛格说：“这些人有一些苦恼。”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对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谈话中周问到我在堪萨斯城的演说，基辛格只得承认他只看过新闻报道。第二天进早餐时，基辛格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我的演说，上面有周画的横道和中国字的旁注，还有一张便条，请他阅后退还，因为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访问回来后所写的长篇报告里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我们已经为你和毛翻过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在最高级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地区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据我看来，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内向的安全感，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原则范围内能够细致地、万无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们无论同中国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确切性和策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完成一次革命。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最初的反应绝大多数是非常积极的。马克斯·勒纳写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动通过惊异之门直达希望的王国。”
有些评论家附和党派色彩较浓的民主党人，在赞扬声中夹进猜测，说我是出于党派斗争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严肃的批评，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施米茨指责我接受邀请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莱士没有真正谴责我的访问，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节”。他对记者们说，他疑心这次访问实际是一种牵制性的策略，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想“通货膨胀和猪排涨价”。
总的说来，国外比较赞成我们对华采取主动，但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保留。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朋友们十分苦恼。然而，他们感到宽慰的是，我们并不撤销对他们的承认，也没有放弃我们所承担的共同防御义务。日本人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感到生气，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只通知他们而不通知别人，而如果统统通知，就有可能泄露天机，使整个主动行动归于失败。
我从圣克利门蒂刚回到华盛顿，就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了一次短会，向两党领导人介绍情况。我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因为解释的话说得越多，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机动余地就越小。我知道这对两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是多么别扭，但是我只好要求他们信赖我。结果他们都积极地支持我的意见。约翰·斯坦尼斯说：“总统下了一着很好的棋；现在应该由他把这盘棋下完，我准备支持他。”
迈克·曼斯菲尔德说，对华主动行动像曼哈顿计划[1]一样：两者都需要绝对保密才能成功。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这次他为时六天的旅行是公开宣布了的，目的是为我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议程作准备，并起草在我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公报的基本文字。
经我同意准备向中国人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暂时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当周表示无法接受我们关于公报的做法时，基辛格有些愕然。周说，措辞如果不反映我们的根本分歧，就会产生一种“假象”。他认为我们提出的草案是苏联人愿意签字的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的文件，这是不可取的。
接着中国人交给基辛格一份对应草案，这使他大吃一惊。我方草案掩饰了分歧，而他们的草案却突出了分歧。基辛格用极大的克制看了这个草案，然后平静地说：“我们不能让美国总统签一份文件，上面说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或者‘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正义的’！”
中国人似乎感到为难，但基辛格继续说下去：我们不能允许提到种族歧视；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强烈地反对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公报提到种族歧视，将被解释为批评美国的国内问题。与此相类似，他们还打算提到中国是北越的“可靠后方”，中国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斗争到底”，当美国人正在印度支那作战和有人被俘的时候，这种提法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第一次会谈以后，基辛格发现中国人愿意搞一个折中的公报，它既阐明最高级会谈的基本目的，同时以冷静的语言保留各方的基本立场。
对这些长时间的、有时是困难的会谈，基辛格总结说，中国人愿意指望历史潮流的推动而不是一份公报的具体措辞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写道：“他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论点，即认为我们往往是做的比说的多，并认为进程必须是逐步的，有些问题必须留待逐渐产生的压力去解决。由于他们过去公开提出过要求，并且在他们自己的营垒里有过持不同意见的人，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国内和国外要冒很大风险。”
基辛格报告说，在会谈快结束时，周特别指出，如果我这届政府不再执政，他们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烦。“他表示也抱有他认为你抱有的愿望，即你还能主持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祝大典。”
当基辛格在中国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时，联合国大会正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我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待一天，不要正巧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时回到国内。
早在8月，我们就已公开撤回我们对审议这个问题的反对态度，并且表示我们支持“两个中国”的想法，台湾蒋介石的政权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
采取一种使我们的老朋友和忠实盟友蒋介石感到失望的立场，在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事。不过我早在春天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而支持北京。按我的个性，我从来不愿意仅仅因为事情已经不可避免而向它低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牵涉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此外，不论在联合国里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决心遵守条约义务，继续对台湾地区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
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开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我们原来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地区仍旧待在联合国里。
在动身去中国的几天以前，我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来做客。
马尔罗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是我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70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我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五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我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我送马尔罗上车。当我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日记
像亨利和鲍勃在飞机上所指出的，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的祝愿，我们成功的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我对亨利说，我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拼命地，几乎是天真地争取和平，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土这一事件，还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列队走去时，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给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我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我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在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泽东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除了两三个漂亮的姑娘以外。”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是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地区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总是有人会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在人民大会堂同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由于临时插入的同毛的会见而被打断了，我们只来得及就会谈进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欢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会谈中阐明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另一方则在下一次进行回答。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需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了我们对这件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我说，“通常的做法是，像我们就要做的那样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像我们也会做的那样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回答说。
