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出路
血与水：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
一、民族文化危机
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危机问题，知识界谈得很多。这种危机意识，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里已经非常强烈。当时人们意识到，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传统文化几乎显得处处不适应，处处都是危机，所以他们宁可用一种激烈的姿态，反对、炮轰传统文化，就像鲁迅说的，为了开一扇窗户，就要把屋顶掀翻。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民族文化的出路显得尤为迫切了。人们意识到，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根本，而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就是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一个没有自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没有足以自立于世、同时又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文化的民族，将很轻易地被湮没。也许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新的“国学热”，出现了对“五四”激烈反传统姿态的反思，人们在非常焦虑地寻找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根基——孔子被重新尊为万世师表，受到隆重祭拜；有人尝试用“四书”“五经”作为小学课程；在流行文化上，同样出现了一股“复古”的潮流，如唐装、仿古建筑装修的流行，传统民俗风情成为旅游大热品牌等；更有大批以封建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为题材的影视剧，受到观众热捧。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问题，并不能掩盖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正日趋瓦解的危机。现在要正视的是：面对这种危机能否找到出路?
首先可以明确地说，“复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比如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剧，把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道德理想，甚至直接把帝王治术、官场斗争术拿出来，重新加以宣扬，可以说是个闹剧。一些王朝系列剧，把清王朝的前期统治描绘成辉煌无比的太平盛世，根本无视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已经被抛向后头的事实，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长篇小说《白门柳》曾借黄宗羲之口尖锐地指出：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办法绝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如果说，在黄宗羲的那个时代这还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危言”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主义伦理道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更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不可能有美好的前途。这样一种“复古”，与其说是在寻找民族文化危机的出路，不如说本身就是危机的一种表征，就像重新捡回土枪土炮，以为可以抗击洋枪洋炮一样。当然，作为在危机背景下焦虑心态的反映，知识界的“国学”热也好，流行文化的“复古”也好，病急乱投医，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中华民族文化在国人意识中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清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化已经日薄西山，西方高位文化却蒸蒸日上。而危机的深刻性就在于，这样一种趋势，竟然又跟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跟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经过百年苦斗，我们终于建立了共和国，可是民族文化的处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危机，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大的发展，但面对西方文化的汹涌进入，我们自身文化的危机却进一步凸显出来。有人说是文明的冲突，且不论这样的宏大命题，单说我们个人吧，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我们何以安身立命呢?
也许，这样一种现实，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是一个矛盾体。我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比如，今天的中国人，一会儿西装革履，一会儿唐装旗袍；一方面自己坚持拿筷子吃中国菜，另一方面却让孩子大吃“麦当劳”；一方面一如既往地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另一方面在有些人当中，却公然把垂老的父母视为累赘厌物；一方面恪守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的老传统，另一方面兴头十足地学着西方人张罗圣诞节，过什么复活节、平安夜，就连一般的知识分子，也跟着人家大谈什么世纪末情怀；还有，一方面受“五四”以来科学、理性的理念熏陶，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却依然保留着东方传统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即使像香港这样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城市，日常生活中也处处有“封建迷信”的痕迹。坦率地说，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我既相信科学，而内心里也有很浓厚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情结，相信这也是当代中国人的普遍状况。说到中国人的安身立命，这种矛盾的、不确定的观念，是不是我们所特有的?这是否让我们困惑、茫然、无所适从?我相信一个西方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矛盾。
西方人有一个恒定的宗教信仰，不管现世社会历经怎样的变化，他们依附于宗教教义的道德价值体系都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中国没有作为全民信仰的恒定宗教，其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现世的，一旦现世社会发生剧变，植基于此一社会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就随之坍塌。这种情形，中国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当年孔子就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危机。起初，居于黄河中游的周朝建立了完备鼎盛的礼乐文化，令人有“郁郁乎文哉”的赞叹。可是随着群雄并起，弱肉强食，唯利是趋，旧有的社会结构无法维持，周朝的礼乐规范就随之崩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其后两千多年间，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架构的道德一致价值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安身立命之本。然而，到了近现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又一次空前激烈的变迁，这一套也因为封建制度的崩溃而成为无本之木，终至彻底分崩离析了。中国文化危机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够寻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构建起一套新的道德价值体系，使中国文化走出困境，实现复兴呢?
