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苑的转变

1

历代宫苑多属禁地，戒备森严，它的封闭性正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体现。只有长期供职内廷的宦官，或者奉特旨入内的大臣，才有可能游览宫殿苑囿，留下相关的文献记载。就明代宫廷而言，前者如撰写《酌中志》的刘若愚，后者如天顺年间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和内阁首相李贤，两人都有《赐游西苑记》行世。清康熙年间，高士奇以侍讲学士入侍内廷，赐居太液池西，公事之余撰写《金鳌退食笔记》，对西苑景物有较为详细的描绘。少量的私人著述之外，清代还有官修的《国朝宫史》与《国朝宫史续编》，分别成书于乾隆与嘉庆年间，其中“宫殿”一门，记载宫殿苑囿之形制、沿革和景物，翔实具体，但这两部书在清代均无刻本，抄本藏内府中，外人无缘得见。[1]乾隆皇帝敕编的《日下旧闻考》也包含大量有关宫殿苑囿的内容，不过这部著作同样深藏内廷，流传不广。总而言之，清朝覆亡以前，对一般读书人（更不必说普通民众）而言，帝京宫苑仍然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民国成立后，紫禁城乾清门以南地区划归民国政府，武英殿、文华殿改为古物陈列所，皇城的长安左右门被打通，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成为贯穿东西的干道。中南海成为民国政府所在地，北海亦交还民国政府管理，并对游人开放。1914年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颐和园虽属清室私产，自1914年起也有限度地对外售票开放。[2]这些举措体现了共和的价值观念，令民国首都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当时报纸上有《新北京竹枝词》，其中一首云：“都城一洗帝王尊，出入居然任脚跟。”[3]昔日禁地如今任人游览，宫苑的开放成为共和体制最直观的表现。

大多数人都对宫苑的开放持欢迎态度，特别是那些来自南方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庄俞就是其中一位。他曾于民国初年数次北上，宫苑名胜游历殆遍，并在《小说月报》上撰写了一系列游记，描述自己的见闻。在游览了紫禁城中的太和殿和武英殿之后，他感慨道：“向之王公大臣，入紫禁城必步行，年届耄耋，始赏骑马，今则巍巍殿陛，可以徜徉，是亦共和之一征欤？”[4]后来他又赶上1917年10月国庆节，总统府开游园会，得以畅游中南海，这种难得的经历亦是“拜共和之赐”[5]。通过今昔的对比，庄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共和体制的优越性。庄俞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国文课本的主编之一，投身于塑造新国民的教育事业之中，而他在游记中流露的那种轻松甚至得意的心情，也显示出“中华民国国民”这一崭新的身份所赋予他的主体姿态。

类似的情绪也可以在南社文人的诗作中找到，胡怀琛《中央公园》一诗云：“金瓦琼楼旧帝乡，当年春梦付残阳。至今能与民同乐，到此方知尘不扬。”[6]与浊尘弥漫的“旧帝乡”相比，体现了共和价值的中央公园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另一位南社诗人周斌兴致勃勃地畅游了南海和颐和园，同样感受到了宫苑开放所带来的自由：“才从南海遨游后，恍入西湖罨画中。攀折花枝休见笑，此园今日与民同。”[7]

并不是所有共和体制的支持者都抱着如此愉快和乐观的心态。在发表于《民权素》第五集上的《颐和园游记》一文中，作者一方面肯定了颐和园的对外开放，同时也不忘提醒游客这座园林背后沉重的历史：“第不知瞻仰回顾之余，曾念及此我民脂膏骈凑成数之海军捐之遗骸乎？”重要的是，颐和园开放所体现的共和价值本身也并不那么牢固：“使贵胄遗老，及今而见吾等平民联袂来游，不将疾首蹙，如村妇詈人曰，何来囚虏，且何福今竟涉足园庭，践污宫阙，是皆共和之罪也。然而吾等之沐浴共和，亦只此一端。”[8]共和价值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拥护，“贵胄遗老”依然对其抱以仇视的态度。更让人担心的是，共和体制的建设如果在其他方面毫无成就，只是体现在宫苑开放上，它的前途未免有些不妙。这不啻是对新生的民国一个大胆而辛辣的嘲讽。