“当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并不影响世界的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说，“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并不幻想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动一个过程，它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坐在这间屋子里的男男女女为了一次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作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知道你们坚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你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一样。”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我反驳说：“可你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附和说：“我们已经冲破了老的格局。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的，不是把它们统统归在一类，说它们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所以都是一团漆黑。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有一次对基辛格博士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一小时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彼此又碰头了，这时中国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访问已经得到毛的正式认可，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合得来了。
我在祝酒词里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对华主动行动的实用主义基础。我说：
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在双方祝酒后，乐队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我说，这是我在1969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举杯说：“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时，我提醒周说，尽管他可能会从美国报纸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些报道中看到什么说法，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周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我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这番话果然达到了我原来的目的，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我接着说，“我是一个教友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贵国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人有怎样的动机，”我说，“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来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我们落在后面，我们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对太平洋地区同我们订有条约的各国所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我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说，“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务，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我说，“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我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完全意识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我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他们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后来，当他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1969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同我们通话。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我要同毛主席讲话。’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可是电话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我猜想这药是治他的高血压的。我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73岁高龄的周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里发生的事。”他说，“民主党想给你制造困难，说你来中国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这个问题。”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们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不抱幻想。“这个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我说，“他们要把我们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我们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他们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明确表示，在他看来，我们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结果对我们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说，“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周指出我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我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我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我说：“不谈那些8点、5点、13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们的俘虏，从那天起六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我还想指出一点，这项建议我们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我说：“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她说虽然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客气和有合作的愿望，但她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她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她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我们谈到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巨大问题，不仅从他们同苏联、北越和整个共产党世界的关系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他们的国内政治方面来说也是如此。20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那天晚上，周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舞剧。他们安排了一场专场演出，是由江青设计和搬上舞台的大型节目《红色娘子军》。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不过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
当我们就座的时候，周提到1965年赫鲁晓夫来看过这出戏，就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他突然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鲁晓夫。”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儿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让奴隶取得了胜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地区享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述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述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在公报里对台湾提出非常好斗的主张，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如果这些集团在总统竞选的前夜找到这个共同的理由，整个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我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因此，在同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报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措辞强硬，势必会给我造成怎样的实际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可以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北京政府和台湾地区都保持的立场——我们却不得不反对北京使用军事力量把台湾地区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得出了我们预料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要在公报中反映出来。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谈判手腕和周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采用十分缓和的公报措辞。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72岁高龄的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的美国人，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像19世纪末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不大相同。我们不骄傲——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他们请帕特和我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5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2月26日星期六，我们和周一起坐他的飞机去杭州。这时，我们两人交谈起来已经很随便了。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别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22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当然，毛的诗词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譬喻。
他再次提到他钦佩我的《六次危机》。我开玩笑地说，他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他的坏话。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
