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补陀洛迦山传》构成了普陀山文化的逻辑整体
那么，盛熙明编撰的《补陀洛迦山传》，在哪些意义上体现为普陀山文化整体的逻辑构成？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海洋位置”是普陀山文化构建的地理节点，直接与古印度南部的补陀洛迦山相对应
世传蓬莱方丈，在弱水中，非飞仙莫能到。昔秦皇汉武，穷年远讨，劳神苦体，卒如捕风追影，终不得其涯涘。今小白华山，距四明不远，为圣贤托迹之地。石林水府，神光瑞像，虽在惊涛骇浪之间，航海乘风，刻日可至。……《昌国志》云：昌国州，在东大海西。星纪之次，在牵牛婺女分野。昔夏少康，封世子于越。至句践，灭吴获夫差，欲使居甬东百家。杜预云：句章县，东海中洲也。《国语》以为甬句东，今州有甬东村是也。由秦历汉，属 县。唐开元二十六年，以 县，置明州，领县四翁山，今之昌国也。五代后，改 为鄞，则又属鄞。宋熙宁间，创县为昌国。东控日本，北接登叶，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东之巨障。皇元至元十五年，升县为州。
这是《补陀洛迦山传》里面的一节文字，显然是介绍普陀山的地理位置和普陀山所在的舟山的人文历史的。宋《乾道四明图经》、宋《宝庆四明志》和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都有类似内容，可见也是盛熙明所说的“旧闻”。但是与上述地方志不同的是，《补陀洛迦山传》并没有把这些内容放在开篇位置，而是放在“洞宇封域品第二”中。这第二卷的全部内容就是介绍宝陀寺和潮音洞等礼佛圣地。也就是说，盛熙明将有关普陀山的地理位置和舟山人文历史纳入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的体系中，而不是孤立地予以介绍。
盛熙明这样处理的目的，是让普陀山与位于印度南部的补陀洛迦山相对接，突出普陀山观音道场法理上的“正统性”。
众所周知，观音文化发源于印度。在印度的南部海边，有一座梵文名叫Potala或Potalaka的山。汉语翻译为补陀洛、补陀洛迦、布达拉等，唐朝高僧玄奘则称其为布咀陀洛山，意思为“光明山”。
显然，这是一座佛教文化之山。佛教经典《华严经》记载说：“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有些人是坚信这个地方是实际存在的，中国的第一批佛学高僧们便是如此。其中最典型的是唐朝高僧玄奘。他在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就特地亲自去补陀洛迦山朝拜。在由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里，他这样描述这个古印度时候的观世音道场：“秣剌耶山东，有补陀洛咀山。山径危险，岩谷崎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
可见，在印度这个观音文化的故乡，观音道场就建在海边。所以盛熙明在记载和介绍普陀山的海洋地理位置时，将它放在“洞宇封域品”卷中，让地理性的空间实地与神化了的宗教圣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有见地的。
至于同时介绍舟山的人文历史，盛熙明也是别有用意的：舟山自唐开埠到宋到元，这段时间正是观音文化通过海路东传到普陀山的历史时期，正如他在“补陀洛迦山传题辞”中所说，“盖此地也，然世无知者，始自唐朝梵僧来睹神变。而补陀洛迦山之名，遂传焉”。所以它们本质上有相通之处。
2．为后人编纂“普陀山志”提供标志性的结构范例
中国是方志文化特别繁荣的国度，具有相当成熟的志书编纂范例。但普陀山志是一种山志，一种专门性的方志，如何编纂无前例可循。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另辟蹊径，独创性地构建了山志的结构。自那以后，各代普陀山志，基本上都遵循之。《补陀洛迦山传》为后人编纂“普陀山志”提供了标志性结构范例。这也是它成为普陀山文化系统构建逻辑的又一原因。
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共分“自在功德品第一、洞宇封域品第二、应感祥瑞品第三、兴建沿革品第四、附录第五、观音大士赞第六、名贤诗咏第七”这样七卷，显得简明扼要而又丰富完整。
