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宋晚期新学在官学和科场的命运

从哲宗亲政到北宋灭亡，是北宋官方学术变化的重要时期，针对当时的复杂情况，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徽宗崇宁年间，新学影响力臻于巅峰，但其地位上升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而道教进入官学之后，客观上对新学地位有所削弱。靖康之难发生，士大夫将矛头对准新学，视之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以王安石为核心的新学，创始于神宗熙宁时期。此后一直享有官学地位。元祐年间旧党执政，新学的官学地位并未改变。只是一度恢复诗赋取士，而解经亦不再以《三经新义》为唯一标准，可以参用他说。这样一来，新学在科场上的权威性有所衰落。元祐九年（1094）四月癸丑，哲宗下诏改元“绍圣”，明确表示绍述熙宁新法，次日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庙。随着政局的变化，朝廷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强化新学地位的措施。如五月甲辰，“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实质上恢复了熙宁时期的科举法。当时甚至有人建议从王安石《诗义》、《书义》、《周礼义》中出直接考题，后因右正言邹浩反对而作罢。虽然没能以命题，但这一建议的提出，本身就证明《三经新义》在当时享有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儒家经典本身。而王安石晚年所撰《字说》的官学地位，亦重获朝廷确认。元祐贡举敕规定进士不得引用《字说》，至绍圣元年（1094）六月癸未，除《字说》之禁。十月丁亥，王安石弟子、时任国子司业的龚原提出《字说》“发明至理”，乞“就王安石家缮写定本，降付国子监雕印，以便学者传习”，朝廷从之。龚原其人对绍圣时期新学地位的提升功莫大焉。绍圣二年（1095）三月甲辰，他又提议将王安石之子王雱所撰《论语》、《孟子》义由国子监雕印颁行。所有这些提议，均获首肯。众所周知，王安石素不喜《春秋》，有“断烂朝报”之讥，故熙宁科举改制中罢《春秋》科。绍圣四年（1097）二月，又诏罢春秋科，恢复了熙宁的做法。综上所述，在绍圣年间，无论是王安石本人还是新学诸著作，在“绍述”熙宁的政治气氛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元祐时期的情况大为不同。

徽宗即位后，执政的向太后以“建中靖国”为年号，希望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但第二年（1102），徽宗亲政，即改元“崇宁”，表明崇尚熙宁之意。同时大肆扶持新党，打击旧党，政局亦为之一变。崇宁年间，王安石被抬升到极高地位。如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申，“诏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廷”，次年五月学士院应诏为王安石撰国子监赞，称其为“优入圣域，百世之师”。政和三年（1113）正月壬申追封舒王。

一般认为，在徽宗朝，新学的地位臻于鼎盛。的确，徽宗也采取了巩固新学地位的措施，如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丙子，有臣僚提出，迩英阁讲经应“只点正经，其音释意义，并以王安石等所进经义为准”。朝廷从之。这是经筵中以新经义为权威经注的例证。应当承认，自哲宗绍圣以来抬升新学的一系列举措，其影响在徽宗朝是显而易见。如南宋陈善说：“崇、观三舍，一用王氏之学，及其弊也，文字语言，习尚浮虚，千人一律。”宋人笔记中还有不少类似的记载，这里不一一列举。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经筵的变化之外，徽宗在确立新学的官学地位方面，并未再有大的举动。新学在徽宗朝崇宁之后一统天下的局面，更多是由绍圣以来抬升新学的举措所酿成。徽宗诚然支持新学，但这种支持首先是出于扶持新党、打击旧党的政治需要，其次可以看作在“崇尚熙宁”的政治导向下，在学术上必然作出的抉择。

