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城的建构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北京失去了首都的政治地位，变成了一座地方城市。为了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界定北平的身份，北平所拥有的帝京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重视，北平作为“文化中心”“文化城”的形象逐渐显得清晰起来。从1928年至1931年间“繁荣北平”活动中确立北平“文化中心”地位的努力，到1932年至1933年间一些学者提出设北平为“文化城”的倡议，一直到1934年至1935年间袁良主政期间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都可以看出“文化”在北平重新定位自身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城”的建构，标志着从整体上将旧京客体化这一过程的开始，它既是利用过去来定义现在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政治危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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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的南迁首先是对北京经济生活的重大打击。此前北京的繁荣主要依赖其政治中心地位，至此一变而呈萧条冷落之势。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人口日减，商业日衰”的局面。[1]面对北平的衰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皆有所筹划，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北平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2]1928年10月，曾于20年代担任过京兆尹的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出将北平建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受到北平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的积极响应，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3]1930年12月，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继、叶楚伧和李石曾及北方实力派人物张学良提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目标是将北平建设为“文化市”。[4]1931年4月，该委员会名单公布，蒋介石任会长，张学良、李石曾为总干事，可见国民政府对此事之重视。

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设立，不仅意在从文化事业上繁荣北平经济，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北方政局并不安定，1930年初北平处于阎锡山的掌控之下，由于阎锡山和蒋介石矛盾日趋激化，北平成为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势力的活动中心。直至1930年9月，张学良的东北军占领北平，国民政府才恢复对北平的控制。1930年12月，李石曾在北平研究院演讲，谈及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初衷：“因北平为旧帝都且为政治中心，易予改组派以机会，想使造成文化中心，改革以前政治中心。”[5]显然，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国民政府对北平的直接控制，借“文化”来消弭北平潜在的政治势力对中央的挑战。

1928年至1931年间，正因为北平处在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折冲之间，时局动荡不安，北平市政府也更迭频繁，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1931年4月，胡若愚出任北平市长，表示将努力于文化事业。[6]胡氏在任期间，推动成立了北平市市政设计委员会，配合中央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工作。然而，胡氏在位仅3个月时间就离职，市政设计委员会随之停止运作。[7]

值得注意的是，在“繁荣北平”方策的讨论和实践中，北平普通市民和地方人士的表现颇为活跃。[8]首都南迁后，北平市民和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和地方认同日益突出。1929年，当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出将北平建成“东方文化游览中心”，河北省政府公开向市民征集意见时，一位市民向市政府提交了《建设北平意见书》，建议北平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建设为“国故之中心”“学术美术艺术之中心”“东方文化表现之中心”以及“观光游览之中心”。[9]同年，北平市成立了筹备自治委员会，负责地方自治事务，后又成立了各自治区公所。地方自治团体为地方精英表达自身诉求提供了制度性空间，1930年11月及1931年3月，北平地方自治团体两次提出繁荣北平计划，主要包括“做成文化区”“做成贵工业区”及“做成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三项内容。[10]在北平市民和地方人士对北平定位的设想中，“文化”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在各个层面上，将北平建设为“文化中心”或“文化区”的设想与计划层出不穷，但由于这一时期政局的动荡和经费的紧张，这些设想和计划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并未付诸有效的实施。1929年7月，《大公报》在“社评”中失望地表示，“方国都南迁之时，党国要人，纷纷以建设新北平为文化中心之说，昭告国人，今时阅一年，北平教育，有退无进，各校当局，左右支绌”，在北平政治形势尚不安定的情况下，各种议论只能流为空谈。[11]刘半农在写于1929年底的一篇文章中也坦言：自国都南迁一年半以来，“我们也时常听见要把北平改造为文化区域或文化都会一类的呼声。结果呢，将来亦许很有希望罢，截至现在为止，却不见有什么惊人的成绩。”[12]1930年12月中央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决议，曾经让舆论和北平地方人士颇为振奋[13]，然而事实上委员会的成绩却乏善可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伴随着华北局势日趋紧张，“繁荣北平”活动逐渐陷入沉寂。[14]