“自在功德品第一”主要介绍观音教义，他从《法华经》和藏教《密乘经》等观音经典教义中辑录许多资料，简明而准确地阐述了观音教义的核心内容。“洞宇封域品第二”主要记载和介绍观音道场普陀山，从海洋地理位置、人文历史到普陀山寺、洞穴和山峰，立体地勾勒了观音道场的多方面形象。“应感祥瑞品第三”主要辑录有关观音的灵异故事，是观音教义的延伸化描述。“兴建沿革品第四”表面上记叙普陀山的沿革，实际上重点在于记载朝廷和地方官员对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大力扶持，暗中点明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兴建是朝廷的需要。
“附录第五”出现在全书中间位置，似乎有点突兀，因为按照常理，附录都是处于正文的末尾，内容也是不怎么重要的补充性说明。但是《补陀洛迦山传》的这则“附录”，不但位置处于中枢，实际内容也非常重要，它是对于观音道场演变的考证性论述和说明。盛熙明说在来到普陀山之前，他去过武林西山上天竺寺，发现那里“自昔相传，海上浮香木现光湍，因刻为观自在菩萨像，多现祥异。士民归向，自春至冬，焚香叩礼，雨旸急难，感应如响，积有年矣”。很有观音道场的规模。后来他又去了处于大都（北京）境内的雾灵山。那里“山谷高深，林峦清邃。古昔相传，为菩萨道场。山之上下，旧有寺宇。每岁，士庶敬礼求现当。有绵云起自谷中，洁白弥满，凝蔽天日；或变琉璃境界空洞一碧，次现蒲萄累垂遍布，光映远近，忽见白衣端正之像，凌空而立，鲜见面目。……涧有泉水。起落应潮。传云。潜通大海也”。民间传说，这里就是观音道场。但是他都不相信。因为他曾经从五台山的高僧那里听说过观音道场的样子：处于海边，“紫竹栴檀，森郁交荫，流泉清洁，纤草如茵”。而武林西山上天竺和大都雾灵山，都“似匪此地比拟也”。直至他上了普陀山，觉得这里的地貌境况与五台山高僧所描述的观音道场非常相似，遂“断无疑矣”，坚信这里才是真正的观音道场，因此“既集成传”，编写了《补陀洛迦山传》一书。可见这个附录，实际上是“观音道场正传”的一部分，它在全书结构中的身份当是“道场传”之附录。所以紧接着就是一句“补陀洛迦山传”终而不是全书的附录。
接下来的“观音大士赞第六”和“名贤诗咏第七”，这两部分可以说是《补陀洛迦山传》在普陀山志结构上的创造性内容。它们是“普陀山观音道场传”的“余波”，却又是“普陀山文化体系”的主体组成。“观音大士赞第六”记录了唐朝诗人王勃的《观音大士赞》全诗，尽管此作与普陀山的关系成疑（见下文），却是后来“观音礼赞诗系列”的奠基之作。“名贤诗咏第七”辑录了12首咏普陀山诗，作者包括达官显宦、文人骚客和出家的僧侣。它们成为普陀山诗咏文化的滥觞。
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结构严密，包容性大，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编纂《普陀山志》的楷模。后来的各普陀山志，基本上都袭用这种“海洋地理+观音道场+人文文化”三结合的结构模式。如明朝屠隆的《补陀洛迦山志》，就完全照搬《补陀洛迦山传》“自在功德品、应感祥瑞品、洞宇封域品、兴建沿革品和艺文”这样的结构。其他如明朝周应宾的《普陀山志》、清朝裘琏的《南海普陀山志》、清朝朱谨的《南海普陀山志》、清朝许琰的《重修南海普陀山志》等，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
其实盛熙明在这方面的贡献，明朝的侯继高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在屠隆《补陀洛迦山志》的“后续”中指出：“盛熙明氏以西域之裔，深通秘密之典，乃著《补陀洛迦山传》，分为四品，由是菩萨之功德，山川之奇胜，与夫列代祈吁祝厘之虔，应感灵瑞之异，彰较著矣。”
3.“普陀山文化系统”初具规模
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为后人修山志树立了结构上的榜样。而实际上，这种结构榜样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建树，在本质上，它构建的其实是普陀山文化的整个系统模式。
其一：确立了观音文化的核心地位。
