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兴革

文帝时，洛阳才子贾谊洞烛先机，对汉初的政情，例如诸侯王的跋扈和匈奴的威胁等，最早提出警语，他在《陈政事疏》中提出用礼乐教化以补法令之不足、太子必须受良好的教育等主张。文帝很赏识贾谊，但世胄大臣很保守。文帝不能重用贾谊，乃派他做长沙王和爱子梁怀王的太傅（老师）；同时也任晁错做太子的老师。景帝在位时也曾请学者王臧教太子，所以武帝（前140—前87在位）一即位即重用王臧为郎中，任王臧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欲开始改革。太皇太后窦氏是文帝后，笃信黄老，加以干涉。赵绾乃奏请“勿奏事太皇太后”，窦太后大怒，将赵、王下狱，二人自杀。汉武帝即位六年后，窦太后崩，武帝始放手从事改革。武帝诏求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求得人才百余人，其中董仲舒最受武帝赏识。有名的《天人三策》即是治《春秋》有名的董仲舒三次回答武帝提问的记录。汉武帝七年（前134）朝廷再举贤良，六十六岁的公孙弘得中。太常将公孙弘的回答置于下等，但武帝亲擢为第一，并拜公孙弘为博士。董仲舒、公孙弘对武帝的影响很大。

《天人三策》主要是问：一、天下何以会乱？二、既乱之后如何而能治？三、既治之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永享太平？董仲舒、公孙弘二人的回答均不外兴仁义，重教化，并夹杂一些五德终始的理论，董仲舒的结论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立“五经博士”。按博士之名，早在战国时即有，秦始皇甄选天下博学茂材七十人为博士，无实际职务，但备朝廷咨询，很似近代的顾问职位。汉承秦制，亦设博士，流品庞杂，占梦、卜筮均有。高祖溲溺儒冠，轻侮儒者，故汉初博士中通儒术者远不如秦始皇之时，但有通阴阳五行之人在内。董仲舒是景帝时的博士，以治《春秋》著名，是以史学家的身份入选的。“五经”也不是儒家所独有，严格地讲，除“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而外，其他四经，各家均在研究。“五经”是集中国传统学术之大成，讲的是修身齐家之道，与百家各持一端，以之驰说不同。故董仲舒认为国家应支持正当学术研究，百家应任其自然发展，不必由政府供养。故他的“罢黜百家”，只是将百家从博士群中去掉，并无禁止其在民间发展的意思。

儒者重视教育（参看第四章第四节），故教育被称为“儒术”。教育的内容，因人而异。“儒家”讲儒学，主要是根据“三礼”及《论语》《孟子》的哲理，也涉及《春秋》及“三传”。武帝“尊崇儒术”，是重视教育，因百家不讲求教育，只有儒家发挥教化之故。儒术与儒家的分别，我们必须弄清楚，前者是方法，后者是哲理。譬如今天多设大学是重视教育，可设教育系，也可设电机系等，均是教育青年。汉代的学科不如今天之复杂，儒术与儒家很难被严格划分，只不过尊崇儒术之余，儒学自然也沾光。这只表示汉初儒家地位太低，常受轻侮与迫害，高祖侮辱儒生及王臧、赵绾下狱自杀是最显著的例证。武帝受过教育，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是治国的根本，所以要尊崇它，这与将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的说法，有极大的不同。武帝选拔人才要孝廉，要贤良方正，都以有良好教养为标准，绝没有以是否通儒为准则，这一点见诸史籍，斑斑可考。

所以汉武帝的“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只是提倡教育，即政府不再用公帑去养不重视教化的“学人”而已，汉武帝并没有钳制思想和压迫学术自由之意。董仲舒也从未做过如此之建议！武帝十分敬重董仲舒，但并未让他在中枢任职，而是派他去做兄长易王的相，希望他能教育那位“素骄、好勇”的兄长。仲舒因好阴阳五行之说，被人诬告，后被判死刑，武帝特赦之，迁胶西王相。不久后，董仲舒称病归家，闭门著述，以《春秋蕃露》最著名，“蕃”字今作“繁”。董仲舒被推崇为大儒，他对后世中国政治的影响极深远，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

遵循“以教化为治平”的基本原则，故朝廷在五经博士之下设“弟子”五十人，一年考一次，通一经者可任地方政府之吏或中央政府之郎。朝廷又经常诏令郡国举孝廉及贤良方正，对这些人任以官职，盖欲逐渐实现以受过教育的人充当官吏的目标。于是，博士弟子人数日益增加，百年后到汉成帝晚年时，已达三千人之多，他们使汉朝政府在实质上发生了变化。

一般史家认为武帝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布衣可以为卿相。按高祖订定“非功不侯，非侯不相”的铁则，做丞相者应是军人或其后裔。丞相总揽全国大政，竟为一群人所包揽，为汉初极不合理的制度。公孙弘首次以布衣出任丞相，是在武帝十四年（前127），这在制度上是一大进步的变革，但事实确不简单。