我们认为，无论是王安石还是新学，都仅仅是徽宗和蔡京等打击异己的一个符号、一面旗帜而已，从学术上来说，他们并没有为新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这是新学本身在徽宗朝没有能够取得大进展的重要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徽宗提升王安石与新学地位的举措，多发生在其当政的前期，即崇宁、政和年间。到了统治岁月的后期，在学术思想方面，徽宗显然别有钟情，他内心深处更喜欢的其实是道教。徽宗崇尚道教，本不是什么秘密，学界多有讨论。这里需要指出，徽宗对道教的热衷，不仅表现为自称道君皇帝，给道士们大建宫观、加官晋爵等等，更表现为他将道教引入官学系统。徽宗这样做，主观上并非要削弱新学的地位，然而道教进入官学之后，客观上打破了新学一家独尊的局面，使其影响力有所削弱。这个问题过去人们未尝注意。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徽宗不用新学学派的《老子》诸注，而另撰《御注道德经》颁行，并允许考试时从御注中出论题。此事在重和元年（1118）八月。徽宗极重《道德经》，曾将其改名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但《道德经》也是新学学派深有研究的经典，王安石、王雱、吕惠卿、陆佃等代表人物均曾为《老子》作注。徽宗并没有从新学诸家《老子》注中选取一家作为官学著作颁行，而是另起炉灶，重新作注，并将注文纳入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蒙文通先生曾指出，王安石、王雱、吕惠卿、陆佃、刘泾等新学人物的《老子注》“与政和《御注》不无关系”，但两者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徽宗注“治大国”章云：“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这显然和王安石极力倡导变法的理念截然不同。又如释“三十辐”章，王安石批评老子“以为涉乎形器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大抵去礼乐刑政而惟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也”，徽宗则说：“妙用出于至无，变化藏于不累，如鉴无象，因物显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两者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王安石学派在阐释《老子》时，尚能主张无为而不废于有为，可叹这位立志要发黄老千年不传之秘的宋徽宗，却恰恰把黄老思想中最为可取的内核给丢掉了。”徽宗亲撰并颁行《御注道德经》，使得新学学派王安石等人的《老子注》未能进入官学。这与熙宁时期朝廷直接颁行王安石等人《三经新义》的做法显然不同。作为皇帝自己的著作，当徽宗《御注》颁行并成为命题依据后，它的权威性毫无疑问已超过了新学学派诸人的《老子注》。

其次，徽宗颁行《亢桑子》、《文子》，但未颁行新学学者的《庄子》注。政和七年八月丙辰，蔡京之子蔡攸奏请将道家著作《亢桑子》、《文子》颁于国子学，与《老》、《庄》并行，朝廷从之。这表明道家诸子著作在当时地位颇高。但新学学派中，王雱有《南华真经新传》、吕惠卿有《庄子义》、陈祥道有《庄子注》，这些著作在当时均未获颁行。

最后，重和元年八月庚午，徽宗将《黄帝内经》、《道德经》列为“大经”，《庄子》、《列子》列为“小经”，“令天下学校诸生，于下项经添大、小一经，各随所愿分治”。这样，上述道家经典就正式进入官学，获得了与儒家经典相同的地位。这在宋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举措看似与新学无关，但实质上打破了王安石《三经新义》、《字说》在学校中的垄断局面，客观上使诸生治经应试时多了一些选择，他们或可以不专习王安石的著作，而转习道家经典。

就整体而言，从哲宗亲政至于整个徽宗朝，新学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要超过其他学派。众所周知，官方打击旧党的行动从哲宗绍圣年间已经开始，至徽宗崇宁三年六月将三百〇九人的党人名单刻石朝堂达到高潮。在此政治情势下，苏、黄等元祐文人的著作毁版禁行，旧党人物的学术理所当然地遭受排斥。当时似乎没有任何学派势力能与新学抗衡。但正是由于徽宗本人对道教的热衷，使道家著作顺利进入官学，成为经典，并用来命题。新学的独尊地位实际上被削弱。后来，徽宗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在宣和七年下诏：“政和中，尝命学校分治黄、老、庄、列之书，实失专经之旨，其《内经》等书并罢治。”但下诏之际，已近徽宗朝之末，几乎于事无补。由此可见，徽宗对新学著作的热情远没有道家经典那么高了，在其统治时期没有为新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这一点上远逊于神宗。虽然新学仍处官学地位，但业已埋下日后衰落的因子。

真正使新学官学地位发生动摇的，是靖康年间的学术之争。而这一场学术之争肇端于对蔡京等误国奸臣的清算。

金兵南下，威胁汴京，促使宋廷的政治生态急剧变化。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在危机之中禅位钦宗，二十七日，太学生陈东率数百太学生上书乞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人，斥为“六贼”。之后，陈东又三次上书，要求对惩治奸臣，启用抗金将领。多次上书震动朝野，导致蔡京等人被杀或遭贬。陈东的上书言辞激烈，但从未将蔡京与王安石其人其学联系起来。但其促使政局变化，言论禁锢得以解除，士大夫有了反思和批评学术的机会和空间。