虽然实际效果欠佳，这些规划、建议及相关讨论却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许多人选择从“文化”角度立论，逐渐塑造了北平作为“文化中心”的新形象，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多数人的共识。[15]瞿兑之称“北平为文化中心是十七年以后常听见的一句口头禅”[16]，可见这一说法已经深入人心。

不过，在当时的语境中，“文化”一词的含义究竟为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从政府决策方面来看，提出“文化中心”或“文化区”目的在于促进北平的经济繁荣，挽救迁都后北平市面萧条的局面，在国家层面上，这是统一后的国民政府进行的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地方层面上，这也符合北平地方精英的利益。这里的“文化”指称的内容较为宽泛：“凡教育技术及各种工艺，皆可目为文化之代表，不止古迹古物已也。”[17]不过，发展工商业需要各种经济和物质条件，在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北平并非易事，加之时局动荡不安，经费筹措不易，可谓举步维艰。有鉴于此，许多人认识到，充分利用北平已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游览，发展旅游业，是“繁荣北平”最为切实可行和有效的途径。北平作为数百年旧都，对外国游客极具吸引力，旅游业能够为北平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1931年4月，《大公报》在其社论中表示：“繁荣故都之政策，除着手以文化号召游客外，固亦别无办法。……一切社会的新设施，大率以招徕游客为目的，尤以外国游历客为最上之目标。”[18]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主要落实到具体的物质层面——即帝都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古建筑、古物，等等）——之上。

更有意味的是，北平所拥有的“文化”物品，又不仅仅属于北平。古建筑和古物同时也被视为国家精神的寄托。附着在这些文物上的国家性，与北平作为地方城市的地方性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缝隙。而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更在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之间制造了巨大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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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地区面临着日军侵略的威胁，局势相当紧张。如果日军进犯北平，北平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和古物就有在炮火中沦为灰烬或被敌人劫掠的危险。于是北平一些文化人开始未雨绸缪，筹划保护北平古迹和古物的办法。特别是以古物保管为职任的古物保管委员会（设于北平）及其北平分会，对此事尤为关注。1932年8月，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黄文弼提出，将北平划为文化区，不驻兵，不作军事根据地。[19]这一主张得到其他一些委员的赞同。9月21日，江翰、刘半农、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决定向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永远撤除北平军备。由刘半农拟定意见书，并推举马衡为代表到京接洽。[20]主事的五人中，马衡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委员，刘半农和徐炳昶均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21]，江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朱启钤则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

刘半农拟定的意见书，在《世界日报》和《申报》上全文刊载，[22]其大致内容是建议将北平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仿瑞士设为中立区之先例，来“灭除北平城里各种文化设备遭受炮火打击的可能”，因为在国际目光注视之下，敌人不会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发动袭击。北平为“文化品物”荟萃之地，其中如古建筑是不可移动的，而可以移动的古物如果迁移他处，则北平的文化气氛也必定会蒙受损失。“文化品物”事关“国家命脉”和“国民精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

北平所有的文化品物，如孔庙所藏的石鼓，中央研究院所藏的殷简甲骨，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藏的大宗汉代木简，北京大学所藏的大幅元代壁画，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四库全书、敦煌经卷，及其他善本书籍，天坛皇穹宇所藏的历朝祭天礼乐器，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推而至于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无上价值的珍品，真可当得国宝的称号。至于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的建筑，以及所藏宝物，尤其是全世界各国博物院所仰望不到的。……这些东西，浅一层说，足以表扬国光，深一层说，是国家命脉，国家精神寄托之所在。其重要性并不在所值金钱之多，而在大部分是一毁之后，统无从购置，金钱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在国难中，虽然人人都具有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决心，而这种表扬国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却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要是连这种东西都可牺牲，试问我们牺牲了一切，所争者果是何物。我们希望将来的北平，像欧洲的瑞士一样，永远受不到战争的骚扰，永远沉浸于文化的清泉之中。我们希望贤明的政府接受我们的要求，更希望识见宏远的军事当局，切实赞助我们，我们希望世界各国，爱护和平，爱护文化的政治家与学者，给我们适当的提携，替我们证明一切。

