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丝路盛极而衰

在曼苏尔时代的稍早些时候，巴格达和我国的陆路交通是从巴格达东面的呼罗珊门，由著名的呼罗珊大道（这条大道基本就是丝绸之路的中段）经伊朗、中亚，直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奥什，再自奥什东南行，过特列克山隘至我国新疆的喀什——当时西域南道的商业中心，循丝绸之路至长安。

阿拉伯商人最初大多经陆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哈里发朝廷在商路上为客商设置了宿舍和驿站，开掘了水井，设立换马站，无数商队涌向东方，陆上丝路一时响彻驼铃声。仅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从永徽二年（651年）到贞元十四年（798年），来到长安的大食（阿拉伯帝国）使节先后就有39批。20世纪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窑头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三枚阿拉伯金币，其年代分别为公元702年、718年和746年。这便是阿拉伯半岛与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往来的实物证据。唐代前期，陆上丝绸之路臻于极盛。在怛罗斯战役后被俘，曾先后在中亚、西亚、非洲十余地游历和生活过，总计流离阿拉伯帝国12年的杜环在他的《经行记》里记载，当时中国的绫绢机杼已经流入阿拉伯帝国，他还目睹一些唐朝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例如“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今山西西南部）乐陵、吕礼，等等。

就在杜环于怛罗斯被俘的数年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年）爆发，大唐帝国的国势急转直下。为应对国内危局，唐廷的西域驻军东调内地平叛，遂令西北边防陷于空虚。早已虎视眈眈的吐蕃趁机北上，侵占河西走廊与陇右。公元790年，吐蕃军队进一步攻陷孤悬于外的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唐朝的军政势力永远退出了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也随着战乱导致的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而陷于“道路梗绝、网络不通”的困境，当时的诗人杜甫也在诗中有“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有感五首》）的哀叹。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原历经兵燹，山河破碎，经济残破，陆上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一去而不复返了。

公元762年，杜环终于得以乘坐商船从阿拉伯半岛启程，回到广州。他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阿拉伯半岛，却从海路返回故国，恰是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陆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盛极而衰，但东西方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未来属于海上。更值得玩味的是，同时期的哈里发曼苏尔选中原本籍籍无名的村落巴格达作为首都的理由之一就是“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已经把我们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