批评起因于科举制的争议。熙宁科举改制后，以经义试进士，元祐又恢复诗赋取士，两种取士法各有拥护者。崇宁以来，更是争论不休。靖康之初，有臣僚上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这样的说法，反映了熙宁改制后专试经义的消极影响，但其中并没有全盘否定《三经新义》。当时，钦宗诏礼部详议。时任谏议大夫兼国子祭酒的杨时便上疏痛斥蔡京“蠹国害民”，并将其与王安石联系起来：

盖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而京所为自谓得安石之意，使无得而议。其小有异者，则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窜黜，人皆结舌莫敢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为，则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

杨时是熙宁九年进士，先后师从二程兄弟，是道学中坚人物。他也是首次将靖康之祸归咎于王安石之人。他的整篇上疏可以分作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他指责道：“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姑即其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则其为邪说可见矣。”关于王安石其人其学，及其变法的争议，早在王安石生前就已展开，此处杨时将王氏之学斥为“饰六艺以文奸言”、败坏人心术的“邪说”，就不仅仅是批判其学术观点，而是对其人的基本道德品质、其学术的基本品格加以诋毁了。由于蔡京等人的恶行导致政治腐败不堪，百姓怨声载道，而杨时毫不含糊地将这一切归咎于王安石的“邪说”。这样一来，早已去世的王安石成了今日祸乱的责任者，而其学说则成了祸乱源头。

其次，杨时将“邪说”的指责进一步坐实。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神宗崇尚节俭，“为天下守财”，而王安石劝他说：“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王安石的话被杨时拿了和当时“六贼”之一王黼提倡花石纲之事相联系，认为花石纲正是王安石观点的实践。二是举出王安石解释《诗经》中《凫鹥》末章“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为事！”杨时认为王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蔡京以奢靡为事，正源于此说。

杨时直接颠覆了新学的道德根基，他对新学的攻击是釜底抽薪式的，和以往旧党对于新学的批评多有不同。作为旧党领袖、王安石最主要政敌的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曾批评说：“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于异端。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很显然，他只是反对以王安石一家之学作为讲学、应试的标准，将王氏之学视为“奇僻”、“异端”，前者主要指对经典解释的不同寻常，后者主要指接近佛老，这和杨时所谓“邪说”程度还是有所区别的。再看差不多同时的刘挚所言：“故相王安石经训经旨，视诸家议说，得先儒之意亦多。故先帝以其书立之于学，以启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于《字说》、释典，是以近制禁学者毋习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颁经义，盖与先儒之说并行而兼存，未尝禁也。……夫安石相业虽有间，然至于经术学谊，有天下公论在。”这番话是针对当时国子司业黄隐主张尽废王安石经义而发，言语间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经学成就，只是对其晚年学术不满而已。旧党吕陶也说：“经义之说，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尽非善，学者审择而已。”由此可见，在元祐初年，尽管旧党对王安石有种种负面评价，但从未对其学术全盘否定，反而显示出一种将政治与学术分开评价的立场。较之杨时的说法，显得更为客观公允。

杨时的上疏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宋史》本传记载了上疏之后的情形：“疏上，安石遂降从祀之列。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不复知其非，忽闻以为邪说，议论纷然。谏官冯澥力主王氏，上疏诋时。会学官中有纷争者，有旨学官并罢，时亦罢祭酒。”《宋史·选举志三》也记载：“诸生习用王学，闻时之言，群起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斋生始散。诏罢时祭酒。而谏议大夫冯澥、崔 等复更相辨论，会国事危，而贡举不及行矣。”虽然王安石降为“从祀”，但由于新学作为官学历时颇久，势力很大，因此面对学官中的强烈反弹，朝廷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将学官和杨时一并罢去。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杨时上疏所引起的各方反应，可以观察到当时新学与“元祐之学”角力的真切情形。

简略言之，当时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极力反对杨时的说法，力主王氏之学，也不截然排斥元祐之学，代表人物是左谏议大夫冯澥和御史中丞陈过庭。另一派则认同杨时，主要人物是右正言崔 和侍御史李光，痛斥王氏学，推崇元祐之学。两派发生激烈的争论。根据《靖康要录》中保存的诸人奏疏，我们得以了解争论的内情。冯澥先指出崇宁、大观以来士失所守，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附王氏之学者则丑化诋毁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学者则讥诮王氏之说，然后评论王安石的学术说：

安石之释经，固不能无失也。夫孟子所谓息邪说者，谓杨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说便同杨、墨之言为邪说，则复当禁之，此所以起学者之谤，而致为纷纷也。……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己说，惟其说之当理而已。

