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塞尔修斯和他的真教义

2世纪的护教论辩通常是处理针对基督教所提出的、或多或少在异教社会中传播的一般性批评和反对。但这种新宗教一直还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系统抨击的对象。也因为基督教还处于边缘地位，所以一段时期内，它只是偶尔受注意。一直到塞尔修斯的《真教义》出现，我们才面对表达异教批判、尤其针对基督教的论辩作品。在一系列异教作家，主要是哲学家中，推罗的坡菲利（Porphyrius of Tyre，约公元232—305）是最犀利地抨击基督教中的一位，塞尔修斯是第一位以传统价值观和古代宗教的名义，或者以罗马政府要求的公民职责名义反对基督教信条，同时为哲学理性相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优先性辩护的人。

我们对塞尔修斯以及他对基督教的抨击的了解，完全依赖于奥利金对《真教义》的回应。因此，为重建《真教义》的作者和文本的特点，《驳塞尔修斯》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资源，因为奥利金在回应中引用了很长的摘录。虽然学者们作了很多努力，在2世纪及后来的基督徒护教者中间探查《真教义》的痕迹，但没有一个人在提及塞尔修斯的名字时不提到奥利金。奥利金本人表明这位对手的思想特点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有时候他认为塞尔修斯是伊壁鸠鲁主义的倡导者（CC 1,8），但是从奥利金所转述的思想看，塞尔修斯显然更擅长柏拉图哲学；另外，他很可能定居在近东，如果不是住在亚历山大的话。至于《真教义》的成书时间，我们可以根据奥利金（CC 8,69.71）作出这样的推断：它写于《驳塞尔修斯》前约七十年，很可能是在马可·奥勒留皇帝统治时期（161—180）。

根据我们所能重建的塞尔修斯的思想看，他似乎了解2世纪基督教的复杂现象（CC 5,62），尽管奥利金指责他没有完全将基督教的正统形式与各种异端区分开来。塞尔修斯非常清楚地知道，基督教最初脱胎于犹太教，并利用这一点为他的论辩目标服务。他一开始就引入一个假设的犹太人，通过他先抨击个人，即拿撒勒人耶稣（CC 1,28—71），然后攻击所有那些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人（CC 2,1—79）。在接下来的论辩中，塞尔修斯同时批判犹太人和基督徒，反对他们各自假装提出了独一无二的真宗教（CC 4,1—5,2）。如果塞尔修斯的批判部分依赖于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拒斥，那他也是第一位对希伯来圣经和福音书的文本多少比较熟悉的异教批评者。然而，他没能像他之后的坡菲利和朱利安皇帝（所谓的“背教者”[331—363]）那样，充分利用圣经批判基督徒。作为一个杰出的修辞学家，塞尔修斯更喜欢诉求于讽刺（CC 4,23），以2世纪智者的风格创作了一本小册子。

从思想角度看，塞尔修斯可以被认为是富有哲学思想的保守者，他敏锐地意识到新宗教对传统敬拜和信念，以及对罗马政府及其作为一种统一的宗教和政治习俗的皇帝敬拜所提出的挑战。此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正式宣布不服兵役，塞尔修斯感到这对帝国的稳定是一大危险，因为当时帝国经常受边境蛮族的进犯。然而，简单地把塞尔修斯看成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就会误入歧途。一方面，他同情柏拉图哲学，认为它是“逻各斯”的最高表现（CC 6,1—11），但他建议应诉求于理性，作为认识上帝的途径，而不是诉求于启示和信仰（CC 6, 66;7,36—45）。另一方面，他对某种“古老的智慧”——可以理解为既是宗教的，也是哲学的——很敏感，那完全不局限于希腊化世界，也包括古代受人尊敬的民族，比如埃及人、迦勒底人以及其他民族。由此塞尔修斯反映了二三世纪盛行于整个帝国的宗教、哲学折衷主义。

令人吃惊的是，他把曾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排除在这种古老智慧之外，这与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认同的观点——即犹太人是一个奉行某种“哲学宗教”的民族——相反。就塞尔修斯而言，犹太人和基督徒显然不可能纳入他所支持的宗教、哲学和政治体系之中。也就是说，他维护多神论与一神论的混合，在罗马帝国的宗教和政治联盟框架下，保存各国的神以及他们的传统敬拜（CC 7,68）。就塞尔修斯而言，一个至高神，从柏拉图的范畴理解，可以与传统诸神共存，按这个传统解释，诸神就是协助至高神的灵（CC 8,24）；而犹太人和基督徒显然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因为他们信奉严格的一神论。

虽然塞尔修斯的《真教义》不厌其烦地强调这种新宗教与传统宗教的差异，但他仍然有兴趣重新吸收在他看来对罗马帝国构成毁灭性挑战的基督教。即使他不时讽刺性地贬损耶稣这个人物的原创性，以及基督教信念的独特性，有时甚至认为它们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迷信，只能优先在老年妇女、孩子和奴隶中吸收信徒（CC 3,44—78），但他不可能无视基督教信徒数量上与日俱增的事实。最后，他干脆直接请求基督徒共同支撑罗马帝国的福祉，维护它的存在（CC 8,6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