《颐和园游记》一文中的“贵胄遗老”并非作者的悬揣，事实上，林纾就对颐和园向游人售券开放痛心疾首。林纾在《游颐和园记》中回忆，他曾于二十多年前与寿富、高凤岐等友人游览昆明湖，当时颐和园尚未建成，当他们行至文昌阁时，发现大门紧锁，寿富提醒说已经到了禁地，不宜前行，遂折回。如今颐和园“乃售券游人，听其登陟，使寿富及高凤岐在者，其悲慨为何如也”。[9]寿富对宫禁制度的严格遵守实际上体现了他对皇权秩序的尊重，而这却与民国推崇的平等观念完全相反。林纾的“悲慨”中有他对友人的怀念和今昔沧桑的感喟，同时也鲜明地流露出他本人的价值立场。

与林纾态度相似的是清末曾任京官的恽毓鼎。1912年12月，恽毓鼎得知自1913年元旦起，长安左右门正式打通辟为道路，天坛、先农坛首次对公众开放，不禁悲从中来，他在诗中写道：“号存社已屋，孤寡懵未知。古今谋国局，百出而愈奇。扃街静阊阖，车马今交驰。对越肃冕裘，士女今群嬉。过宫麦苗秀，陟庭天泪垂。”[10]原先庄严肃穆的宫禁要地如今成为车水马龙士女嬉戏的场所，而清室却似浑然不知，这在恽毓鼎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又愤恨难平的事情。

对于天坛的开放，另一位旧文人姚永概的心情就要平和得多。他作诗记述了自己游览天坛的经过：“天坛锁钥放三日，士女长安空巷出。琉璃厂内鞭影骄，正阳门外车声疾。”可见当时万人空巷的盛况，姚永概本人亦是第一次游览天坛：“未到先惊势骏雄，入门已觉情萧瑟。”坛内古柏阴森蔽日，令人生萧瑟惨淡之感，这与士女喧阗的热闹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姚永概目击昔日帝王郊祀之地的没落，油然而兴故国之思，但并未因此而感到悲愤，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巨变，并对天坛的未来表达了自己的祝愿：“五千运过苍天死，更闻开作公园矣。倚天拔地之古柏，愿与游人重爱惜。”[11]其时已有天坛开放为公园之议，不过直到1918年1月才真正落实。[12]

民国初年宫苑的陆续开放在政治立场各异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各不相同的反应，他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宫苑本身，不如说是它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史明正在他研究北京城市的近代化的著作中认为，宫苑的开放和宫禁要地街道的铺设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们意味着对帝京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作出了新的诠释，这些地位不再为少数特权人物所垄断，从而为“公众参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公共空间”，这标志着北京作为“市民城市”的诞生。[13]史明正的估计不免过高，宫苑开放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事实上，民国最初十年，严格意义上的公园只有中央公园一座，天坛公园自1918年开放后，管理不善，屡遭驻军侵扰，[14]较早开放的先农坛公园因僻在城南，游人较少[15]，北海虽自1916年起就有改为公园之议，但因政局动荡，拖延至1925年8月才正式开放。[16]颐和园自1914年对外开放后，能够游园的只是少数名流和外国人士。[17]中南海作为民国政府所在地，则只在国庆等节日偶尔开放。

事实上，经历了民国初年短暂的新兴气象之后，部分宫苑（特别是“三海”）迟迟不能正式对外开放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公众最初的兴奋转而变为失落和愤怒。1913年3月，袁世凯的总统府迁入中南海，北海则由其护卫部队拱卫军进驻。[18]袁世凯还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蝀桥南筑墙，防止行人窥视中南海总统办公区域。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中南海的“宫禁”属性，因而备受非议。一位署名寄蜉的作者一面肯定金鳌玉桥辟为道路，方便来往交通，同时又对桥南筑墙，使得游人“不得一览中海胜景”表示不满。他还对民国政府占据“三海”的行为从整体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三海”之历辽、金、元、明、清五代之久，尽工匠之巧思，糜人民之膏血，始克集其大成，蔚成胜境，为京门诸名胜之冠。民国继承前清而有之，当然辟为游园，公诸民众，乃竟为官府之所把持，普通人民仍不得自由瞻览。偶然开放，犹必重价购票。呜呼！既称民国，乃有禁地，是并开明君主国之不若矣！即此一端，共和云乎哉？民主云乎哉？[19]

1924年11月，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民国政府随即从中南海迁至铁狮子胡同。1925年8月，北海正式开放为公园，但中南海仍旧禁止游人进入，金鳌玉桥南的长墙也没有拆去。林语堂为此撰文，呼吁开放“三海”，归还国民，认为“民国官僚办事处不应再有宫禁重重的景象，以继续帝制的遗风”。[20]直到1928年，这道长墙才被拆除[21],1929年5月，中南海正式开放为公园。[22]