其实在此之前，北平地方自治团体就曾于1930年提出过“北平永不驻兵，不为军事设备”的主张[23], 《大公报》也认为，华北军事重心应该移至保定和张家口，北平不设军事机关，就不会成为对方军事行动的目标。[24]从战略防御角度来看，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然而当刘半农等人以保护北平“文化”为由要求政府撤除军备时，却招来强烈的批评。舆论大多认为，这种为保护“文化品物”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的做法，体现的是一种怯懦苟安的心理。瑞士整国为中立区，不可能在中国境内单独划出北平作为中立地区，而且北平即便不设防，也并不能保证就可幸免于日军的侵略和占领。“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足以引为前车之鉴。[25]北平文化界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同样身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傅斯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他曾私下劝告，没有产生作用。[26]俞平伯则对“文化城”提议背后依赖外国人的心理痛加针砭，“为北平有了文化的缘故，自己就要赌咒永不驻兵”, “假如国难发生在英国，会不会把伦敦改为文化城，或者宣言永不驻兵？”[27]

平心而论，面对战争威胁，刘半农等人保存北平“文化品物”的苦心孤诣，确实可悯。在敌我势力相差悬殊的局势下，寄望于“世界各国”的同情和干预，也不失为一条思路。1932年10月10日，马衡在南京将意见书呈交国民政府行政院，并请蒋介石予以协助，此后并无下文。[28]11月12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在中南海北平研究院召集北平各文化机关代表开会，讨论古物保存问题。除“文化城”提议外，有人主张将古物迁移至他处。[29]在当时对“文化城”提议的批评声中，也有人提出类似的建议。[30]

事实上，在“文化城”提议酝酿和提出之前，故宫博物院就已开始着手准备古物南迁。为避免引起争议，院方对外并未公布此事，只是宣称将古物集中在新建的库房中保管，以防不测。[31]然而，故宫古物即将南迁的传闻仍旧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甚至出现了政府拟将古物售卖外人的谣言。1932年8月，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向故宫博物院发函质问。[32]9月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致电行政院，要求明示“故宫博物院古物为国宝永不出卖”。[33]9月2日，《世界日报》披露了陈寅恪、洪业、顾颉刚和吴其昌四位学者致国民政府的公函，其中云，“北平故宫古物，近月忽有迁移抵押之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要求政府“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34]一时间故宫博物院处于舆论之风口浪尖，院方不得不公开声明“迁移抵押说尽属无稽”，院长易培基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古物“决不迁移”。[35]但不久又传出故宫古物将迁往洛阳的消息，北平各界团体发出通电表示反对[36]，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则出面“辟谣”[37]，但事态并未平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此时日军也加快了进犯华北的步伐。1933年1月3日，榆关失守，平津门户洞开，华北震动。古物南迁从传闻逐渐成为事实。[38]北平各自治区公所等地方团体对此反应尤为激烈，接连召集会议发表通电，反对古物南迁。[39]1月23日，这些团体组织成立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前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任主席，发起了一系列反对乃至阻止古物南迁的活动。1月31日，故宫古物原定当晚起运，由于北平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成行。2月4日周肇祥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被逮捕，2月7日凌晨，在军队押运和临时戒严的措施之下，装运第一批古物的列车终于驶出了北平城。[40]

事后来看，古物南迁是由故宫博物院提出，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有力支持才得以实行。除院方与中央之外，古物南迁激起的反对声浪一度高过支持者一方。包括北平地方团体在内的反对者认为，国难当头，政府不亟谋抵抗，反而置北平的土地与人民于不顾，优先考虑古物的安危，是一种怯懦和自私的行为，会动摇北平乃至华北地区的军心和民心。[41]而怀疑政府别有所图，是以迁移为名而行售卖之实的声音也一直未能平息[42]，有人借题发挥，甚至主张不如将古物公开拍卖，以所得款项充实军备和国防力量。[43]从古物保存的实际操作层面上看，不少人认为古物数量巨大，迁移过程中难免毁坏和损失，且其他地方（南京、上海、洛阳等）亦不适合保存古物，如果战争爆发，战火蔓延至全国，反而不如北平就地保存为妥。另外，北平为文化古都，在“国际人士”关注之下，日军未必敢轻举妄动。[44]这最后一条和“文化城”提议不谋而合，都是寄望于外国力量的介入。

