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菱形中的色彩符号

一、温迪·格瑞斯伍德的文化菱形

1986年，温迪·格瑞斯伍德（Wendy Griswold）提出了文化菱形的概念。1994他又发展了文化菱形的思想。格瑞斯伍德将“艺术产品（artistic products）”、“艺术创作者（creators of art）”、“艺术消费者（consumers of art）”、“更广阔的社会（the wider society）”设置在菱形的四角。这四个要素之间通过六根直线相互连接，强调若想全面理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需要同时关注四个角的主体内容以及每一条直线两端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类似“大风筝”的文化菱形，就像一个富于弹性的“力场”。在这个场中，没有任何艺术家可以是完全自由的。特定消费群体的态度以及价值观和社会地位、网络中介等都在无形地塑造着“艺术”（如图1.1所示）。

图1.1 温迪·格瑞斯伍德的文化菱形来源：改编自格瑞斯伍德（Griswold）,1994

从画面看，文化菱形只是一个启发式的模型或者隐喻，它表明图1.1中四个要点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正如他在1994年所阐述的理念：“文化图形是一个说明性图形，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文化客体和社会世界的关联⋯ ⋯要完全理解一个特定的文化客体，需要先理解所有四个要点和六条连接线。”但是，这个模型并没有精确地告诉读者四者之间的关联度，而只是提醒读者他们之间有某一些关联。

二、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的文化菱形

英国学者维多利亚· D．亚历山大（Victoria D.Alexander）在其专著《艺术社会学》中发展了格瑞斯伍德的“文化菱形”理念。他认为格瑞斯伍德的简单文化菱形忽略了中介这个板块，模糊了艺术客体分配过程和艺术创作过程的界限。而现实中艺术作品要转变为商品，或者艺术需要传播，就意味着艺术作品必须从创作者手中传递到消费者手中，即艺术需要由一些人、组织或网络来进行分配。亚历山大根据艺术市场情况改良了文化菱形（如图1.2所示）。

从图1.2可以看出，亚历山大文化菱形的中间增添了分配者板块。从而改变了原模型中四个要素六条线的关系。从新的模型图中可以看出，艺术家和消费者之间可以是直接的关系，也可以通过中介间接交易。这样的话，很多艺术作品在进入分配体系后，就有可能和艺术家分开了。如艺术家的作品被收藏以后，进入到艺术传递环节。在艺术传递中，有一些是还健在的当世的艺术家的作品，而大部分作品的作者可能已经离世，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传递。还有一点，即便是艺术创作者还在，如果作品的归属权已经属于他人，那么艺术品传递产生的经济利益也就与创作者没有关系了。

新模型嵌入分配体系之后，打破了原模型中艺术客体与广义社会之间的直线联系。这些连线也不是指它们之间的关联，而仅仅是一种隐喻，暗示艺术与社会之间一种多向的架构关系。“文化菱形意味着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永远都不会是直接的，它们必然一方面受到艺术家创作者，另一方面受到接受者的中介。”对于艺术创作或生产者而言，艺术惯例及生产技术会影响艺术作品的质量。分配体系也会根据市场需求过滤掉一些与市场不相适配的作品，选择受观众喜爱的作品进入到分配体系。而从消费方面看，一般文化产品大多属于小众产品，接受者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因此，不能走大众化的创作和分配策略。

图1.2 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的文化菱形

来源：维多利亚· 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2009:62）

三、色彩文化菱形图

（一）由文化菱形衍生的色彩符号文化菱形

如图1.3所示，色彩文化菱形图的基本架构不变，只是把艺术置换成色彩符号，把分配者改为职能更加清楚的中介。色彩符号与艺术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创作者的角色不同。艺术品由艺术家创作而成，尽管品质、品位都存在差异，但是整体上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但是色彩符号的创作者群体却比较复杂。有一部分色彩符号是由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艺术家或艺术团队创作而成的，具有相应的艺术水平，能够以艺术符号的形式出现在中介部分，产生交易，创造经济、文化效益。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色彩符号是由一般劳动者在生活或交流过程形成的，这些符号虽然有了清晰的符号含义，也具有传承、传播或交流的功能，却谈不上有艺术性。这类色彩符号更多的是以民族或族裔语言的形式传承或传播。还有一部分被一些国家或者政党团体作为统治的标识，成为其宣扬政治理念的标识。因此，色彩符号比艺术符号要更加宽泛。这里的中介泛指为色彩文化传播、交流、开发以及产业化运营贡献力量的公司、个人或各类形式的网络平台，无论其天然角色是什么，只要其承担中介的职责，就隶属与中介范畴。创作者包括艺术家、创作团队、民间艺人或者一般劳动者。消费者包括文化消费者、经济转化者，如高端的色彩定制，当然，更多的是色彩符号的应用者和传播者——社会大众。

图1.3 色彩符号文化菱形

（二）色彩文化辐射力菱形模型

根据色彩文化的符号指义、辐射规律和文化菱形的原理，笔者构建完成了色彩文化辐射力菱形模型（见图1.4）。在这个模型中，色彩文化或符号处于中心位置，其文化辐射力主要分为四种功能：色彩文化与政治结合以后，会融入执政者的策略中，成为其维护政体、发展文化、弘扬价值观的一种工具。色彩文化的辐射力与社会元素融合之后，形成丰富多彩的色彩民俗。色彩符号在形成广泛流通以后，其语言功能、传播价值逐渐凸显，形成能够广泛传播的色彩文化。色彩符号与经济结合之后，形成潜力巨大的色彩产业经济。特别是二战以来，由于信息公路、色彩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流行色协会和各国流行色协会的大力推动，色彩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时尚符号，成为在产品开发和品牌运营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图1.4 色彩文化辐射力菱形模型图示意

除了色彩文化辐射力的几个主要功能之外，菱形四角几个色彩功能之间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色彩制度与色彩文化之间有交叉，也有互换的可能。色彩制度是色彩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在色彩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色彩文化经常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国家政权统治的工具。因为政治、文化需要，统治者经常会把色彩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族裔的统治工具。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系列的色彩制度文化。色彩民俗作为色彩文化的一部分，是色彩文化产生的母体，与色彩文化有一种递进关系。色彩文化最初是简单的色彩符号。当某一类色彩符号被一个区域或者族裔接受，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时，就形成了特定的色彩民俗。色彩民俗经过长期发展、完善、交流，影响力逐步扩大，当色彩民俗被广大社会接受，成为社会通用的交流和传播语言时，就形成了色彩文化。如中国的红色吉祥寓意在早期可能是某一个部落的习俗，而且这种尚红习俗也不一定都是因为喜欢，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一种信仰或者迷信，把红色作为一种辟邪驱鬼的符号广泛应用。但是因为每到祭祀、节庆时，人们都要大面积运用红色，日久成俗，就成为大家共同遵从的色彩习惯。这种习俗经过不断传承和发展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尚红习惯逐渐成为大众认可的色彩文化，并进一步被统治者纳入国家统治体系，成为政权性质的标识。这样，红色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国色，如古代的周朝。

色彩符号、色彩文化与产业经济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色彩文化或符号经常作为色彩开发的核心元素。作为管理者或者创意者、设计者，他们需要清楚地了解消费群体的色彩喜好或禁忌，知道目标消费市场的产销色系、色彩文化特征，清楚了解每一年、每一季的色彩趋势，因为这些元素都有可能影响到该品牌的色彩开发策略，对其色彩产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例如，目前世界知名品牌的研发体系中，都把品牌色彩形象、色彩文化创意、色彩符号开发作为产品研发甚至品牌运营的核心元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