在寄蜉和林语堂看来，宫苑开放的程度是检验共和政体之成色的标尺，民国政府交出的答卷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那些支持共和体制的人们来说，宫苑强烈的政治意义，并没有随着帝制的终结而消失，只是内涵发生了转变，从皇权的象征转而成为想象平等这一新的政治价值的载体。之所以说是想象，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市民，都能从宫苑开放中受益，能够共享宫苑这一空间的平等的、均质化的国民，其实并不存在。宫苑开放为公园之后，由于门票的限制，下层贫民仍被排除在外，北海公园和中央公园成为上流人士社交和休闲的场所，反而行使了阶级区隔的功能。[23]消灭了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后，现代公园又体现了新的不平等，这大概是共和体制的支持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2

历代帝王兴建宫苑，都有宣示皇权的用意，即所谓“非令壮丽，无以重威”（《汉书·高帝纪》），但统治者又需要顾虑到儒家提倡的简朴的道德观，不宜过分奢华。特别是前朝因大兴土木而导致国力穷困乃至灭亡的历史经验，往往被新朝引以为戒。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皇帝在给大学士的谕旨中说，“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而清朝则屏除了这种弊病，崇尚简朴。[24]就宫殿之修建而言，清朝紫禁城大体沿袭明朝之旧，未曾大事扩张，然而清朝君主却在北京西郊大力兴建皇家苑囿，规模远远超过前代，圆明园更是达到了皇家园林的顶峰。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被毁后，清政府开始翻修“三海”。[25]光绪十四年（1888），在清漪园的基础上建造了颐和园。许多人认为，晚清政府大肆兴修宫苑的活动，与朝政的衰败以及清朝最终的覆亡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更是被指认为导致北洋海军未能发展从而在甲午海战中败北的主因。在后人记述西苑和颐和园——特别是后者——的文字中，宫苑本身作为清廷失道的证据受到了严峻的道德审视。

1912年6月，诗人陈衍在末代帝傅陈宝琛的陪同下游览了西苑，他回忆起三年前游览颐和园的情景，当时印象并不佳，此次游览西苑，“苑中景色苍黯，与颐和园有雅俗之异，然亦垂垂为废苑矣”，于是不禁感慨：

夫以富有四海，养以天下，苟平其政，区区亭台、池馆之娱，即多糜金钱，宜若无大过。然而嬴政、陈叔宝、杨广、赵佶之徒败亡相踵，曾无幸者。愿者恫焉，黠者戒焉，岂得谓之过计哉。顾自古无不亡之国，四时之代谢，烟云之变灭，废兴成毁之相寻于无穷也。恫者，戒者，毋亦一姓一家见耶？国家者，积无万数民命为之，财力其脂膏也，脂膏竭，大命无能在者，而廑一姓一家之足恫且戒耶？[26]

尽管取代清朝的并不是另一个朝代，而是以共和为国体的中华民国，但道德批判的有效性并未失去，清朝覆亡的道德教训具有普遍性，可以扩展到超越“一姓一家”的“国家”之上。陈衍借此对新生的民国提出了忠告。民国必须遵循爱惜民力的道德准则，否则同样难逃败亡的自然命运。与陈衍的看法类似，姚永概也认为清朝的教训值得民国记取，只是态度更温和一些。他批评颐和园的建造者“因袭旧业，不知祸剥及肤，经营一己便安之计，宜其殆哉”，虽然国体已经变更，但“邻犹是邻也，民犹是民也，财犹是财也，后来之视今，无异今日之视昔”。[27]

也许是颐和园负载的历史记忆过于沉重，道德批判的视角也影响了对颐和园园林建筑风格的评价。1911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陆费逵曾由外务部苏拉引导游览颐和园，他对颐和园的印象是：“此园背山面湖，天然景致，固极优美，然人工之劣，适与成反比例。房屋概类庙宇，画栋雕梁，皆极粗率。”他进一步追问，为何挪用巨额海军经费而所成仅此：“甲申甲午之间，海军经费，用于此园者，闻有九千万之巨。睹其工程，曾不值二百万，且毫无可以流连之处，洵异事也。”[28]陈衍游览颐和园时，也有类似的感叹：“湖上宫殿排列结构如印板，千步廊最胜。然去湖稍远，不受湖光。又夹持以容色惨瘁之桧柏，使人不怡。后（按：指慈禧）前后截流海军费八千万金，府海内怨，所经营廑若此。”[29]显然，对颐和园俗劣的建筑风格的批判，矛头真正指向的却是清廷的腐败。对此，林纾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负责建园工程的是李莲英、崔玉贵等太监的缘故[30]，康熙乾隆年间兴建的畅春园和圆明园，格局设计多出自文人的谋划，而颐和园的规划却出自太监之手，艺术水平自然远远不逮。[31]