二、实用理性与生存之道
从中华文化传统维持几千年而没有中断消亡这一事实来看，我们的文化生命力又似乎特别顽强。究其原因，也许正因为没有恒定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文化才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包容的结果，就是能够在困境中保存自己。我常想，“五四”是反传统的，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五四”所开创的理念，的确就和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实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传统。例如科学理性和东方神秘主义，竟奇妙地成为同一个人的价值观念。这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才有这样的包容性，能够把对立的因素也容纳进来。这样一种矛盾体的文化，是我们的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带给我们痛苦，可是，也许就是在这个矛盾体中，孕育着新的、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当年孔子建立的哲学，未必就是对周朝礼乐的复古吧?他想必也吸收了许多新的甚至和周朝礼乐相冲突的文化因素，也是在矛盾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西方人的文化观念，是恒定的石性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流动的水性文化。石性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排他性，遇到冲突的时候，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而水性文化固然也有强劲的冲击力，却不一定要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可以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拐个弯又往前流。古人说上善若水，中国文化向来讲通变，《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所以我们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面对危机的重要的生存法宝，就是以退为进、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积聚力量，最后反败为胜，就是一种实用理性的处事方法。另一方面，水性文化的包容性大，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于本文化原来没有的，但实践证明是先进、有用的东西，固然善于接受包容；就连一些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甚至相对立的东西，也能予以较大的容忍。正因如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河，在历史的艰险旅程中随形就势地向前流动，沿途不断地吸纳融合新的流量，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历数千年而始终不曾中断、消亡的根本原因。
水性文化的特点，说到底就是一种实用理性的处世方法。不过，对于实用理性的评价，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强烈的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理性是对先验理性的一种消解，先验理性承认终极意义的真理和正义，而且相信人能够达到对这种终极意义的认识。而实用理性却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问，只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这种情形，也就和我们常说的“西方”的概念相似。其实西方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比如美国、英国的文化和欧洲大陆就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英美文化实用理性的成分居多，而欧陆文化更加偏向于先验理性。
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没有彼岸世界，如果说理性的话，也就只有实用理性，而且是方法意义上的实用理性。但我们知道，当今世界真正的强势文化，正是一种实用理性的思想方法。美国人奉行这一套，带来了长期的高度繁荣；在中国，邓小平奉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也有了这些年的经济腾飞。“实事求是”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成功实践，还可以追溯到当年毛泽东革命思想和李德、王明路线的不同，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而从苏联过来的李德是先验理性的。“实事求是”和实用理性有没有联系呢?应该说，“实事求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本身就具备实用理性的思想方法。我是这么想的，当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哲学的时候，实际上就宣告了传统哲学的终结。不定一尊，再也没有一种框定一切的形而上的理念了，反正实践证明行得通的就是行的。以前作为认识论和先验理性上的哲学，像柏拉图的理念、托马斯—阿奎那的共相，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那种东西，就死亡了。人们再也不去恪守某种东西——曾经是哪怕过时了的也恪守。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世俗的、人的哲学，让这世上的人生活得更好。
在西方，实用理性价值体系的形成，也许是从18—19世纪英国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开始的，其代表人物就是休谟、孔德等。与此相对应的，一方面是宗教改革，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意思的是，这种价值观似乎注定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当年英国实证哲学和经验哲学高度发达，同时将新教作为国教，顿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强盛。英国成了资本主义的领头羊，全世界都有它的殖民地，被称为“日不落”帝国。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可能就在于新教相对来说是实用的，而传统天主教是先验的。比如说，传统天主教的原罪意识，决定了人们只有永远地倾听上帝的声音，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没有意义的。而新教伦理的赎罪，可以是人在世俗领域的工作，包括谋取利益，改善福祉。弥尔顿认为人因为原罪失去了乐园，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建一个乐园。
对于新教和传统天主教的不同，韦伯引用了一段话加以说明：“天主教更为恬静，更少攫取欲；天主教徒宁愿过一辈子收入不高但尽可能安稳的生活，也不愿过有机会名利双收但却惊心动魄、担当风险的生活。俗话说得好：‘吃好睡好，两者择一’。用在这里，就是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我们可以看到，实用理性的价值体系在西方是从宗教信仰中生发出来的，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实用理性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呢?它的历史或许更为久远?
