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政的发展

齐桓公逝世到晋文公立（前636）相距八年。这八年间，最先是宋襄公企图做霸主，但诸侯知道宋的实力不敌楚，不敢听从号召。宋襄公竟与虎谋皮，请楚成王合作代邀各国，成王佯允。襄公正欲一尝霸主滋味，轻车简从赴盂开会，为楚国伏兵所执，同时楚发兵攻宋，幸宋有准备，楚国才未得逞，又得鲁僖公求情，襄公才被放归。宋襄公仍不甘心，见郑国于齐桓公去世后即附楚，郑文公且亲赴楚朝见，乃召集卫、许等数国联军伐郑，与楚国救兵相遇于泓水。宋襄公禁止联军在楚军渡河未毕和阵式未整列以前进攻，结果联军大败，襄公伤股。宋人对襄公大加责难，襄公辩解道：“君子作战时，敌人受伤后不可再伤之，不俘头发已有斑白的敌人；古代用兵，不在险阻的地方攻击敌人；我虽然是亡国之余（宋乃殷后），但也不能在敌人尚未成列以前便下令进攻。”

“泓水之战”后六个月，襄公因伤逝世（前637，距召陵之盟二十年）。在宋襄公图霸未成的这段时期里，诸夏又恢复了桓公以前的情势，互相攻伐，楚国则节节进迫，戎狄又开始活动，中原局势空前恶劣。其大事如齐攻鲁，鲁请楚伐齐；邢联狄攻卫，卫灭邢；周王亦联狄攻郑；郑、陈、宋附楚，等等，均足以说明当时情况是如何紊乱，如何与齐桓公时代不同。正在这个时候，晋国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晋国始封之君为成王弟叔虞，封疆在今山西汾水上游，都于唐（今太原市境），为周室北疆重要屏障。汾水流域狄人势力甚大，晋人为图生存，自然常与之争战不休。三百余年来与戎狄斗争的结果，使得晋人接受了一些戎狄文化，渐与诸夏疏远。九传至穆侯，穆侯将国都向南迁于翼（本名绛，今山西翼城南），原因不外是戎狄的威胁日渐增加和晋人沿着汾水流域向南开拓。至犬戎之乱后，晋国便毫无忌惮地兼并邻近各小国，锐意扩张领土，汾水流域差不多全部纳入晋人势力之下，晋遂成为大国。平王东迁后二十五年（前745），晋昭侯将翼都以南百余里的重镇曲沃分封给叔父成师，号桓叔。桓叔修明内政，深得民心，实力日益强大，晋国遂相当于分裂为两个国家。周釐王三年（前679），齐桓公首次会诸侯时，曲沃武公灭晋，尽以灭晋所得的宝器贿赂王室，周天子遂正式册封武公为晋侯。武公受封后两年去世，子献公嗣位。

晋在春秋初年内讧最严重，献公嗣位后，为杜绝乱源，乃尽杀群公子（宗族），迁都于绛（今翼城东），将都城大加修筑，以防叛变。晋献公还将军队由一军扩充至两军（每军约一万两千五百人），以便向外发展。在他统治晋国的二十六年中，他先后灭掉霍、耿、魏、虞、虢等国，使晋国的疆土从汾水流域延伸至黄河南岸及今陕西中北部。献公卒于齐桓公晚年（前651），他逝世时，晋国参加国际政治领导诸夏的基础已经奠定，但因诸子争立的缘故，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取威定霸”的事业，还得由他娶戎女所生的儿子重耳（晋文公）去完成。

晋文公因避国内政争，于四十三岁时率领数十人出亡在外，归国嗣位时已六十二岁。流亡在外十九年，文公遍历各国，曾亲晤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秦穆公等人，对于中原文化及国际政治有深刻的了解。文公及其随从既然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知道了霸政的重要，故返国得位后，一改晋国不理诸夏事务、只顾吞并弱小的政策（齐桓公、宋襄公屡次大会诸侯，晋国未曾参与一次，各国也视晋国为异类），奋而担负起尊王攘夷的责任。

文公得位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是勤王。时周襄王被胞弟带所迫走，困居郑国边境。文公出兵讨伐，擒带并杀之，使襄王复王位，“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工作便顺利完成。“尊王”之后的晋国令各国刮目相看，诸侯自然希望晋国能继续齐桓公的霸业。晋文公及其大臣们亦积极整顿内政，扩充军队（成立三军），教养人民；在外交上拉拢秦国，联络齐国，以楚国为假想敌。

时楚成王威震中夏，诸侯不敢撄其锋，只有宋国敢悖楚从晋，但宋国立刻遭到楚国的攻击。晋则率兵讨伐附楚的曹、卫两国；楚将子玉率楚、陈、蔡等国联军北进，与晋、宋、齐、秦联军遭遇于城濮（卫境，今山东鄄城西南），楚军凭丘陵险阻列阵，晋文公以决战无把握，信心动摇，其舅父子犯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不捷，表里河山，必无害也。”文公明白退可以守的形势后，始决心应战。