第一卷“自在功德品”主要阐释观音文化含义。他把观音教义放在第一的位置，说明他构建普陀山文化系统的基础是普陀山的宗教文化。这是他对普陀山文化核心元素准确把握的体现。而且在具体的阐释上，他对观音文化的理解也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释典所载菩萨名号，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惟观自在洋洋赫赫功德，独显乎世间。凡遇厄难，竭诚称念，稽首请命，亦往往如影响，诚由行愿弘深，大悲无碍之力也。广如藏教。”他认为观音文化之所以如此深广，是由于观音的法力最切合众生的实际利益，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他指出元朝时期普陀山观音的影响力几乎与藏传观音不相上下，这种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
第二卷“洞宇封域品”重在记述普陀山各主要礼佛场所。按照寺、洞、石、峰的顺序，有重点地予以介绍。在这些礼佛场所中，有的已经成为香火旺盛的圣地如宝陀寺、潮音洞、善财洞，有的正以特殊的内涵成为热点如盘陀石、三摩地、真歇庵，而有的当时其实还是默默无闻，但盛熙明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它们灿烂的未来而予以记载，如正趣峰、灵鹫峰和观音峰。这三处地方，虽然只记载了它们的名字而没有其他内容，但是却表明他对普陀山观音道场的描述，不是平面化地记录，而是平地（寺庙）、地下（洞穴）和地上（山峰）结合的立体展现，使道场形象显得更加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
以上二卷从海洋地理、观音教义、观音道场三个方面构建了普陀山宗教文化的核心内容。
其二：感应文化营造了普陀山的神秘性。
普陀山是观音道场，不是普通的海岛，所以神秘性是它必要的文化构成。这种神秘文化的构成，从安期生、梅福等人的仙道传说时代，就已经开始营造了，但是它们散落于各种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中，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第三卷“应感祥瑞品”，从舟山地方志等中辑录大量有关普陀山观音的感应故事，大大强化了观音文化的神奇性和普陀山的神秘性。
盛熙明在“应感祥瑞品第三”的“引言”中指出，“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粗人，所不能见”。这普陀山也是如此。它本来就是一座仙道文化浓郁，后来又有观音院梵音清扬的灵山，可是只有自“梵僧启其端”，世人才开始慢慢知道它原来是“大士之宫宅”。盛熙明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因风涛怖惧而致祷”，还是“好事寻幽而有遇”，或者是“使者衔命”，都是“至诚所格”，犹如镜中像水中月，“皆由清净心现”。这就把观音的感应与信徒的虔诚程度联系在了一起，使感应故事在保持神秘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可理解性，或者说是“合理性”。但是这些感应故事，“自昔多失纪录。今姑存一二，俟来者继述焉”。盛熙明敏锐地感觉到感应故事对于普陀山文化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他只是总结以往，相信未来肯定是继续发展。盛熙明的判断是正确的，自从他在《补陀洛迦山传》里开辟了这方面的山志内容后，后来的山志无一不遵循。
在《补陀洛迦山传》里，被盛熙明纳入“应感祥瑞品”的主要内容有“唐大中有梵僧来洞前燔十指亲见大士说法”“日本僧慧锷从五台山得菩萨像上普陀山”。这两个故事与普陀山道场的开启有关，本书后面将有详尽分析。
第三则重要的感应故事是这样的：“元丰中，谒者王舜封，使三韩，遇风涛，大龟负舟。惶怖致祷，忽睹金色晃耀，现满月相，珠璎粲然，出自岩洞。龟没舟行。洎还以奏。上闻，始锡寺额。曰观音宝陀。”
紧接着上述三则故事之后是户部侍郎刘逵见到观音和宋给事中黄龟年恭礼洞前亲睹大士以朝廷要员有缘见到了观音显现这样的故事，来渲染观音的神奇。盛熙明以此来突出观音的神奇性。这些显现都出现在潮音洞这个地方，所以后世一直传说潮音洞是观音的驻地，后世信徒们礼拜不已，甚至以在此跳海或自焚等极端形式表达对于观音的崇信之意。