“文化城”提议和古物南迁的动议都是在面临战争威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们共同之处在于将文物的意义放置在首要的位置上来考虑，这也是它们遭受诟病的根本原因所在。“文化城”的提议者之一马衡，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副馆长，积极支持和配合古物南迁的工作。[45]当古物南迁已成定局，“文化城”的提议也就失去了依据，自然消泯于无形，不过至少“文化品物”中可移动的古物部分有望得到妥善保存。

古物是国家文化的象征，是国家精神的寄托，这是时人的共识。古物既是国人共有的文化遗产，国家当然有处置迁移之权，这是支持古物南迁一方的看法。[46]当面临战争威胁时，能够及早迁移保管古物自然是万全之策，国际上不乏先例。只要途中严密监护，就不会有损毁遗失的危险。[47]然而，即便是支持者也承认，古物的南迁对北平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古物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北平作为一座地方城市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后者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北平地方团体之所以成为古物南迁最激烈的反对者，主要是出于对古物之于北平重要性的考虑。1932年11月，北平各自治区公所就古物南迁的传闻发表“紧要声明”，强调“故宫古物为北平生命所系”，古物绝不能移出故宫。[48]11月27日，各自治区公所等团体在通电中宣称，“北平繁荣计划，文化居首，若无故宫文物，则文化无所取资，各国游历研究不出其途，北平必日就衰落”, “故宫古物与北平人民共存共荣”，如果中央一意孤行，“北平人民，惟有攀辕卧辙，与古物偕亡而已”，态度极为激烈决绝。[49]1933年初，古物南迁已成定局，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等团体以鼓动工人、散发传单等行为，作最后之抗争，并以各种形式申述古物南迁后北平繁荣将陷入绝境的命运，言词甚为凄楚。[50]国民政府不为所动，而是用强力加以弹压，官方的《救国日报》斥责北平地方团体的行为是“可耻”的“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的举动，甚至发出“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的武力恫吓。[51]

然而，古物与北平之间的关系还包含着比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更复杂深刻的内容。北平的繁荣固然有赖于古物，古物的意义也不能完全脱离北平这座城市而存在。故宫的古物是明清两代皇室收藏的遗留，它们与紫禁城早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纽带。清朝时宫中古物大多散置于紫禁城各宫殿中，有些已成为所在宫殿陈设的一部分。这种陈设方式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当有陈列、研究或出版需要时，需从各宫殿中将古物提取出来，但大部分古物仍保存在原来的宫殿中。所以这些古物的点查和保管，记录上都以宫殿为单位，足见古物与故宫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52]对此时人亦有清醒的意识，河北第一博物馆馆长严智怡在致故宫博物院的函件中即特别提出：“古物之所以足贵，为其能在固有环境以内表现文化精神……北平为累代文化中心，一切古物与建筑、文献、图书互相辉映，息息相关，势不能划出一部分可以取携之物，谓之国宝，而其余概置不问。”[53]古物只有放置在其原有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呈现其意义和价值。瞿兑之也从这一角度对古物南迁提出了批评：“论者徒知古物之可以捆载南迁，而不知古物之真价值全在其所附丽所孕育之环境历史关系。”[54]古物南迁既是北平这座城市的损失，对古物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作为国家文化和历史的结晶与象征，古物对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古物被提升到“国宝”的高度时，它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抽象化和符号化了[55]，它原有的丰富内涵被抽空，它与其所在环境之间本地的、传统的联系也被切断。这其中体现了现代性某种内在的暴力机制，它以现代国家的名义，宣布自己对这些物品具有唯一占有和处置的权利。而当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古物的符号和象征意义会被进一步放大，这种暴力也会表现得格外突出。这正是古物南迁给北平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体验，一种被撕裂的痛苦弥漫在北平地方团体各种函电和宣言的字里行间。