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双方战于城濮，楚军大败，收兵归国，晋军亦未穷追。这是楚人向北侵略所遭受的第一次军事挫败；晋文公遂威震中夏，受楚欺凌的各国，乘势脱离楚国，转而拥护晋国。战后晋文公亲自朝王，奉献楚国俘虏及战利品。从此，晋文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诸夏的形势复趋于稳定。

城濮之战后八十余年间，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的领导权而引起的大战共有三次，互有胜负。城濮之战后三十五年有邲之战，楚胜；又二十二年有鄢陵之战，晋胜；又十八年有湛阪之战，晋胜。

在这两大势力对峙的国际局势下，一般小国的命运最悲惨。附楚时，晋要讨伐，服晋后，楚又来攻，真是左右为难。其中受战祸最惨重的是郑、宋两国，因为这两国地处要冲，为控制中原的枢纽。也正因为身受战祸的原因，所以才有由宋国发起的两次和平运动：第一次和平运动在周简王七年（前579），由宋人华元撮合晋、楚两国签订互不侵犯的友好条约，但三年后，楚国便毁约攻郑。第二次和平运动在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宋人向戌与晋、楚的执政有私交，乃出面呼吁和平，在宋都召集各国开“弭兵大会”。盟约中将晋、楚的势力范围划定，尚未附晋或附楚的国家，则成为两国共同的附庸国。参加盟约的有楚、晋、宋等十国。

“弭兵大会”后，晋、楚之间的长期斗争总算告一段落，此后四十余年的国际局势大体上尚能维持和平状态，直到长江下游的吴、越勃兴，平静的局面才被打破。

吴乃周太王之子太伯与仲雍（即虞仲）为了顺从父亲欲传位与弟王季，而远遁到蛮荒之地后所创立的国家。吴开国后即与中原文化隔绝，习于“文身断发”的蛮夷生活。十九传而至寿梦，时晋国采纳楚降人申公巫臣的计策，实行联吴以制楚的政策，由申公巫臣率领一“军事顾问团”到吴国，帮助吴人提升战争技术（申公巫臣使吴的时期约在“弭兵大会”之前三十余年）。“弭兵大会”后两年，吴公子季札到各国游历观光，对中原文物称羡不已。自此以后，吴国在军事上和文化上突飞猛进，开始威胁楚国东北边疆。

周敬王九年（前511），楚国降人伍员（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提供攻楚的战略。伍员说：“楚国当权者众多而均自负，不能有统一之政策。吴国如果分军为三路，一路军进攻，楚必以全国大军出战，俟楚军出战，我国即撤归，楚军回师，我军复出击，楚军必不得安宁。如此数次使楚军疲于奔命，而又从各处进扰，使楚人摸不清我军之真正目标。等到楚军疲惫不堪之后，始以三路大军同时出击，必可大胜。”

吴王采纳了伍员的“游击战略”，企图使楚国永无宁日。五年后（前506），阖闾大举伐楚，五战皆胜，攻入楚都郢（楚文王迁都郢，今湖北江陵北）。楚昭王逃奔随，吴军跟踪追击，要求随将楚王献出，除控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的历史仇恨以激动随人外，并以将汉阳的土地归随利诱之。随人不愿乘人之危，拒绝了吴国的要求。吴军因后方有越人捣乱而不敢深入，遂大肆劫掠与破坏后撤退。

次年，秦国见吴国势力膨胀太快，恐危及本国安全，乃应楚臣申包胥之请出兵助楚攻吴，楚始复国。

当吴始为楚的边境威胁时，楚国亦联越以制吴。

据说越是“禹之苗裔”，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与中原完全隔绝，也是一个“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的国家。申公巫臣使吴后，楚人才开始注意越国。周景王八年（前537）始有越附楚伐吴的记载，从此楚、越一直保持着联盟对吴的关系，因为吴是两国共同的敌人。

吴军攻入楚都郢时，越乘其后方空虚攻入吴境，吴、越仇恨日深。十年后，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勾践拼死战斗，阖闾受伤而死，子夫差嗣位，立志报仇。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吴伐越，勾践惨败，退保会稽求和，夫差踌躇满志，以为越无力再起，乃许越求和。吴既胜越，后顾无忧，乃图谋问鼎中原，曾侵陈伐鲁，筑城于邗（今扬州境内），进窥淮水流域，并联合鲁国进攻齐国，声威不可一世。

当夫差锐意北进之时，勾践一面卑辞厚币以结纳吴王亲信大臣，一面生聚教训，暗中做好攻吴的准备。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当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欲做诸夏霸主之际，越人乘虚攻陷吴都（一说在今江苏苏州市）的消息传到。自后吴势不振，为越所灭，夫差自杀。勾践乘战胜余威，挥兵北渡淮河，大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会后返国，将淮水上游土地赠给楚，泗东方百里地赠给鲁，归吴所侵地于宋。这种漂亮的举动深得各国拥护，勾践遂成中国霸主。

勾践死后，越势渐衰，各国亦因长期争霸战争和兼并的缘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引起变化，无暇注意国际事务，所以此后六七十年间，国际局势相当平静，各国在这种平静的局面下酝酿着一些重大的变革，使春秋时期蜕变到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