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大一统局势的奠定
汉高祖（前202—前195）建立的王朝，自前202年至公元8年，共二百一十年。新莽代汉十五年，光武帝继起，再用汉的名称，史称后汉，因《后汉书》而得名。亦有称西汉、东汉者，似不如称前汉、后汉妥洽。
汉高祖凝合天下各国平民的力量所建立的政府，这个大一统的政权，与秦始皇以一国之力而并吞其他各国，在实质上，在意识形态上，均迥然不同。因此秦始皇一面要积极推行天下一家的工作，一面要防止各国反叛。汉高祖以天下人而统一天下，他不必去推行什么统一的工作，只要能继续推行秦始皇已经规划好的大方针，顺应天下万众一心的和平愿望便够了。天下人所希冀的政府最好是没有政府，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和平。与高祖共同兴兵“除暴乱”的全是平民出身，如陈平、陆贾等是无业游民，樊哙卖狗肉，周勃在丧事中吹箫，娄敬替人赶车。地位稍微高一些的如曹参和任敖也不过曾在监狱任职，职位最高的萧何是沛县“主吏掾”。唯一附从的贵族是张良，但他是在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后，复国梦想彻底无望之后才死心塌地归附刘邦，时刘邦已为汉王矣。到此时天下一统已是天经地义，所以项羽一死，大家便毫无疑问地再拥出一位皇帝。这位皇帝也毫不犹豫地施行将政府所管的事，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政策，这便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
汉高祖将秦的徭役及各种苛法全部废除，但政府组织则因袭秦代树立政制的规模。这个制度历代沿袭下来，各代对之均有损益，即使官名相似，职掌亦有变异。因为中国以后各朝代的政制都以秦汉的雏形为蓝本，故笔者在此扼要简叙之。
中央政府的最高官是三公九卿。三公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大司徒，即古代的“司土”，总理庶政，有时称相国，多数称丞相或宰相，有时置左右丞相各一人，是三公之首。
大司马，古名“司马”，一直管军事，又称太尉。武帝以总理内廷诸务的“大将军”兼大司马职务。大司马的权势凌驾大司徒，因为大将军均是外戚的缘故，这种情况到后汉才有所改变。
大司空，由古代的“司工”演变而来，至秦汉时主纠弹的责任，又名御史大夫。
九卿是：太常，主管宗庙祭祀，后亦兼主教化，博士在秦汉均属太常卿；光禄勋，主管宫廷门禁，又称郎中令；卫尉，又称中大夫令，主管宫廷警卫；太仆，主管皇帝的舆服车马；大鸿胪，又称典客，主管朝觐外交；廷尉，又称大理，主管皇帝对百官的司法；大司农，又名治粟内史，主管全国农政五谷；宗正，又称宗伯，主管皇族之事；少府，服务于内廷，主管皇帝生活琐事，有尚衣、尚食、尚席、尚浴、尚书等次级主管，尚书，亦称中书，替皇帝主管个人文书，这个卑微职务的演变变化惊人，以后再述。
综观九卿的职掌，多属以皇帝为中心之事务，这与秦制脱胎于封建贵族制度有关。九卿的官名，后代一直保留，逐渐演变成主管执行事务的衙门，或者偶尔说几句话的“言官”。此外尚有“列卿”，地位低于九卿，官额无定数，如掌理藩属的典属国，负责首都秩序的执金吾等。
武职以太尉最高，其下为将军，以职掌不同而分别冠以称号，如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将军之下为校尉，亦分别有称号，如越骑校尉、胡骑校尉等。由此可见，武职已经有了今日将、校、尉的雏形。
汉在地方实行郡县制，郡置郡守，又称太守，“掌治民、进贤、劝功、决狱、检奸”等职务，下置长史、郡丞等以助理之。因地方特殊形况，亦有变通，如地在开垦屯殖区，则置农都尉，地在边境则以都尉为太守。郡下之县分两类，万户以上之县，置县令，万户以下置县长，以县尉、县丞佐之，与秦制同。
汉代的俸禄全以米计算，三公号称万石，实给每月谷三百五十斛；九卿号称两千石，月给谷一百八十斛；列卿及郡守亦两千石，月给谷一百二十斛。最低的官号称百石，每月实得谷十六斛。因此我们知道汉代的若干“石”，只代表品级，并非俸禄之实数。
