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企业生成机理的理论综述

小企业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综合力量作用的结果，其个体能力和外部环境在这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生成的概念则往往从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加以应用，企业个体相当于具有生命特征的一个人，外部环境相当于阳光、空气、水以及其他营养物质的供给。小企业在生成和初期发展过程中，对企业和个人的目标进行不断地阶段性选择和调整，以达到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高度协调的目标。

一、小企业生成能力的内涵

高兴野在《吉林省小企业生成发展机理研究》一文中对小企业生成边界界定时认为，小企业初次创业过程为生成阶段，即“小企业生成边界是小企业通过一系列的生成过程直至创立企业时，能够满足企业基本生存需要的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均衡状态。小企业在生成过程中，经营收益与交易费用基本持平，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这一状态或经营收益逐步高于交易费用”，并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分为内生阶段和初发展阶段。

这种情况要求小企业创立团队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在小企业生成和初发展过程中，对企业和个人的目标不断地进行阶段性修正和调整，以保持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高度协调。因此，在小企业的生成机理中，动力和能力因素被认为是其核心内容，“动力—能力”二元机制作为小企业生成模型的核心理论支撑，小企业生成能力包括思维能力、行为能力、聚合能力等，需要进行多层次、全方位培养，才能实现企业创立者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基于对文献的梳理分析，我们认识到小企业生成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生成是小企业的初始阶段，也是小企业生命周期的起始阶段和重要组成部分，单一的生命周期理论应该无法全面解释企业生成过程的全貌，而且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不同的创立者，企业的生成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差异。因此，将小企业生成解读为一个企业与市场达成平衡的稳定阶段过程，是一个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形态或者模式恰当的表述。那么研究小企业生成阶段有没有年限问题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来获取研究样本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小企业生成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中有较好的说明，即企业孵化阶段、创立阶段和企业成立到与市场达成平衡这一完整的周期都是生成期。在小企业生成阶段，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小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些影响因素甚至可以使企业生成被迫中止。据有关统计显示，我国很多小企业从创立到死亡其寿命仅为2～4年，高死亡率是国内小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小企业如果没有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和高速发展阶段，就较容易进入死亡阶段。针对这种状况，如果片面地只是将小企业创立时间作为生成的唯一依据和标准则违背了其动态性、过程化的特征，也与生命周期理论的边界界定不相符合，因此，本书采集样本过程中采用了动态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研究，我们采用企业创立为零点，孵化阶段则向前推1～2年期，企业成立到企业与市场达成平衡后进入发展期前则是向后推1～2年期，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企业内部所具备的条件和外部环境条件进行定性判断来判定小企业生成的标准。这体现了小企业生命周期的普遍规律，同时也为对小企业不同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提供方便。

二、企业生成能力的相关理论

(一)小企业生成理论

雷诺兹(Reynolds)较早地界定了企业生成，他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新企业的创业过程分为概念、孕育、生存和成长四个相互连接的递进式阶段。其中，概念阶段是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有创业想法并积极行动的个体)识别创业机会并产生创业想法的时期；在孕育阶段，新生创业者实施一系列的创业活动以创建新企业；生存阶段是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维持企业运营的时期；在成长阶段，新企业迅速发展，逐渐成长为成熟企业。新企业的概念阶段和孕育阶段构成了新企业生成过程。

然而，在操作层面上如何判断新企业生成，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主要有三个学派(见表2.1)：一是产业组织学学派；二是种群生态学学派；三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

在产业组织学学派中，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是：获得首笔销售收入、首次雇用员工、首笔联邦社会保障援助金、首笔失业保障金和获得财务支持。

在种群生态学学派中，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是：加入当地电话黄页/开通网页、加入行业协会(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hip)、注册企业经营名称(filing for rights to fictitious business name)和注册合法实体(registration of legal form)。