应该说，中国人本质上从来就是实用的。儒家学说不信神，孔子就说“敬鬼神而远之”。民间也有求神拜佛的，但这并不是一种信仰，只是祈求保佑、改善他的世俗生活，也是一个实用的目的。孔子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强调勇于进取和建功立业的同时，实用理性的思想方法表现得非常明显，如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有提倡中庸之道，反对固执一端，认为“过犹不及”。另一个中国本土学派道家，则主张清静无为，强调个体生命自我保护的重要。可以说，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共同给中国人提供了完整的现世生存选择。
到这里我突然冒出一个疑问。在西方，实用理性价值体系形成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繁荣，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很明确地找到了这种价值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必然的对应关系。在中国，实用理性是一个本质性的思想方法，而且其历史比西方要久远得多了，为什么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繁荣呢?我们这里曾经有几次出现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如在宋代，在明代，却都在萌芽状态里消失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实用理性是一种强势文化，这不仅在当代，在古代也是如此。但单纯的实用理性的负面作用也很巨大——只有欲望，没有是非，没有正义和公理，没有原则和先验的教条，弱肉强食，有奶便是娘，是很可怕的。应当说，我们的先贤很早就看到了这点。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这种实用理性弊端的一次大暴露。所以，从孔夫子开始，历代哲人都殚精竭虑要把这只凶猛可怕的“欲望之虎”关进笼子里。可是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恒定的信仰，没有先验的“天条”可用。怎么办?先贤们只好自己动手制造一个笼子，哪怕只是现世的笼子。这就是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主要架构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强化，一方面，把人的欲望说成是万恶之源，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另一方面把能极大地满足人们各种物质欲望的科技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加以压制甚至禁止。这种状况从宋以后直到明清，实在到了非常严酷的地步。结果，基于实用理性的“欲望”，作为洪水猛兽是被极大地束缚住了，但反过来，实用理性自身的强劲活力，也受到极大的摧残，以致失去对世界变化的应有敏感和应对能力。
也就是说，实用理性虽然和资本主义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但在中国的实用理性文化里，由于本身缺乏先天的自我约束的机制，结果被一套极端严酷的后天文化设计禁锢和扼杀了，实用理性不能发挥作用，资本主义也就迟迟无法产生。不过，时至今日，随着封建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彻底崩坏，铁笼子瓦解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解放出来，而且已经推动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国力的极大提升。但同时负面的社会现象也大量出现，有些问题还空前严重。看来，如何使涌动于十三亿人心中的欲望受到合理的约束，使它不致成为具有破坏力的洪水猛兽——这个问题重新出现。因为实用理性只有具备约束的机制才能健康持久地发挥作用。如何约束它呢?重新祭出先贤们的那套法宝，使之回到封建时代那个铁笼子里当然不行，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找到一种实用理性的约束机制，让它能发挥作用。对此，当代学者其实是很迫切的。20世纪90年代中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说就属于这样的一种努力。当时的中国人处在实用理性大爆发的时期，商品大潮席卷而来，道德和精神价值全面滑坡，严肃的学术文化几近凋零，而在实用理性价值之下产生的流行文化，势头却异常凶猛。在对现实的敏感和忧患意识下，一些知识分子尖锐地提出问题，希望建立人文价值理想，对此加以规范。后来，学术界又出现了民族主义和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潮，针对西方高位文化的渗透和自由市场及实用理性价值，高扬道德理想的旗帜，进行反拨。我注意到，大概就在和人文精神讨论差不多的时间里，提出了一个“朝阳文化”的理论，中心的意思，却是为实用理性价值下的新文化正名。实用理性和道德理想有什么关系?二者在我们当代新文化的建设中应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建立道德理想和价值规范的目标，这是不会错的，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再像古人那样，仅仅把实用理性视为洪水猛兽，全力加以排斥、禁锢，而应当视之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珍惜之、保护之，进而设法加以驯化、引导。正是由此出发，我在“朝阳文化”论中，对一些具有实用理性色彩的新的文化现象加以大力肯定，给予正面的历史评价，并认为它应当成为我们将要建立的新的道德理想的现实基础。很清楚，我并不是否认理想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最终期待的是要使实用理性摆脱原始的本能状态，使之提升到一种理想道德的层面。
三、精神家园与血缘观念
要健康地运用实用理性，使之兼具理想道德的内涵。看来要设置一条最起码的精神文化的底线。对于西方人来说，文化底线可能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有恒定的宗教信仰。就算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少西方学者也认为基督教文明出现了危机，但由原罪意识之下的自我拯救观念，这一底线却是他们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的。在20世纪初，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呼声，他高扬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然而，自由意志的观念，也可以说是自我拯救观念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所以基督教文化的原罪和救赎意识，可以说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中国人没有这些，所以文化底线就成为一个问题。