无论如何，古物南迁已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鲁迅在其《崇实》一文中曾赋诗“吊”之：“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其中自然有对“文化城”提议的揶揄，但亦可见出他对古物与北平之复杂关系的敏锐洞察。失去了古物后的北平城，确实给人以冷清之感。俞平伯亦有诗云：“文化车装去，空都骡马嘶。”[56]描画出北平落寞的氛围。1934年，郑振铎重访故宫，“所藏古物，重要者都已南迁，游人们因之寥落得多”，故宫寂寥得如同一座古庙一般。[57]

对北平地方人士和普通市民来说，聊堪自慰的是，“文化品物”中可移动的古物虽已南迁，尚有不可移动的古建筑巍然独存。北平作为文化中心的资格，“其重要之点，不外古物与建筑。自古物南迁已，失去一半价值，则残留者仅此古代帝王之建筑耳。”[58]中央也没有坐视北平的没落。时局安定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北平市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文化游览区建设计划，担纲主要角色的便是北平的古建筑。

3

早在1931年以前，在“繁荣北平”的规划活动中，就有不少人提出发展北平旅游业的建议。北平城内外遍布帝京时期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对西方人很有吸引力，当时来平旅游的欧美游客络绎不绝，大多采取“游历团”的形式。仅1930年北平就接待了五批游历团，每批人数达数百人。旅游业不仅给市面萧条的北平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乃至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59]但是，在30年代前期，北平发展旅游业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是对外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配套的服务设施落后。1931年3月，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诺尔（Julean Arnold）发表演讲，论及中国及北平发展旅游业之前景，即提出此两点，希望引起政府重视。[60]确实，只有政府制订全盘计划，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华北形势日渐紧张，古物南迁后，市面更见冷落，加之道路失修，垃圾遍地，古建筑亦“多呈窳败之状”[61]，北平的荒凉衰败触目惊心。此时欧美各国受大萧条影响，来华的游客也大量减少，北平的旅游业出现了严重衰退。[62]

1933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华北时局暂时得以安定。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市长，开始着手改变北平现状。1934年9月，市政府向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上市政建设计划，提出从事文化区之建设，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而当务之急为“河道沟渠之整理及游览区之创设”。[63]袁良主持的市政建设计划由《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及《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三项组成，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第一项先期办理。[64]建设游览区的目的就是要招徕外国游客前来观光，增加旅游收入，而且在日军压境的局势下，还可以“宣扬我国文化”，增进国际了解，有利于国防建设。[65]这和“文化城”提议者寄望于“世界各国”的思路如出一辙。

古物南迁以后，名胜古迹成为吸引西方游客的主要资源，因而市政府将整理古建筑作为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同时配套以“现代都市之设备”，特别改善道路交通，以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66]或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游览区计划随后改称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所谓“文物”，这里指的主要就是古建筑。[67]1935年1月11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隶属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月16日，北平市政府成立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作为该项计划的具体实施部门，处长由袁良担任，工务局局长谭炳训任具体负责的副处长，主要工作即由修缮古建筑和修建道路两部分组成。事务处聘请中国营造学社为技术顾问，制订了第一期工程计划，自1935年5月起陆续开工，包括天坛、东南角楼、西直门箭楼、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安门、地安门、颐和园内桥梁、先农坛西墙、明长陵等项目，至1936年9月，大多都已完工。[68]

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选择天坛、城楼、颐和园等作为首批修缮的古建筑，一方面自然是因为这些建筑确实已出现破损，有待修缮[69]，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建筑大多是帝京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是展示北平故都风貌的标志性景观，也是西方游客观光的重要去处。例如天坛祈年殿，自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以来就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反复出现在西方印制的版画、照片和地图上，被视为北京“最卓越和壮观的建筑”。[70]旧都文物整理把天坛作为第一个开工的项目，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及附属的门、墙等建筑均在修缮之列，全部工程贯穿了第一期工程工期的始末，足见其重视程度。