颐和园景致全在天然山水，凡人工修建之殿阁大都俗艳粗陋，这是当时许多文人的共同看法。1917年，南社文人姚光游览颐和园，亦称其“天然之位置固佳，而重叠堆砌，全无匠心”，并云“清政之不纲，即此园囿见之矣”[32]，美学评价依然不脱道德批判的色彩。与他同游颐和园的高燮意见稍有不同：

大抵斯园之胜，在倚山临水。昆明一湖，以白石为栏，高阁长廊，备极富丽。帝皇之力，无不能为。然此种工程，其布置者非皆胸有丘壑之人，故所费虽多，未见精意。论者比之临春结绮，或比诸阿房建章，不知果如何。以余度之，南朝天子，本极风流。若必绮春，当逊其雅。汉武秦皇，雄才无敌。若比阿建，当逊其豪。清政不纲，固自有在，若但以此园林娱乐之观，谓遽足以亡国，殆不然也。[33]

高燮对颐和园建筑的富丽风格亦持批评态度，但他并不愿从中直接推导出对清朝的道德批判。临春结绮，阿旁建章，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宫殿，常被视作帝王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的象征，本身即含有某种负面的道德意味，高燮却能对其雅致豪放表示欣赏。这种有意将美学评价和道德批判相剥离的态度颇耐人寻味。

总体来看，民初文人对颐和园建筑风格的美学评价，总是或隐或显地透露出某种道德眼光。这不仅关涉他们对清朝政治的具体看法，同时也是传统宫苑书写思路的延续。中国文人一向对帝王兴建宫室在道德上持否定态度，视其为致乱之阶。北宋梁周翰《五凤楼赋》云：“秦皇阿房，二世而弃；汉武柏梁，孽火随炽。”宋仁宗建玉清宫而遭火灾，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纷纷上书，指出这是天示惩戒，希望帝王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爱惜国力民财，很能代表一般文人的态度。[34]这种道德化的眼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配了民初文人对于颐和园的看法。

在民初北京的政治语境中，宫苑依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和道德色彩，像高燮那样能够将其剥离的论者实属凤毛麟角。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宫苑才有可能作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客体和文物建筑，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3

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宫苑作为刚刚逝去的清朝遗留物，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刺激，能够激发不同的情感反应，既有从共和立场出发对宫苑开放的欢迎和期待，也有基于传统文人的思路对清朝覆灭的政治反思和道德批判。帝京虽已终结，但宫苑在时人舆论和印象中依然保有某种“当代性”。如果把宫苑放置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观察，又会生成什么样的意义呢？李景铭的《三海见闻志》就采用了这样一种历史化的眼光，但作者并没有以客观的态度来叙述宫苑的历史，而是在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中，表达了自己微妙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

李景铭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中的一员，曾经先后担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财政整理会专门委员会第二股股长等职务，《三海见闻志》是他1924年任财政整理会专门委员时撰写的一部记述“三海”现状和历史沿革的笔记。财政整理会设于南海涵元殿正北的香扆殿附近，作者的办公室则在不远处的长春书屋，因而得以利用职务的便利，探访“三海”的景物。[35]李景铭在《三海见闻志》的序言中，这样描述该书的写作过程：“偶过一树一石，一亭一榭，必下车探访，披荆斩棘，考其旧迹，默志小册中。晚则呼灯检《春明梦馀录》《日下旧闻考》，互相校证，间以《金鳌退食笔记》所记载者，考其废兴之迹，详其递嬗之原。”[36]

《三海见闻志》分三卷，南海、中海、北海各为一卷，每卷以作者游踪为线索，分别记述各处景物。在叙述景物现状的同时，通过铺陈相关的文本谱系，追溯景物在时间中的变迁，于是从晚清兴建的仪鸾殿，到庚子后重建的佛照楼，到民国后的怀仁堂，“堂之盛衰兴废，有如蝉蜕”的痕迹历历可寻[37]；而北宋汴京艮岳的奇石，被前后搬运到北海琼华岛和南海瀛台上的旅程，也由各种文献的佐证而变得清晰起来。[38]