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包括：所有者全职参与创业、首次雇用员工。

三个学派从不同角度界定新企业生成，容易出现采用不同标准致使判断结果截然不同的情况，如根据产业组织学学派的观点，某一新企业可以视为成功生成，但由于新企业的所有者是兼职创业，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会认定该新企业依然处于孕育阶段。由此可知，在新企业生成研究中，在分析要素与创业绩效之间作用关系时，谨慎选择合理的判断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创业过程学派日益成为创业研究主流范式的背景下，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活动，从微观视角探索创业活动的独特规律，挖掘新企业生成的机理和路径，是创业研究谋求学术贡献和学科独立性的关键所在。

基于这一研究现状，20世纪90年代，雷诺兹等学者呼吁创业研究立足于新企业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归纳总结新企业生成规律。他们发起了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PSED)，选取有代表性的处于孕育期的新企业进行动态跟踪，从微观视角剖析新企业生成的本质。目前，PSED已经发展成为创业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项目，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荷兰、挪威、中国、拉脱维亚等国家相继完成本国调查。以此数据为基础，大量关于新企业生成的学术成果形成并发表，涌现出一批聚焦于新企业生成的学者，如德尔马和谢恩(Delmar & Shane)、卡萨尔(Cassar)，新企业生成研究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学者们试图基于组织行为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成熟理论剖析企业生成问题，但这些理论都未能给出系统性的理论解释。这些研究大多是以成立多年的现有企业为样本，机械地套用已有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复杂的企业生成问题，但混同了现有企业与新企业之间的边界，无法避免幸存者误差(survival bias)与后视偏见(hindsight bias)，难以获得一致且有解释力的结论。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H1：小企业的生成与创业者动机相关。

(二)企业生成的资源禀赋

1．生成能力受到的影响因素

企业的生成能力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外部影响因素和企业内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环境战略绩效(environmental strategic performance, ESP)观点认为这种关系在企业通用战略和组织绩效之间是可行的，尽管环境背景和环境可能不改变形式这种关系，但可以改变其强度。因此，建立在环境、战略和性能之间的关系往往需要重新来验证新形式中的有效性，特别是在中国，企业遇到了环境、战略和性能匹配之间前所未有的挑战。

企业外部影响因素是企业外部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等的总称。政治环境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状况。社会环境是指人口、居民的收入或购买力，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等。技术环境指与本行业有关的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经济环境包括宏观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形势、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企业的直接市场等。其中，企业的直接市场是与企业关系最密切、影响企业最大的环境因素，具体包括销售市场、供应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等。

企业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是企业生成的整体环境，是指企业内部的物质、文化环境的总和。企业内部影响因素，也称企业内部条件，包括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文化等因素，即组织内部的一种共享价值体系，包括企业的指导思想、经营理念和工作作风。

企业内部战略环境是企业内部与战略有重要关联的因素，是企业经营的基础，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依据和条件，是竞争取胜的根本。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因此，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及战略选择既要知彼又要知己，其中“知己”便是要分析企业的内部环境或条件，认清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

企业生成的内部影响因素或条件分析目的在于掌握企业历史和目前的状况，明确企业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它有助于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有效地利用自身资源，发挥企业的优势；同时避免企业的劣势，或采取积极的态度改进企业劣势。扬长避短，更有助于百战不殆。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对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决策至关重要。本书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现状入手，借鉴BSC的分析方法，结合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内部环境以及客户需求等四个要素，构建由财务能力、流程适应能力、学习与发展能力和满足顾客需求能力等四个方面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框架，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2．人力资本

现有研究主要从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先前经验三个角度入手，分析创业者人力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作用关系。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美国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龄不会对新企业生成产生影响，但是创业者受教育的层次(如大学教育、中学教育)会影响新企业生成。在性别方面，虽然各个国家女性创业者的比例都小于男性，但是性别并不会影响新企业生成。在先前经验方面，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如，万·格莱德尔伦等(Van Gelderen, et.al)将创业者的创业能力看作一个整体，以挪威创业者为样本，发现只有当创业者拥有较少的行业经验、管理经验时，创业经验才会对新企业生成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德尔马和谢恩(Dermar & Shane)、钱德勒等(Chandler, et.al)、戴维森和霍尼格(Davidsson & Honig)都发现创业者的行业经验、管理经验不会影响新企业生成。