古建筑的修缮服务于旅游业，尤其重视西方游客的需要。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整理计划公布以后，一位熟悉北平地方历史的学者吴梦黄认为，不应将有限的经费用在天坛、颐和园这样的名胜上，因为这些建筑虽略有破损，但当日建造时极为坚固，现在大体仍安然无恙，而北平诸多残毁严重甚至湮没无闻的古迹正亟待保存修复。他指的是像万柳堂、黄金台这样的“与史籍有关”的古迹。目前的计划“似偏重于表面观瞻，踵事增华，而于文物之精神价值，则未甚注意”。[71]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着眼于西人观感的国际视角不同，吴梦黄提供了依托北平本地的“地方性知识”来理解故都文物之意义与价值的思路。显然，像万柳堂这样富于文人情趣的历史遗迹不可能吸引一般西方游客的眼光。[72]

不过，吴梦黄注意到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重在古建筑的“表面观瞻”，却是很敏锐的观察。修缮后的古建筑，是作为某种“景观”呈现在游客面前的，而建筑自身的历史以及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则退居幕后。这种“景观”必须具有清晰的、明确的表意功能，它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真实”的表现，否则便无从吸引西方游客的凝视。所谓“真实”，最终是要制造一种外观上的效果，并非要保护古建筑的原貌。为了获得这种视觉效果，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原打算使用古代的建筑材料来修葺古建筑，曾通过市政府专门致函清华大学，请求对方协助将圆明园遗址所存古代砖瓦划拨事务处使用。[73]当原有材料不敷使用而须改换时，建筑外观也尽力保持原状。修缮前门五牌楼时，因为柱木大多已经弯裂，于是决定改用钢筋洋灰枋柱，外部油饰图画及结构样式，则力求维持原貌。[74]这种做法曾引起市民的疑虑，担心因此而改变牌楼的形制，工务局反复解释后，议论才平息下来。[75]在主事者看来，采用西式建筑材料和方法并不会影响建筑原来的外观，反而会延长其寿命，使其保存得更为持久。这种持久性不仅指建筑作为物理实体的持久，同时也指其意义的恒定。建筑从其环境与历史中剥离了出来，成为象征“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抽象符号，以满足西方游客的观赏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董玥在讨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时所指出的，运用现代方法保存古建筑之“真实”外观的努力，恰恰固化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76]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所制造的“真实”景观，迎合了西方游客对北平和中国文化的想象，确实达到了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目的。随着旅游业的复苏，北京饭店重又充满了活力，大堂里挤满了来自欧美的游客。到了1937年，饭店床位已经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仅当年春天的旅游收入就有100万美元之巨。[77]然而好景不长，正当第二期工程开始实施之际，抗战的爆发和北平的沦陷，使得这一计划戛然而止。

无论是古物还是古建筑，当它们成为定义北平“文化城”这一新形象的核心要素的时候，它们就被客体化和抽象化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它们内在的历史脉络，以及它们与其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压抑了。它们是可以随意搬动或供人观赏之“物”, “文化城”的形象就凝固在这些“物”之中，“物”的形态最清晰不过地说明了北平历史和文化作为被对象化的客体的性质。保存和观看“物”的行为，意味着过去与现在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

注释

[1] 《衰落之北平》, 《大公报》1929年7月4日，“社评”，第2版。

[2] 关于1928-1931年间国民政府旨在繁荣北平的规划与建设活动，参见王煦：《旧都新造：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建设研究：1928-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5页。

[3] 《河北省政府征集繁荣北平市面计划意见》, 《大公报》1928年10月12日，第4版。

[4] 《所期望于文化指导者》, 《北平晨报》1930年12月22日，“社论”，第1版。

[5] 李石曾：《以经济方法充分发展北平文化——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平研究院讲》, 《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0年，第257页。

[6] 《对于都市计画之贡献》, 《京报》1931年4月1日，“评坛”，第2版。

[7] 王煦：《国民政府“繁荣北平”活动初探》，第43页。

[8] 王煦、李在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民间市政建议和计划》, 《北京档案史料》2008年第3期，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9] 朱辉：《建设北平意见书》, 《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3、4期，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

[10]《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关于繁荣北平意见呈》，陈乐人主编：《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上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11] 《衰落之北平》, 《大公报》1929年7月4日，“社评”，第2版。