公孙弘，山东人，出身贫贱，少时为狱吏，曾因犯罪而被免职，靠养猪为生，年四十“乃学《春秋》杂说”，二十年后武帝招贤良文学之士，应对称旨，为博士。后出使匈奴，未尽职，武帝怒其无能，弘乃称病回家。其后朝廷复征贤良文学之士，因为地方推荐，弘固辞不得乃应征，对策甚合武帝意，被置第一，从此一帆风顺，数年间官至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人甚工心计，他妒忌董仲舒治《春秋》比他高明，便设法排斥。公孙弘侍候武帝很圆通，甚受赏识。拜相之前，公孙弘先被封为平津侯，食邑六百五十户，盖武帝只废除掉“非功不侯”之制而已。此后布衣为相，均先封侯。公孙弘为相六年，年八十终于相位。继起布衣为相的六人，均尸位素餐而已。丞相无事可做，相府破烂也不修整，到后来沦为马厩、车库或奴婢宿舍。即使如此，六人中除石庆外，皆因罪被杀。所以我们认为武帝以布衣为丞相的主要鹄的不在于破格用贤材，而在于不满政治上丞相总揽天下庶政的传统，不愿皇帝的权力有人掣肘，所以任用“布衣”作装饰品，以便一切出自宸断。这是治汉史者所不能不察的。

除基本的革新外，黄老之治在社会经济及地方政治各方面所滋生的弊端也很严重，问题丛生，亟待兴革。

最为突出的是土地兼并问题。汉代的土地有“公田”“私田”之分，公田属于皇室，多属籍没秦代宗室贵族的土地，主要集中于关中，也有少数散布各郡国的无主的山林川泽属于皇家，均租佃与农民，其收入为皇家所有。各功臣也常被赐“汤沐邑”，收入由功臣世代享用。也有强买民田的大臣，如萧何以丞相之尊，强买民田数十万（一说这是萧何避祸的方法，表示无大志，只争小利）。功臣的田地，介乎公私之间，仍然租与农民，与皇帝同为地主。私田属于旧日的地主，在战乱时逃亡的地主，汉高祖即帝位后即诏令可以回籍照旧领有原有田地。其余荒芜无主的田地，则分配给退伍的官兵。汉代统计户口很严，户籍编制详确，政府据以征税和征役。田税征十五分之一，后减半征收，为三十分之一；丁口税成人每年征一百二十文，徭役不多，均可出钱代替。但承平日久后，人口增加，田地收入不足，在富人利用高利贷巧取豪夺的情况下，贫穷的农民最先出卖土地，再出卖妻子，最后出卖自身为奴隶，以免沦为饿殍。盖各地豪强与狡吏猾民结合，武断乡曲，政府行黄老之治，不闻不问，豪强之徒越来越嚣张，兼并的土地也越来越多，奴婢成群，动辄成百上千人。政府的赋税再轻，真正获益的只是大地主，而非农民。所以有人形容汉代对待人民优惠于三代，但豪强之残暴超过秦代。董仲舒说：“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他主张“限民名田”，名田即私人田地，建议私人拥有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但此建议推行阻碍大，遂成为具文。

文帝时晁错便已察觉到这种情况，他建议实行边境屯田的政策，既可解决耕田不足的问题，亦可充实边防。文景之时虽也实行屯田，但规模很小，没有实际作用。到武帝时因对匈奴的战争，在军事上及军粮供应上均需向西北屯田，朝廷便要求戍边的大军同时从事垦殖。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后，西北边境六十万大军全数屯田，同年朝廷将国内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移殖到边境新得的土地上开垦，以后又陆续将各地囚徒、奴婢、下贫、恶少年等强制移到边疆屯田。这虽然是治标的办法，但至少纾解了农民在文景之治下的悲惨境况。

战国时代各国的工商业已很发达，商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吕不韦不过是例子之一。秦始皇也重视富商，他为四川一位富有的寡妇清筑“女怀清台”以示表扬。汉代的工业以鼓铸、煮盐牟利为厚。其他如畜牧、制造、运输等亦相当发达。这些行业，都需要大量工人，奴工的来源一是用金钱收买，一是藏匿农村逃亡之人。隐匿庇护各地逃亡人士的市井之徒，时人称为“侠”。这类闾里之侠，肝胆相照，生死相许，成为城市中的大势力。他们人多势众，任意做各种违法牟利之事，官府侧目，莫之能禁。有时富贾与任侠联手，互相利用，鱼肉善良，武断乡曲。他们最有兴趣的是占据矿山冶铁、冶铜。铁已是当时制造各种农具的主要原料，冶铁获利甚厚。当时巨贾不仅冶铜，而且设厂铸造货币！邓通据有今汉中、四川等地的矿山，大量铸钱，吴王濞亦兼营盐铁。当文景之际，吴、邓所铸的钱通行天下。武帝将冶铁煮盐收归国营，不再由商人操纵，略解生民疾苦。

在政治上，除三公九卿之外，朝廷同时设置刺史。刺史地位很低，秩六百石（县令为一千石），但权力很大。刺史每年巡行，以抑制豪强的闾里之侠及地方官吏之不法者为主要任务，然后向皇帝报告，也足使豪强及猾吏略为敛迹。

武帝在内政方面还有一些新猷，如废除以十月为岁首的秦历，改用夏正（农历）；随便改年号也是从他开始（文帝初建年号，景帝改元一次），他在位五十四年间一共用了十一个年号。武帝随意改年号，理由很多，如“今郊得一角兽”，便改年号为“元狩”；封泰山，便改年号为“元封”。此后中国皇帝年号繁多，给当时人记事及后世纪史带来许多不便，且毫无意义，故本书一律摒除所有年号，恢复《春秋》以来的纪年法，改纪某帝在位之第几年（后附公元纪年）。

武帝对内的工作，受到他对外政策的影响，他对抗匈奴的战绩，对中华历史自极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