萨缪尔森和戴维森(Samuelsson & Davidsson)关注到创业情境与企业生成有一定独特性联系，并对瑞典创业者进行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识别出256名创业者。基于这一调查数据发现，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创业者人力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不同。在创新型新企业中，人力资本会促进新企业生成；但在模仿型新企业中，人力资本会有负面作用。

3．资本

目前关于资本对于企业生成的影响主要从社会资本和自有财务支配两个维度来研究的。

社会资本维度从榜样示范作用(role model)和父母创业(self-employed parents)两个角度入手。一项针对瑞典创业者的大样本随机抽样跟踪调查结果表明，亲友鼓励创业、亲友或邻居创业的榜样带头作用会推动新企业生成，此外，在新企业创建过程中，加入商业网络会有效推动新企业生成，促使新企业获得首笔销售收入和利润。同时美国的研究结果指出，父母创业并不会提高个体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除了上述的社会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直接作用以外，在新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创业者的社会资本表现出不同强度的影响力度。根据对瑞典256名处于创业早期阶段创业者的跟踪调查数据发现，随着创业进程的推进，社会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作用形式也越来越具体。

在创业实践中，大多数创业者资源禀赋匮乏，所掌握的财务资本并不多，创业者之间的财务资本没有显著区别，且关于创业者财务资本的数据难以准确获取。金等(Kim, et.al)指出，虽然创业者常常为了获得财富而去创业，尤其是很多生存型创业者，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创业者和普通人群的财务资本并没有显著区别。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虽然大部分创业者会为创业存钱，但是在早期少有人将资金投入创业活动。帕克和贝勒吉塔(Parker& Belghitar)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家庭收入、家庭财富等财务资本不会影响新企业生成。但是，创业者所能控制财务资本的数量会影响创业者创建的新企业类型。

由此可以推导，创业者社会资本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关系具有情境依赖性，关注创业环境、新企业所属阶段等情境变量的调节效应，剖析独特创业情境下创业者社会资本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作用机制，将会成为深化新企业生成研究、有力指导创业实践的重要突破口。

4．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

认知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动机理论、期望理论是新企业生成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常常用来分析“为什么有些创业者要比其他人更能推动新企业生成”等问题，但实证研究结果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甚至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以成长预期为例，卡萨尔(Cassar)发现强调取得财务成功的创业者常常在第一年获得较高的销售收入。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驳斥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创业者的成长预期与新企业生成二者间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如汤森等(Townsend, et.al)对美国316名创业者的动态跟踪调查发现，虽然成长预期是影响是否创业的关键因素，但对于新企业生成没有任何推动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成长预期高的创业者更容易退出创业，布拉叙等(Brush, et.al)利用针对处于创业早期阶段的美国创业者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对第五年销售收入预期较高的创业者往往难以获得首笔销售收入。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对新企业生成作用效果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一方面，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属于心理学层面的理论建构，尚无一致的条目来准确测量这些维度，测量方式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研究结果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处于一个动态适应调整的过程，随着创业过程的不断推进，创业情境的变化，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也在随着反馈不断调整。忽视创业者认知的情境依赖性这一属性，将创业者认知放在一个笼统的范畴下考虑，将会模糊创业者认知对新企业成功的影响作用。

基于上述的论点，我们设定如下假设：

H2：小企业的诞生、成长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正相关，如人力资源、资本、企业家认知和动机等。

(三)企业生成阶段到成长阶段

长期以来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关注着小企业的数量、增长及其规模之间的关系。由于企业规模的大小往往和所从事的经济领域、企业的数量和发展速度具有相关性，通常人们会认为大型企业会比小企业具有增长更快的优势，而且这个过程中会导致增长型企业趋向集聚，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政府部门会更加重视国有大型企业和一些规模上(简称规上)企业的原因。而私有化的推动者则认为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释放经济活力来推动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战略重组、放开一些垄断行业领域或降低门槛促使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或领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小企业在大型企业重组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中国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私有化业绩并没有按照期望的那样达到预期目的，使得中国政府更加关注“企业的治理缺陷”，进而引导企业转型升级，进行结构性调整。