[12] 刘半农：《北旧》, 《半农杂文二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61-162页。

[13] 《整理北平文化之赞成论》, 《京报》1930年11月28日，“评坛”，第2版。

[14] 参见王煦：《旧都新造：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建设研究：1928-1937》，第43-44页。

[15] 《愿以北平为模范市》, 《京报》1931年4月17日，“评坛”，第2版。

[16] 瞿兑之：《北游录话》, 《铢庵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17] 《再论整理文化与北平》, 《京报》1930年12月6日，“评坛”，第2版。

[18] 《北平新气象》, 《大公报》1931年4月5日，“社评”，第2版。

[19] 《北平划为文化城？》, 《华年》第1卷第28期，1932年10月。

[20] 《北平教育界请定北平为文化城之建议》, 《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9-10合期，1932年10月。

[21] 见《古物保管委员会及各地分会支会委员名录》，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北平：大学出版社，1935年，第183页。

[22] 见《平教育界请定北平为文化城》, 《世界日报》1932年10月4日，第6版；《平教育界请定北平为文化城》, 《申报》1932年10月9日，第9版。

[23] 《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关于繁荣北平意见呈》，陈乐人主编：《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上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24] 《故宫古物以就地保全为善》, 《大公报》1932年9月2日，“社评”，第2版。

[25] 参见大任：《谬哉定北平为文化城之建议》（《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9-10合期，1932年10月）、俊：《划北平为文化城？》（《清华周刊》第38卷第3期，1932年10月15日）、祝秀侠：《“文化城”有感》（《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15日）等文。

[26] 《傅斯年致蔡元培、杨铨（抄件）》（1932年10月12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19页。

[27] 俞平伯：《广亡征》, 《俞平伯全集》第2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16页。

[28] 《绛雪轩昨开理事会 决议暂缓改组故宫》, 《世界日报》1931年11月3日，第8版。

[29] 《古物有不堪设想危险 保委会召集各文化机关会商之由来》, 《世界日报》1932年11月11日，第8版。

[30] 大任：《谬哉定北平为文化城之建议》。

[31] 李宗侗：《从九一八说到故宫文物的南迁》, 《李宗侗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7页。

[32]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会致故宫博物院函》（1932年8月）, “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2010年12月）”原件。

[33] 《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大事记》, 《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第178页。

[34] 《故宫文物将迁移抵押？》, 《大公报》1932年9月2日，第4版。

[35] 《故宫博物院声明书》, 《申报》1932年9月7日，第11版；《故宫古物决不迁移 易培基否认盗宝》, 《北平晨报》1932年9月24日，第6版。

[36] 《各团体反对古物移洛》, 《北平晨报》1932年11月27日，第6版。

[37] 《故宫古物不迁洛 褚民谊电平辟谣》, 《大公报》1932年12月1日，第4版。

[38] 《时局紧张声中 故宫古物即将迁移！》, 《世界日报》1933年1月10日，第4版。

[39] 《平市各界反对古物迁移 拟筹妥善保存方法》, 《北平晨报》1933年1月14日，第6版；《反对古物迁移 平市七团体电京》, 《大公报》1933年1月29日，第4版。

[40] 《严重戒备中 故宫古物昨晚南运》, 《北平晨报》1933年2月7日，第6版。

[41] 参见心：《再反对古物迁移》（《世界日报》1933年1月16日，第12版）、宝庠：《土地人民不及古物耶？》（《北平晨报》1933年2月8日，第12版）、王德孚：《呜呼！古物搬家》（《大公报》1933年2月18日，第10版）等文。

[42] 见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55-56页。鲁迅亦持此种看法，见《崇实》, 《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43] 参见叶蓁：《对于北平古物应否拍卖之讨论》（《大公报》1932年10月11、13日，第8版）；虎溪：《赞成古物抵押借款》（《北平晨报》1933年2月8日，第12版）。