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现世文化，没有恒定的全民宗教信仰，没有安顿灵魂的彼岸世界，没有一套由上帝掌握着的先验天条，只有由现世哲人构筑的一套道德操守和价值观念，一旦时移世易，社会形态发生剧变，就会随同发生坍塌，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是，任何民族要安身立命，要自立于世界，都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寄托，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国文化很多观念都不恒定，但有一种观念是相对恒定的，这就是血缘观念。不信上帝，不信佛，怎么办?中国人信祖宗。西方人有教堂，中国人有祠堂。西方人认为上帝时刻都和他在一起，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想到上帝的眼睛在盯着他，这就是他们的良知意识。中国人的良知在哪里呢?我们为人处事，也有一个意识，就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就是祖宗，要对得起祖宗，同时要积德，以荫佑后人，这种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内心的规范，就是我们的良知意识，也是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一个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信仰，也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当然，这个信仰和西方人比起来是世俗的、自然的、具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宗，自己的父亲，而西方的上帝却是所有人的父亲，是“天父”，他们的信仰是超自然的、抽象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这个精神家园和西方比，还是有许多不那么刚性的东西，其在凝聚力方面，恐怕也不能和真正的宗教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可以确信一点，从古至今，以及起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血缘观念就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在相当深入和恒定的层次上，这种观念一直起着凝聚世道人心的作用。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哪怕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海外，对祖国都还有那么强的认同感；为什么香港、澳门，还有台湾，被外国殖民那么多年，文化也没有从根本上被同化?其中，对祖宗始终念念不忘的观念应当说发挥了根本作用。
我们现在常常讲到一个词：民族凝聚力，平常讲弘扬传统文化，目的也在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爱国主义是民族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又说爱国主义是全体中国人精神价值的一个底线。我想我们这里的爱国主义和外国，比如美国的爱国主义是不同的，中国人的爱国爱乡，报效乡梓，可能和我们的精神家园有关，就是说，是从血缘观念中推演出来的。所以，同样是爱国主义，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从本质上说，这是作为个人安身立命、寄托灵魂的一种基本需要。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所以爱国主义和爱自己的祖宗联系在一起，就成为一种精神家园，具有宗教信仰一般的意义。
对于这个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先贤其实是早就认识到了的。古代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生命个体和血缘关系出发，一步步扩展开去的人生理想。中国古代社会，十分强调“孝”道，认为“孝者，人之天性也”，不少统治者都提倡“以孝治天下”，就是看到这是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重要手段。而“孝”的基础就是祖宗认同，是从血缘关系中推演出来的。至于儒家那一套道德说教和价值指认，例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只不过是由此衍发出来的操作规范而已。如果说，这套规范在总体来说，曾经颇为有效地笼络住中国人的心灵，维系封建统治达两千多年之久，那么究其根本原因，实在于中国人对血缘关系这一精神家园的集体认同。
换句话说，血缘关系及其观念是一回事，由孔子开创和后代的哲人发展的封建礼教是另一回事。“五四”健将们所猛烈批判的其实只是后者，至于前者，那是一种恒定的客观存在，是否定不了，也批判不倒的！
不错，血缘关系在今天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的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不是依然很明显、很强烈吗?我们不是依然把由血缘维系的一种家族、乡族、国家，乃至民族关系，作为我们的精神寄托吗?血缘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看来并没有随着封建时代那一套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坍塌而丧失，而且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孔子那一套是在周朝礼乐崩坏的形势下确立起来的，而血缘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建立在血缘亲情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念，也正是周朝礼乐文化的根基。这么看来，血缘价值并没有随着周朝礼乐文化的崩坏而丧失，相反孔子正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文化。到今天，儒家那套文化体系的崩坏，也同样没有带来血缘价值的丧失，当代人是否也可以在此根基上建立新的文化呢?我总是想，结合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五四”的科学、理性精神，形成新的文化传统，这也许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是的，我们今天谈血缘和孝道，必须要有新的内容。血缘观念的形成，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在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展之后。农耕经济和以前的渔猎文明不同，人们的经济活动开始和比较固定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社会活动也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家庭单位，这才有了血缘价值。在我们当今的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和农业文明时代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血缘价值的内容肯定也将发生变化。比如说，古代有一句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如果家中有父母亲过世，就要“丁忧”，三年不得出仕等，这当然和我们这个“地球村”时代不相适应了。事实是，今天的中国人随时都在“远游”，有的甚至远涉海外。但是，中国人不管到了哪里，恋土爱乡，重视血缘亲情，却还是一贯的。即使在海外，如在美国和欧洲的唐人街，他们的血缘观念也是特别强烈。外国人也有家庭，也有亲情，但是他们相对来说淡薄得多，个人的独立性强得多，父母不依赖孩子，孩子也不依赖父母，出现了所谓的“空巢家庭”，这对中国人，哪怕是唐人街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中国人怕孤独，所以就要把自己和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联系起来。西方人不怕孤独，因为有上帝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很多方面都可能被同化，这一点却是同化不了的。
四、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建构