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有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像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我同周举行了超过15小时的正式会谈，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和想法。由于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的全部讨论都很坦率，中国人自然对泄密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我相信周不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来怎样利用我们的会谈记录大做宣传文章。在谈到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国内有人反对我的一些决定时，周提到杰克·安德森泄露机密的事件。他面带冷笑地说：“你三次开会的记录都公布出去了，因为你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在他开玩笑的语气背后，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关切。事实上，当我们从机场驱车去北京的途中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周就提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交往的保密问题，毛主席在和我会晤时也着重讲了这一点。
为了使周放心，我告诉他我们打算采取哪些严格程序来使双方今后的接触能够做到保密。“总理也许认为我们过于谨慎，”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上一届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届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基辛格博士和我决心使这类事情在同贵国政府建立的新关系中永远不会发生。”
我说，当事情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命运，甚至可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时，我决心使我们能够在保密的条件下对话。
在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时，周开玩笑说：“连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家怀疑他。”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样，因为他固然是犹太人，却首先是美国人。我们认为苏联正在向那个地区伸手。这必须加以阻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约旦危机中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向苏联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在那个地区进逼，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我强调说明，两党都支持我的这次访问，今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完全可以前来访问了。“正如我对总理说过的，不论明年谁坐在这把椅子上，必须保证使政策得以延续下去。”我说，“根据我们的制度，我明年可能会在位，也可能不会。我一定要有确切把握，不论那时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我们的这个开端能够继续下去。这一点比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重要。它关系到今后许多年的命运。”
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富于幽默。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在我们的交谈中，年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马尔罗说过的，使中国领导人发愁的一个问题是：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却那么少。
日记
周恩来有两三次谈到年龄问题。我说，我真佩服他的精力这样旺盛，并且说，其实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我隐约感到，他认为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但同时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阴影，那就是他感到现在的领导班子已经日子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我们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周专门点到德怀特·查平，他只有31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一些。“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说，“我发现你们有许多年轻人；查平先生很年轻，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56岁。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但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周说：“等四年，你可以再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太老了。”
“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力。我指的是卸任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
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罗行动计划中商定的办法，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而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为一个外交文件，公报的文字是异常生动的。
实质部分的第一段开头是“美国方面声明”，接着详细列举了我们讨论过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的立场。下一段开头是“中国方面声明”，然后就同样的问题列举了对应的观点。
例如，美方宣称支持我们和南越1月27日在巴黎提出的八点和平建议，中方则声称支持越共在2月提出的七点建议。
我们表示打算保持同韩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中方则表示支持朝鲜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
我们声明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有的紧密纽带。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
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张：他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他们声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并要求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他们最后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关于台湾问题那一段话的措辞回避了意见的冲突，只是简单地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我们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从台湾地区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我们没有规定最后期限。我们同意在此期间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约束。不过更重要的是，特别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双方将反对苏联或任何别的大国想支配亚洲的努力。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后，我记下了我们交谈的情况。
日记
我极有兴趣地注意到周恩来显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同时也注意到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例如，在他看来，法国对美国革命战争的干预不是由法国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领的〕志愿军进行的。
周还把林肯说成是“经过多次失败”最后才取得胜利的，因为人民站在他一边。固然林肯是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之一，他却完全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打南北战争并不是为了解放黑奴，尽管他是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后来当他解放黑奴时，他也没有把解放黑奴当作目的本身——他这样做纯粹是一种战术上和军事上的策略，只宣布解放南部的黑奴而不包括北部边缘各州的黑奴。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不能再见面了。我觉得，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相互尊敬的个人关系。
我们在北京宾馆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顶峰了。”我说。
“那是一首，”他接着说，“还有一首《咏梅》，我想挂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读了这首词。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因此，”周接着说，“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
基辛格用外交的语言指出，即使我再度当选，也不大可能再次前来访问。
“我只是举例说明中国人的想法，”周说，“这事反正不要紧。”
周提到这次访问前不久我把专机的名字从“空军一号”改为“76年精神号”的事情。“不管谁是下届总统，”他说，“76年精神将依然存在，并且会占上风。从政策的角度看，我希望我们的对手不变，以便继续我们的努力。我们不仅希望总统能继续任职，而且希望你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助理能继续任职。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你就不得不同另一个对手打交道了。因此，我们让更多的人和你会见。希望你不会讨厌我讲话太长。”
我向他保证，情况正好相反，我对他讲的话很感兴趣。
他指着摊开在他膝盖上的那本诗词说：“这属于哲学范畴，但也是一种政治观点。例如，这首诗是在对敌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写的。全篇没有一处提到敌人；写这首诗是很难的。”
“当然，我认为从哲学上考虑问题是很有益的，”我说，“在太多的情况下，我们用策略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问题。我们的目光短浅。如果写那首诗的人也目光短浅，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观察世界时不应该仅看到当前的外交战役和决定，而应该看到推动世界的那些巨大力量。也许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只要我们能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我想也是更安全的世界里生活。”
2月24日星期五清晨两点半，我记下了我打算在当天下午同周恩来会谈时说的几个要点，这些要点说明了我之所以采取对华主动行动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当时能够公布这些笔记，或许那些批评我的对华主动行动的保守派起码会放心地认为我不是出于天真烂漫的心理去接近中国人的。
第一点，强调海外华侨有巨大的潜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必要利用这一潜力，学会和它共存，而不是迫使他们接受这个制度，从而挫伤这支力量。
第二点，强调尼克松会像眼镜蛇那样起而反击苏联人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他们违背对他作出的诺言。我在越南问题上的记录有助于使别人相信这一点。
第三点，用现身说法和直率的口气强调我对我们的制度深信无疑，并相信我们的制度在和平竞赛中一定会取得胜利。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一点说清楚了。我认为绝对不能让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制度优越并终将取得胜利。
与此有关的是，我们不会变得软弱起来，我们的制度不是在走向崩溃。纵然对我们的制度有那么多公开的批评等，这些都不应当被视为软弱的表现。
我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1.6万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22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我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