以上的观音显灵，大多与道场建设有关。但是盛熙明没有忘记观音慈悲遍及万物，所以在“应感祥瑞品”中还记载了许多关于观音帮助众生的故事，如“灵泉医治目疾”等。
其三：朝廷官宦因素构建了普陀山威严显赫的“皇家身份”地位。
普陀山观音道场肇始于唐朝，形成于南宋，朝廷等官方的态度至关重要。正如盛熙明所指出，普陀山“海峤孤绝，蛟龙呵护，自非遗世高蹈者，鲜能栖息也。草茅以为庐，术芝以为食，岁月既久，辉光焕发。致感王臣之崇重，士民之归仰。大其宫室，广其田畴，以养其徒侣。修习至道，将与山川增重，助益风化于无穷也”。第四卷“兴建沿革品”详细记录了列朝列代从朝廷到地方官员对普陀山的扶持行为。
（宋）嘉定三年庚午八月，大风雨，圆通殿摧。住山德韶言于朝。赐钱万缗，七年殿成。潮音洞，无措足地，凿石驾桥，凡六年。御书圆通宝殿大士桥以赐，建龙章阁以藏之。植杉十万。是时，有田五百六十七亩，山千六百七亩。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朝廷动用国库对普陀山进行建设。而史载嘉定年间，连年旱、蝗，民食不给，饥民流离失所，群起掠食。但是皇帝一听说普陀山普济寺圆通殿被风雨摧毁，立即拨款修建；还同时为潮音洞修了一座桥；并且皇帝还“御书圆通宝殿大士桥以赐，建龙章阁以藏之”；而且还拨出千百亩良田山地作为普陀山的寺产。可见朝廷对于普陀山是何等重视。
朝廷态度明确，官员们自然也对普陀山尊重有加。
丞相史弥远，承父志，舍财庄严，殿宇廊庾备具，香灯供养。上闻，赐宸翰，并金襕衣、银钵、玛瑙数珠、松鹿锦幡。
淳祐八年戊申，制帅颜颐仲，祷雨有应，施钱二万，米五十石，置长生库接待。
进入盛熙明所在的元朝，朝廷对于普陀山的礼遇更是胜过宋朝。详见有关章节，这里不赘述。
其四：骚士墨客歌咏文化丰厚了普陀山文化的多重性。
如果仅仅是纯粹的宗教信仰和朝廷支持，普陀山要成为名扬天下的海天佛国，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无非是一个“皇家禅院”而已。盛熙明在《补陀洛迦山传》的后半部分，辑录了十多首文人歌咏观音和普陀山的诗作，单独成“名贤诗咏”一卷。
开卷就是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据说还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的赵孟頫的诗作：“缥缈云飞海上山，挂帆三日上孱颜。两宫福德齐千佛，万里恩光照百蛮。涧草岩华多瑞气，石林水府隔尘寰。鲰生小技真荣遇，何幸凡身到此闲。”这首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普陀山诗文的特色，那就是朝廷背景和宗教意蕴。
盛熙明还存录了自己朋友刘仁本的两首诗：
金碧玲珑塔影双，绮霞香雾湿疏窗。蛟人织贝为华盖，龙女献珠持宝幢。震海云雷音缥缈，弥山潮汐响舂撞。愿求示现将军相，一鼓群魔尽摄降。
一轮宝月海波澄，海上观音现大乘。剑佩鬼神来剡剡，烟霞楼观起层层。烧香使者天台客，说法高人日本僧。安得此身生羽翼，还从彼岸快先登。
刘仁本的这两首诗，又是普陀山诗文的另外一种形态，那就是借普陀山的景和佛，抒发自己的个人遭遇和感受，主观性更强，更富有个性色彩。
作为《补陀洛迦山传》的编纂者，盛熙明也留下了他自己的诗作：
缥缈蓬莱未足夸，海峰孤绝更无加。入门已到三摩地，携手同游千步沙。碧玉镜开金菡萏，珊瑚树宿白频迦。殷勤童子能招隐，共采芝英和紫霞。
惊起东华尘土梦，沧州到处即为家。山人自种三珠树，天使长乘八月槎。梅福留丹赤如橘，安期送枣大于瓜。金仙对面无言说，春满幽岩小白花。
在这两首诗的后面，盛熙明还有一句小注“时图秩八叶芝同游”，可见是盛熙明第一次与朋友们一起游普陀山时所写，所以诗里表达得更多的是一个游客的心情和体验。但是作为未来的《补陀洛迦山传》的编纂者，他已经关注到普陀山文化的各个因素：既有“三摩地”这样的佛教因素，也有“梅福丹”“安期枣”“八月槎”这样的仙道文化，还有“千步沙”“峰孤绝”“芝英紫霞”这样的自然风光和“童子招隐”这样的隐士情怀。
不但如此，盛熙明的“名贤诗咏”中竟然还存录了“灵隐住山沙门竺昙送僧礼补陀”“豫章沙门蒲庵为升天衢赞普门品观音”“天台沙门全室赞普门品观音”和“古并崇善住山雁门野衲了庵、性彻、洞然拜赞”等高僧大贤的禅诗，这大大增加了普陀山诗文的内涵。
这些“名贤诗咏”使得普陀山更加人文荟萃、雅趣氤氲，终成世界文化名山，而不仅仅是单一性的观音道场和皇家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