冯氏的这番话中，我们尤其当注意其中两点。其一，他反驳了杨时的说法，否认王氏之学为“邪说”。并指“邪说”之称正是激起太学纷争的根由。其二，他认为科举取士不应专注哪一家学术，无论是王氏之学还是元祐之学，一切都应以是否“当理”的标准来衡量评判，他强烈反对有司以个人偏好决定去取的做法。

陈过庭的意见大抵与冯澥相近，但他上奏中生动描绘了当时学派纷争在太学中引发的谩骂斗殴：“今也学官相诟于上，诸生相殴于下，甚者诸生奋袂而竞前，祭酒奉头而窜避，败坏风教，一何甚耶！”学生各以其学为是，以别家之学为非，“又有时中斋生姓叶者党王氏之学，止善斋生姓沈者党苏氏之学，至相殴击，其人稍众，庠序事体固当如是耶”! 可见当时不同学派之间的矛盾业已激化，引发肢体冲突，局面不可收拾。他分析其中原因道：

五经之训，义礼渊微，后人所见不同，或是或否，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为正论，否者必指为邪说，此乃近世一偏之辞，非万世之通论。自蔡京擅政，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近罢此禁，通用苏氏之学，各取所长而去所短也。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论王氏为邪说，此又非也。

陈氏的这番话中，有一处和冯澥的说法不同。在谈及王氏之学的对立面时，冯氏用的是“元祐之学”，而陈氏用的是“苏氏之学”。在这个语境里，两者显然意思相同，是可以互换的。这就提示我们，如何理解当时人所说的“元祐之学”。《宋史·徽宗纪一》曾记载：“（崇宁二年）十一月庚辰，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可见，在徽宗时代，元祐学术和元祐政事一样遭禁，禁毁的具体情况史学界多有论述，主要包括司马光一系以史学为主的“朔学”，苏、黄一系以文学为主的“蜀学”，二程一系以道学为主的“洛学”。而从陈过庭的论述看，当时太学中与王安石之学对垒的，主要是元祐学术中的苏氏之学。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派的主张，也就是拥护杨时言论，力反王氏之学的观点。右正言崔 靖康元年六月二日上奏中的冯澥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作“奸言”。他进而分析道：

安石著《三经》之说，用其说者入官，不用其说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乱，此无异论之大效也。而尚敢为此说以荧惑人主乎？……自崇宁以来，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居其间，则累及上下学官，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其意以为一有异论，则己之罪必暴于天下，闻于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诋诮王氏者乎？……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严刑，购以重赏，不得收藏，则禁士之异论，其法亦已密矣。澥言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则实，是何从而见也？

除了像杨时一样尽力诋毁王氏新学之外，崔氏特别指出崇宁以来，由于蔡京加强思想学术的控制，他所提倡的王氏之学完全统治了太学，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因此所谓太学中“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蔡京“禁士之异论”，禁毁旧党文集著述的做法，其实是出于私心，惟恐“于己不便”。

侍御史李光也赞同杨时的说法，他靖康元年五月所上《上钦宗论王氏及元祐之学》中说：“臣寮上言以王安石为名世之学，发明要妙，著为新经，天下学者翕然宗师。……以陛下圣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马光与安石俱为天下之大贤，又云优劣等第自有公论，观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为优，以安石为劣。夫光与安石行事之是非，议论之邪正，皎若白黑，虽儿童、走卒粗有知识者莫不知之。……安石欲尽废祖宗法度，则为说曰：‘陛下当制法，而不当制于法。’欲尽逐元老大臣，则为说曰：‘陛下当化俗而不当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说，五十岁间，搢绅受祸，生灵被害，海内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扫荡禁锢，几无余蕴矣。”李光对王安石之学大肆攻击，并指出蔡京兄弟祖述王氏学说，才导致今天的局面。

靖康元年新学与元祐之学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当然跟外敌入侵的大趋势有关，但更是对徽宗崇宁以来学术禁锢的一次强烈反弹。主张王氏之学者并不截然排斥元祐之学，而力主元祐之学者则视王氏学为罪魁祸首，意欲灭之而后快。我们从相关言论中判断，由于失去了政治权力的庇佑，失去了道德根基，新学的官学地位终于动摇了。公开批评新学不再是禁忌，而元祐之学在此时重新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我们也注意到，当时人心目中作为新学对立面的元祐之学，主要还是指司马光之学和苏、黄之学，虽然第一个将王安石与蔡京相联系的杨时是二程门人，但道学此时在官学系统中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否则，上述诸人的奏议中根本不可能不提及二程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