现在，似乎可以来谈谈我们今天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建构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道德建构固然有许多层面——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但是，既然血缘价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底线，那么从深层次来说，恐怕也还应该从这里着手，起码，也要对这种价值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可以把血缘价值看成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文化遗传的密码。从生物遗传的科学原理即可知道，基因的发展必须是渐进的，不能搞突变。基因突变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死亡。
旧的道德规范瓦解了，而血缘价值是我们应该坚守、也是能够坚守的最后的底线。当然，我们这样说，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因为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激烈地反对和批判传统文化，而血缘和孝道的价值长期以来一直也是被视为批判的对象，今天要直接地、理直气壮地把这个旗帜亮出来，就意味着要走出“五四”的影子。“五四”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思想巨人，要走出这个巨人的影子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这么说，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没有真正走出“五四”的影子。就算人们模糊地意识到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不一定正确，但也不能旗帜鲜明地从传统文化里找出某个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核。如知识界曾经出现的对“五四”的反思，看来只是一个姿态，也寻找到一些人物、一些思想的立场和方法，却并没有找到建设性的思想资源。为什么不能把血缘价值，这个客观存在、明显地还在对当今的中国人发挥作用的精神家园发掘出来呢?旧道德将孝道推演至极端，出现了非理性的、可怕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给血缘和孝道的价值赋予新的内涵，焕发出它的生命力。
赋予血缘价值以新的内涵，看来就是建立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出发点。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并没有抛弃原罪和救赎的精神家园，而是找到一种新的救赎方式，给这个精神家园注入了全新的内容。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从西方自由观念的变化中看到。自由是古希腊理性传统的重要内核，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最古老的源头，比基督教的历史更加久远。从雅典城邦政治，到法国启蒙主义思潮卢梭的思想，还如德国的尼采从古希腊酒神精神中发掘的自由意志学说，都是一以贯之的积极的自由观念。但是，在实用理性价值的影响下，这一积极的自由观念发生了变化，英国人赛亚·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的思想。“消极自由”指的是一种“不受强制的自由”，伯林认为这是真正的自由。简单地说，包括自由地选择不自由的权利，自由地保持沉默的权利，等等。说这种“消极自由”观是实用理性的产物，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再把自由当作一种不可动摇的先在理念，不自由也是一种必须得到尊重的权利；另一方面，伯林看到西方文化许多灾难性的后果，都是跟积极自由有关的，如雅典自由民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在自由名义下实施的暴政；卢梭的学说，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资源；而尼采的自由意志，正是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思想资源。“消极自由”观的提出，正是出于补救西方文化缺陷的现实需要，一个实用的目的。
是啊，正如西方在天主教传统的原罪基础上发展出新教伦理，从积极自由的自由精神中发展出“消极自由”，我们也完全可以在民族文化传统的血缘价值基础上发展出新的道德理想。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孔子就是在周朝礼乐文化的血缘价值基础之上建立了他的道德和价值规范，我们当代人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呢?现在是走出“五四”这个思想巨人的影子，正视血缘价值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家园事实的时候了。
我想，走出“五四”的影子，还包括真正继承“五四”的财富，就是科学、理性的精神。我总想，当代知识分子老在谈论“五四”，走不出“五四”的影子，这正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吸收“五四”精神财富的一种表征。以科学、理性的精神观照血缘价值，就不用担心堕入被“五四”批判过的“吃人”文化，这样就能够轻松地走出“五四”的影子了。比如，“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孩子”，这种明显不科学、非理性的观念，当然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要的血缘价值。还如，我们说爱国主义是从血缘价值中推演出来的，以理性的精神来看，既然血缘价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底线，我们也就能很清楚地把爱国主义和狂热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狂热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既不符合先验理性的是非标准，从实用理性角度看，制造中国威胁论，也无助于民族文化的振兴。
科学与理性这两点的确极其重要。如果缺乏科学的观照，血缘价值就会成为一种绝对的东西，就不能在认同和坚守其恒定价值的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实际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使之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长久发挥其凝聚效应；如果缺乏理性的把握，血缘价值就会变成一种盲目的东西，人们就会被其原始的属性支配，导致许多非理性的人间悲剧。当我们尝试以血缘价值作为精神底线，去建构当代伦理道德，进而形成对实用理性的约束机制时，一定要始终高扬科学与理性的旗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走出一条与时代、与世界接轨的新路来。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下，我们民族的新文化和新道德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恐怕就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谈论清楚的话题了。也许要有不断的研究、讨论，经过一代、几代知识分子的著书立说，才能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答案。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