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期异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论辩

要理解《驳塞尔修斯》的背景，我们必须考虑早期异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论辩。尽管奥利金的主要目标始终是马西昂主义和诺斯替主义的异端邪说，但他不可能忽视异教徒和犹太人自2世纪初就开始的针对基督教的批判和指责。基督徒在与犹太教共同的母体分道扬镳后，开始强调他们自己的独立身份，即既区别于异教徒也不同于犹太人的身份。然而，后者认为这种新的信仰只是一种虚假的弥赛亚主义，是对犹太教的背叛；前者则认为它不尊重传统宗教。他们甚至说基督教是某种形式的“无神论”，因为它反对希腊—罗马异教中的诸神崇拜。另外，基督徒另类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蒙受诸多偏见和猜疑，就如以前犹太教所遭受的攻击一样，最后他们受到“厌世和不忠于国家”的指控。为反驳这些指控，2世纪许多基督徒作家开始主动面向异教徒和犹太人，捍卫基督教。

这些护教作品往往以帝国的皇帝为第一收信人，并力图改变公众的观点。它们主要强调基督徒公民对罗马政府的忠诚，以及他们高度的道德水平，尤其是相对于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来说。由于基督教既为普通民众理解，也为知识分子接受，于是就导致这样的偏见：基督教是一种没有传统的新宗教。为回应这一点，基督教护教者利用了犹太—希腊化作家比如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0—公元50）和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约公元36—100）曾经充分使用的辩护模式。由于他们把希伯来圣经接纳为基督教圣典，所以他们自称可以追溯到比古典遗产本身更古老的历史传统。根据这种观点，摩西的出现早于荷马，于是这种新宗教就成为一种漫长的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的最后阶段。这种为其宗教的古老性的辩护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使犹太教丧失自己的优势和权利，因为现在应当把基督徒看作“新以色列”。因此，在专门针对犹太人的辩护中，护教者的主要关注点就在于，从整部希伯来圣经中找出所有能被解释为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经文。此外，基督徒护教者之所以强调对犹太律法和敬拜必须作灵意解释，也是因为犹太人第一次反罗马战争中耶路撒冷被毁（公元70年）。

2世纪的基督教护教者一方面想方设法回应对基督教的种种批判，为基督教的信仰和习俗的合法性辩护，同时也对这种新信仰作出哲学化阐释。至少，那些对将新兴的基督教并入罗马帝国文化和宗教体系感兴趣的人采纳了某些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体系作了详尽阐释的范畴。像查士丁（约于160年殉道）这样的作家就是这种努力的最好典范，他按照自己时代的哲学环境阐释和改造基督教，并吸收了一些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观念。逻各斯（道）作为上帝的儿子在这个世界自我显现，成为在耶稣基督中的人，这在他看来是贯穿在创造中的原理，就如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得穆革；同时他也是救赎历史的主角，在历史过程中渐渐地向人类彰显。这个逻各斯（道）也是存在于人的理智和由上帝的神意统治的宇宙秩序中的种子。这样，查士丁就能够将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理解为基督教的一种预备，几乎可以比作圣经对犹太教的历史角色。克莱门（约140—220）是奥利金之前“亚历山大学派”最重要的导师，基本上与查士丁持同样的观点。至于奥利金，虽然支持查士丁和克莱门提出的逻各斯神学，但他从未赞成把哲学看作人类的第二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