在史实的梳理和考辨中，作者随处抒发着自己的兴废之感。序中云：“回首康乾，有如天宝，徘徊故苑，不尽所悲，蔓草驼铃，触目皆是。”[39]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书写，往往有着朝代兴亡的背景，《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皆属此类，作者通过书写前朝都城的繁华来寄托故国之思和兴亡之感，然而民国取代清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故苑”“驼铃”一类的意象显得有些不伦不类。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以讽刺性的笔调指出过这种传统表达模式失效所带来的尴尬：

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不出者，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羌无故实，用典难于恰切。前清钟虡不移，庙貌如故，故宗庙宫室未为禾黍也。都城未有战事，铜驼未尝在荆棘中也。义熙之号虽改，而未有称王称帝之刘寄奴也。旧帝后未为瀛国公、谢道清也。出处去就，听人自便，无文文山、谢叠山之事也。余今年出都，有《和秋岳》一绝句云：“未须天意怜衰草，岂望人间重晚晴。春兴田园吾自足，义熙端不托泉明。”故今日世界，乱离为公共之戚，兴废乃一家之言。[40]

陈衍所谓“旧日之官僚伏不出者”，大体上属于遗老，对清朝仍旧表示认同或至少是怀有眷恋之情，然而李景铭却是一位民国政府的官员，他对清朝康乾盛世的怀恋就显得更为暧昧。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是文类自身的惯性，使得李景铭不自觉地使用了过时的典故和意象，然而从书中表达的情感来看，李景铭的兴废之感是真诚的，他对清朝鼎盛时期确实有着很高的评价。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感受呢？

不妨从宫苑本身的变化中寻找李景铭心迹的线索。从政治上看，中华民国取代清朝是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国体变更，是一种历史的断裂，但是在具体的人事和制度安排上，新建立的北京政府又与被推翻的清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三海”以前朝宫苑而为民国政府所在地，行使政治权力的场所和空间也因而具有了某种连续性。民国政府迁入中南海后，将南海宝月楼改为新华门，“取新中华民国之意”，又回避原先的宫殿名称，对挪用宫殿的办公机构所在地重新命名，如颐年殿改为颐年堂，含和殿改为含和堂，海晏楼改为居仁堂，佛照楼改为怀仁堂。[41]命名本身强调的是空间政治性质的变化，以符合民国共和政体的价值观念，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这些空间却又往往有意无意沿袭清朝宫苑的政治功能。如佛照楼及其前身仪鸾殿本为慈禧举行各种庆典及接待僚属宾客的场所，袁世凯“仍清制，在此楼接见外宾，元旦在此受贺”，此后“黎、徐两任亦多在此受元旦贺”。[42]这种制度上的延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似乎在强调民国政府承接清朝而来的“正统”地位。宫苑的这些因革损益之处，在李景铭的《三海见闻志》中都有记述。等到袁世凯谋求称帝时，类似的举措变得更加自觉。据刘成禺记载：“项城常曰：清代文治武功，以康熙、乾隆为最，谋国者当师其政。”康熙、乾隆屡赐朝宴于瀛台，袁世凯也加以效仿，“召帝制诸老辈文人，赐宴瀛台，赋诗纪瑞”。帝制时期，新华门内南海宫殿又改称新华宫，以油漆刷新，拟等到溥仪迁出后，再迁入紫禁城。[43]凡此种种，都意在恢复乃至强化宫苑的政治意义，通过有意识地建构与清王朝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来肯定袁世凯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从政治立场上看，李景铭对袁世凯的称帝完全持否定态度[44]，对于晚清“苑囿禁林”的“奢靡”之风，也给予道德上的批判。[45]但是，从清朝到民国，“三海”作为政治空间的连续性，使得李景铭很自然地将两个时代联系起来，在今昔对照中生发出的盛衰之感，与其说是表达对前朝的眷恋和认同，不如说是抒发对现实国事的忧思。李景铭所在的财政整理会，以南海香扆殿为会客厅：

颜骏人任财政整理会会长，曾宴外宾于此。所谓外宾者，即各国银团代表，对于我国为债主者也。因思高宗时外藩诚服，常在“曲涧浮花”处赐宴，细渠屈曲，溅玉飞琼，宾主尽欢，赋诗纪事，其升平佳话，以视今日顾何如耶？[46]