文献显示，很多学者通过企业规模与企业增长之间关联性的实证分析来解释在西方出现的增长。开始的时候很多国家的多项研究都认为企业规模和企业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关系，正如哈特(Hart)所指出的，“大多数与时期有关的研究自1885年以来表明，小企业的数量增长和发展速度比大企业快”。再例如，1996年，哈特和奥尔顿(Oulton)研究了29230家英国公司的样本，发现1989—1993年内基于高尔顿回归企业增长与企业规模之间的负相关性；埃文斯(Evans)研究了1976—1980年期间已经营运超过七年的24244家美国公司样本，并发现了类似的关系；阿尔穆斯(Almus)和内林格尔(Nerlinger)对德国公司的研究显示了相同的关系；而法里斯(Farin～as)和莫雷诺(Moreno)从2000多家西班牙公司数据证实了该关系的存在。许多其他研究也表明了类似的结果，这些实证研究结果与传统观点相反，证实了小企业的数量和发展速度比大企业多且快。

关于小企业创立数量增长更快的原因这里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小企业创立时规模较小，因为市场把握的不确定性，且企业创始人有时由于投资能力的原因，小企业往往在最初进入市场时会低于最低有效规模，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有效规模。然而，正如Hart指出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于公司的有效规模认识分歧将是非常小的，而现实是对于企业有效规模的认识分歧程度很大。

第二种解释是小企业在初创阶段就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依赖于这种理论，如产业创业园区和网络经济下的飞速增长的学生自主创业现象，且创立的小企业经过孵化后成长速度都非常快。大型企业享有规模经济，三分之一的大企业处于规模不经济状况，这通常与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带来的管理成本增加、协调成本扩大、有限理性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有关。

第三种解释是企业会在短期内对外部冲击做出不对称的反应。给定短期U形成本曲线下，小企业会在最低效率规模以下运行而将在价格上涨时扩大产出，而大企业高于最低效率规模不会。相反，小企业不会对价格下降做出反应，而大公司会减少产出。在没有能力调整的情况下，小企业会有增加产出的想法，而较大的公司却有减少产出的想法。

第四种解释是Hart强调的近几十年来政府促进和支持小企业生长的许多政策措施影响着这些经济体中创业者的创业精神。这意味着“看不见手”的市场是不足以自己产生经济增长的：一个国家推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政策能够焕发企业最大限度利用市场经济体制中关键要素发展的热情。

发展中国家小企业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大企业发展速度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产业政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小企业的产业发展政策应该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目的是使国家加速重新分配资源。小企业需要提供并且扩大规模以产生足够的工作岗位来消化那些因大企业私有化和重组被解雇的员工，并为他们提供工作劳动力市场的新岗位。

但在东南欧一些国家的小企业没有呈现其防止失业上升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的作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虽然大量新的小企业进入市场，法律体系已得到完善，市场自由化程度也非常高，它们的增长速度却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快，原因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生成障碍。这些生成障碍有结构性障碍、企业内部组织和资源障碍、外部市场障碍、金融障碍和社会障碍。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设定如下假设：

H3-1：小企业的生成数量的增长与政策支持正相关；

H3-2：小企业生成阶段的障碍与后续的发展阶段之间不相关。

(四)企业持续发展理论

企业如何能获取并维系持久竞争优势一直是战略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战略理论认为，企业必须不断适应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才能可持续发展。内部环境的管理和适应也很重要，外部环境加上内部环境形成一整套机制。

根据吉布拉(Gibrat)的研究，企业的增长不取决于以前的大小，它是一个随机过程。因此，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当前期间和前一期间的大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随着时间推移小企业和大企业都可能有一定的比率增长，所以小企业不必然有较高的增长率。吉布拉的结论在理论界被称为“吉布拉定律”。

然而，萨顿(Sutton)的结论是，当时企业的增长与以前的大小受到企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允许生存的最低效率规模影响。萨顿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小企业尚未达到允许生存的最低效率规模，它们生长的可能性是否可持续在一个周期中取决于既有的企业规模大小。因此，在萨顿研究中“吉布拉定律”较少可能在小企业中得到验证，但是有更多的其他学者验证了“吉布拉定律”的存在。