[44] 胡适即持此种看法，见《故宫古物 今晚起运者三千箱》, 《北平晨报》1933年1月31日，第6版。

[45] 吴瀛：《故宫尘梦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

[46] 清茅：《古物南迁中四库全书之保存问题（附表）》, 《北辰杂志》第5卷第2号，1933年2月。

[47] 参见《古物南迁》（《中央时事周报》，第2卷第6期，1933年2月18日）、若憨：《古物南迁的一个平议》（《中华周报》第68号，1933年3月20日）等文。

[48] 《北平市自治各区公所紧要声明》（1932年11月）, “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2010年12月）”原件。

[49] 《各团体反对古物移洛》, 《北平晨报》1932年11月27日，第6版。

[50] 见《易培基昨电中央报告 古物停运原因》, 《世界日报》1933年2月2日，第4版；《古物又定今日南运 平市反对空气仍极激烈》, 《大公报》1933年2月3日，第4版。

[51] 见《救国日报》1933年2月6日“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转引自鲁迅《战略关系》, 《鲁迅全集》第5卷，第31页。

[52]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18-119、123-124页。

[53] 《严智怡函》（1933年1月16日）, “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2010年12月）”原件。

[54] 铢庵（瞿兑之）:《故都闻见录》, 《申报月刊》第2卷第8号，1933年8月。

[55] 故宫所藏古物以清室旧藏为主，民国建立后，这些古物原本被看作清室的私产，直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后，才确定了它们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化遗产（“国宝”）的地位。参见季剑青：《“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 《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

[56] 平伯（俞平伯）:《没有题目的诗》, 《论语》第17期，1933年5月16日。

[57] 西谛（郑振铎）:《北平》, 《中学生》第50号，1934年12月。

[58] 韬园：《平市文化游览区建设计划之商榷》, 《北平晨报》1934年11月23日，第6版。

[59] 金士宣：《北宁路招待欧美游历团谈》, 《旅行杂志》第5卷第5号，1931年5月。

[60] 《游览区宜优给经费》, 《京报》1931年3月30日，第2版。

[61] 《北平市工务局关于市政初期建设计划的意见及图表》（1933），转引自李少兵：《1912-1937年官方市政规划与北京城墙的变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62] [英]彼得·海伯德(Peter Hibbard):《北京饭店与英国通济隆公司》，张广瑞译，《旅游学刊》第5卷第3期，1990年3月。

[63] 《北平市政府为建设北平市政拟定筹款办法致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1934年9月26日）》，见梅佳选编：《三十年代北平市政建设规划史料》, 《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3期，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64] 《北平扩大市区定二十五日后开始会商 袁良谈改平市为文化游览区》, 《大公报》1934年11月22日，第4版。三项计划的全文，见梅佳选编：《三十年代北平市政建设规划史料》。

[65] 《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政府编印，1934年9月，第1-2页。

[66] 《应使北平成为世界公园》, 《市政评论》第2卷第10期，1934年10月16日。

[67] 《1935年北平市长袁良对市政府及各局处干部的新年讲话》, 《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4期，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

[68] 具体情况见《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第一期工程进行一览表》，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编印，1936年9月。

[69] 《文整会积极进行 兴修故都古建筑物》, 《北平晨报》1935年1月18日，第6版。

[70] Susan Naquin,Peking:Temple and City Lif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491.

[71] 吴梦黄：《整理故都文物之刍见》, 《大公报》1935年4月5日、4月6日，第4版。

[72] 韩书瑞(Susan Naquin)指出，晚清以来，西方人更痴迷于北京的皇家建筑，由于缺少足够的历史知识，他们对贡院、八大处、卢沟桥这样的文化景观缺乏兴趣。See Peking:Temple and City Life,p.497.

[73] 《平市修葺古迹需用古代砖瓦》, 《时事新报》1935年1月25日，第1张第4版。

[74] 《北平市政半月来实施之鸟瞰》, 《市政评论》第3卷第16期，1935年8月。

[75] 参见姜瑶瑶：《1912年-1937年北京内城跨街牌楼的变迁》, 《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76] 董玥：《民国北京城》，第91-92页。

[77] [英]彼得·海伯德(Peter Hibbard):《北京饭店与英国通济隆公司》，张广瑞译，《旅游学刊》第5卷第3期，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