在写到南海紫光阁时，李景铭也有类似的感慨：

今之游紫光阁者，可以想见当时武功之盛；读紫光阁诗赞者，可以想见当时文治之隆。当日之武功，将以平定边疆，拓辟国土也，而今之穷兵黩武，将帅自倾者，顾何如耶？当时之文治，将以激发忠勇，淬励贤良也，而今之立异采新，文学为蠹者，顾何如耶？民国十三年六月，来游此地，曾参观历代帝王图像。九月陪各省实业代表，重游一次，俯仰低回，正值江浙潮流急激之时，回想回部群藩底定之日，今昔一例，其感慨有不可胜言者矣。[47]

李景铭对康乾盛世的回想，不免有美化之嫌，这正是他出于现实的感怀而对过去的想象，宫苑在这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基于对中华民国这个新生的现代国家之命运的忧虑，李景铭对清朝盛世的缅怀绝非单纯对清朝的政治认同，而是寄托着国家复兴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景铭将属于清朝的宫苑的历史“国家化”了，而正是“三海”在清朝和民国初年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及其连续性，提供了这种“国家化”的基础。

注释

[1]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说明第5页；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23页。

[2]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 孙雄：《诗史阁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4] 我一（庄俞）:《太和殿武英殿游览记》, 《小说月报》第6卷第10期，1915年10月。

[5] 我一（庄俞）:《南海中海游览记》, 《小说月报》第8卷第5期，1917年5月。

[6] 胡怀琛：《中央公园》, 《南社丛刻》第8册，扬州：广陵书社，1996年，第5998页。

[7] 周斌：《游颐和园示天梅》, 《南社丛刻》第3册，第2486页。

[8] 悔原：《颐和园游记》, 《民权素》第五集，1915年3月22日。

[9] 林纾：《游颐和园记》, 《林琴南文集》影印本，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畏庐续集》第59页。

[10]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下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24页。

[11] 见陈衍：《石遗室诗话》，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12]参见王炜、闫虹编著：《老北京公园开放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第123-126页，第121页，第5页。

[13]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周卫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1、156-158页。

[14]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姚安主编：《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天坛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15] 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9-160页。

[16] 参见王炜、闫虹编著：《老北京公园开放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第123-126页，第121页，第5页。

[17]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翟小菊主编：《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志·颐和园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95页。

[18] 参见王炜、闫虹编著：《老北京公园开放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第123-126页，第121页，第5页。

[19] 寄蜉：《都门名胜》，适园主人（李景铭）编：《三海见闻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7、206页。

[20] 林语堂：《国民应该力争三海的开放》, 《猛进》第42期，1925年12月18日。

[21] 陈宗蕃：《燕都丛考》，第92页。

[22] 参见王炜、闫虹编著：《老北京公园开放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第123-126页，第121页，第5页。

[23] 参见魏兆铭：《北京的公园》，陶亢德编：《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1936年，第113-114页。

[24]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第13页。

[25] 适园主人（李景铭）编：《三海见闻志》，第38、54页。

[26] 陈衍：《游西苑记》, 《陈石遗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4-475页，第474页。

[27] 姚永概：《游颐和园记》, 《庸言》第1卷第17号，1913年8月。

[28] 陆费逵：《京津两月记》, 《小说月报》第2卷第8期，1911年10月。

[29] 陈衍：《游西苑记》, 《陈石遗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4-475页，第474页。

[30] 林纾：《游颐和园记》, 《林琴南文集》, 《畏庐续集》，第59页。

[31] 林纾：《游玉泉山记》, 《林琴南文集》, 《畏庐续集》，第62页。

[32] 姚光：《游颐和园记》, 《姚光全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33] 高燮：《北游记》, 《高燮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34] 见李濂：《汴京遗迹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4-247、376页。

[35] 见杨之峰、李诚：《前言》，适园主人（李景铭）编：《三海见闻志》，前言第1-2、8页。

[36]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37]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38]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39]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40] 陈衍：《石遗室诗话》，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上册，第132-133页。

[41]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42]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43]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9、40页。

[44]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45]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46]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

[47] 适园主人（李景铭）:《三海见闻志序》, 《三海见闻志》，序第1页，第40-41页，第93-94、112、126-127页，序第1页，第3、11、38、40页，第40页，第73页，第41页，第19页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