基于上述观点的讨论，我们设定如下假设：

H4：小企业持续发展与规模、经营年限及企业生成阶段的规模、经营状况密切相关。

(五)小企业生成的障碍

小企业在生成阶段很多时候如同婴儿孕育到出生一样，这个时期的企业较为柔弱，存在很多生成的障碍和烦恼，尤其需要理性指导和政策扶持。在大多数市场经济体中，除了最灵活和放松管制外，企业面临着显著的生成障碍。这个问题在英国的重要性在英国小企业联合会的一份题为“对英国小型企业的生存和增长的障碍”报告中进行了强调，他们认为在转型经济体中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着更严重的生成障碍，这些生成障碍可能存在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当然，企业生成和成长并不是每个企业家所必须达到的目标，企业家也可以通过受雇于其他企业达到他们个人的理想目标。因此，自身不能生成不一定表示存在显著的生成障碍，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基准的生成模型来确定和衡量对生成的感知障碍的影响。在研究中，我们区分制度障碍(包括立法框架，公司遭遇的腐败和贿赂的程度)、一个企业获得相应的外部市场地位所受到的阻碍(企业所处的产业，市场竞争程度，企业是否面临竞争对手的战略行为，市场网络及信息透明度等)、财政障碍(包括资本的可用性、成本和财务)、内部组织障碍(包括管理能力，公司目标，委托代理人的困难，技能)和社会障碍(得到地方政府和机构的支持或缺乏支持)。

基于上述观点的讨论，我们设定如下假设：

H5：小企业生成阶段的阻滞因素会对企业发展阶段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生成、成长、发展与生物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企业像生物体一样，有生有死，有健康有病态，甚至还有生命周期的波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就是通过生物类比方法研究企业成长。爱迪思指出企业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可分为从孕育期到死亡期共10个阶段。生命周期理论是将企业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孕育、生成、成长和发展以至于衰退、死亡，强调了企业发展的阶段性和作为整体的生命有限性。葛雷纳(Greiner)提出了企业成长五阶段论，他认为企业成长过程中演变和变革交替进行。陈佳贵和黄速建按不同规模的企业的成长过程将其划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李业按销售额将企业的成长过程划分为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单文和韩福荣根据企业的可控性、应变力与规模讨论了企业成长的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贵族期、官僚化期和死亡期。李允尧提出了企业成长的三阶段模型：初成长、高成长、再成长。国内其他一些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如陈佳贵、许晓明和吕忠来等分别探讨了企业生命周期问题。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整体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把企业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来分析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再到衰退直至消亡的演变规律。常见企业生命周期模式是有限增长曲线，对企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企业发展未来可能遵循的路径还不能完全解释。因而很多学者借鉴生态学、仿生学等理论来阐释企业发展的问题，将企业的性状与生物的性状进行类比。Aurik等把企业基因定义为企业的基本结构元素，就像人的体态特征是由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基因组所决定的那样，企业基因组掌握着企业的“遗传密码”。尼尔森等提出企业DNA的四要素：组织架构、决策权、激励机制、信息传导。Verschoor则指出尼尔森等提出的企业DNA结构模型还应将企业文化纳入。Sauvante认为公司规则是其DNA密码，对公司行为有重要影响。国内学者在企业基因方面也进行了较多研究，如李欲晓、薛晓芳等认为企业基因是决定企业成长的根本因素，并借鉴生物学DNA模型，构建了企业基因的双链结构。张玉明、李娓娓以仿生学理论为基础，甄别了影响企业成长的四个根本因素，即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企业家以及组织能力，构建了中小科技企业内生成长机制模型。

基于上述观点的讨论，我们设定如下假设：

H6-1：小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H6-2：小企业的生成阶段会带有一定的“基因密码”传递企业成功的信息。

总而言之，通过文献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有关企业生成的理论，如企业使命周期理论、DNA理论、企业资源禀赋理论、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等。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企业生成与企业创业者自身，以及企业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探讨小企业生成、成长、壮大的可能性和持续发展的潜力等问题，这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发。然而，专门针对宁波小企业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还是非常少见的，这需要我们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