汉高祖是被七个国王共戴为皇帝的，这七个诸侯王分别是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赵王张耳、梁王彭越、韩王信、燕王卢绾，他们的领土占天下一大半，刘邦的帝位十分不稳固。因此，刘邦费尽心机，将这些异姓诸王一一翦除（长沙王吴芮未除），而代之以他的兄弟子侄，最终共封十国，并且规定只有姓刘的才可以封王。王国的领地大者逾百城，小者亦三四十城，形同割据，与周代封建层层分封不同。有军功的则封为“列侯”，食邑若干户，很少有超过万户的列侯。开国元勋萧何也不过一万五千户，这种列侯虽多到一百四十三人，但只坐收租税而已，不足为患，为患的仍是刘家的亲人。
按刘姓诸王专制一方，官制与中央相同，仅太尉改为中尉，除丞相一职由皇帝任命外，其他一切官吏皆由国王任命。中央派来的丞相孤孤单单的，并不能实际治理国事，所以汉初的诸侯王实际上形同独立王国，叛变很难避免，高祖死后四十年即有“七国之乱”。“七国之乱”是高祖的侄儿吴王濞，纠合六位刘家的子孙反对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前156—前141在位）。叛变三个月内便被平定，景帝乘势对各国大事改制，丞相更名为“相”，大小官吏任用权收归朝廷，从此诸侯王军政大权全失，汉朝到七国之乱结束后才算真正统一，那时距高祖即帝位已四十余年。
汉高祖凝聚天下的平民所组成的政府，除因短见和自私而大封宗室的政策而外，一切施政，大体上均能顺应人心，符合天下的愿望。自开国以来，政府大体均实行黄老之治，做到了与民休息，脍炙人口的“文景之治”（前179—前141）是其极点。五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使天下生民真正地舒了一口气。
秦始皇及二世不恤民力，民众之痛苦，已不堪言状，再加上十二年混战，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等词去形容当时战争的残忍，并非夸大。前205年两次楚汉大战，被挤落进河中的汉兵，每次十余万人，可见一斑。高祖于天下已定之后经过一座昔日繁荣、人口达三万的大城，发现城中留下的人口只存五千，所谓“十室九空”，并非虚言。汉高祖唯一要做的事是培养社会元气。汉高祖在位十二年而崩，太子继位为惠帝（前194—前188在位）。惠帝暗弱无才，由饱经忧患的吕后干政。吕后盱衡全局，对外隐忍（匈奴之事，本章第三节将叙述），对内绥抚。惠帝在位八年而夭逝，吕后临朝称制，为中国首任“女皇”（前187—前180在位）。吕后先后任萧何、曹参等人为丞相。萧何、曹参二人均小吏出身，深知民间疾苦，一切遵守“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术，“使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吕后的政策是“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至于吕后僭夺刘家皇权和残忍对待情敌，与其施政无关。我们必须承认文景之治是吕后政策的延续，吕后也是汉初大一统政府的奠基者，因高祖死后到文帝继位之间的十六年的关键时期是由她主政。
文帝（前179—前157）为高祖中子，即位时年已二十四岁。文帝出生后不久父亲便做了皇帝，但成年后的文帝毫无膏粱子弟习气。他在位二十三年，一切施政均以节简朴实、与民休息为主。比如文帝曾想修一座“灵台”，匠人估计需要百金建筑费，文帝认为是十家中人之产，遂不筑。他衣服朴素，宠爱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按贵妇人均长裙曳地，有人牵携，自不能工作。他为自己预筑陵寝，不以金银铜锡作装饰，均用瓦器，又挖山为坟，不筑坟，以免役民。他还提倡农桑，开垦田地，藏富于民。他征税，仅为百姓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竟有十一年未收田赋。《史记》叙述文帝时政府仓库的陈米之多，竟至腐烂不可食的程度。景帝（前156—前141在位）统治十五年，虽略用刑名之法，但节约爱民一如其父。有了这自惠帝以来五十余年的培养，汉人对长期以来百般凌侮中华的匈奴，自要扬眉吐气一番了。黄老之治也自有其弊端，亟待清整。景帝将有关对外与对内的两大重任，留给他十七岁的儿子—汉武帝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