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前史上两问题
第一节 中国人种之由来
一、人类学上之观察
谈中国国际关系史，首先应探讨者，即中国人种是否由外而来。在中国发现之人类化石，迄今为止，自以北京人（或译震旦人；近李济之先生主张译为“支人属北京种”，见所著《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之经过》，载《大陆杂志》五卷七期）为最早，去今约五十万年，故暂时可假定北京人为中国最早之人；现在应研究者，即北京人是否由外而来。此本属于人类学之范围，兹仅将人类学上之观察，叙述于此。
（一）北京人是真人，因在发现北京人之房山县周口店第一采集地点，其灰层中有曾经燃烧之骨、角、火灰遗烬及木炭，均经法国史前学权威步日耶教授（Breuil）鉴定，认为北京人已具有控制“火”的能力；德日进（Teihard de Chardin）称北京人为“火”的主人。一般人类学家即以此列北京人为真人（Homo Sapiens）。李济之先生以为“北京人用火的能力，可能有更早的传授”。“这点证明人类智慧的发展，开始于比北京人更早的时代。”（见所著《北京人的特质与生活》，载《大陆杂志》五卷十期）
（二）北京人或为现代蒙古种人北派之远祖。北京人研究专家魏敦瑞教授（F.Weidenrich）曾看出北京人体质，与现代蒙古种人北方一派，有若干类似部分。但北京人是否即系现代蒙古种人之远祖，尚未为学界一致接受，因（1）体质特征并不全属于先天的；（2）尚有若干并不仅限于蒙古种人的体质；（3）材料不足。
（三）北京人或原始于中国南方。因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近数十年，已有若干旧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物发现，而以广西武鸣及桂林之洞穴遗存为最重要。近十余年来，爪哇一带屡有新猿人发现，乃又有学者认为北京人系由爪哇经中国西南而至北平者，而柯尼格华（Von Koenigswald）在香港中国药店所购得之三枚巨人臼齿化石，相传即采自广西一带，此说乃获得更有力之支持。
（四）但又有一说，则认为在第三纪末期，在希瓦利克（Siwaliks）印度山脉附近，有一种巨猿，从喜马拉雅西界山中，向东蕃衍，成为中国南方之步氏巨猿（Gigantopi hecus Blacki），时在第四纪初期或中期。从云南再出发，分两股，步氏巨猿或其后裔一部分北行而成中国猿人，一支往暹罗、新加坡而至爪哇，成为古爪哇硕人（Maganthropus Paleojavanicus）及粗大猿人（Pithecanthropus Robustes）。见一九四五年魏敦瑞发表Giant early man from Java and South-China一书。
（五）至于较北京人晚四十余万年，距今两万余年之“周口店上洞老人”，则体质人类学大师魏敦瑞曾分析保存最完全之三具头骨，而谓一〇一号（老人）为原始蒙古形、一〇二号（女）为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形、一〇三号（女）为埃斯基摩形。哈佛大学胡敦教授（E. A. Hooton）对于两女性之判断，同意魏敦瑞看法，但对老人体质，则认为“似为原始欧洲白种人，而杂有古澳洲土人血液”。但须补充说明者，即现代美拉尼西亚人与虾夷人，一为黑种，一为白种，但均杂有若干他种人血液。凭骨骼以分辨两万余年前人之人种，绝不能十分肯定，然其不属于同一人种，则为不争之事实。魏敦瑞有一极重要结论曰：“周口店山顶洞所埋一家人，原属外来的流动部落；施以攻击，最后并加以消灭者为周口店土著，此辈周口店土著，实为真正原始中国人之代表。”
可知在荒古时代，在现在中国境内，已有人种上之混合。李济之先生在《中国民族之始》一文中，谓：“假如我们对于构成中国民族人种成分，没有预定的成见，我们对于所有在中国境内存在的各色人等及他们在中国民族史的地位，尤其是早期的，都应该予以同等的重视。”（《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二、过去中外学者之意见
三百年来，欧洲史学家对中国人种来自西方某一地之意见，发表颇多；虽成过去，然既为中西交通史上一颇费争论之问题，则亦为学者所不可不知。
明末清初以降，欧洲来华教士，对中国渐有较详之介绍，欧洲学者对中国民族之由来，亦大感兴趣。盖中国旧籍中，时时道及西方，如各书之记周穆王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逸周书·王会解》所载来朝各国中，多为西方古国，如渠捜（或云渠与捜为二国）、月氏、大夏等；他如《诗经》有“西方美人”之说，《列子》有“西方圣人”之语；而黄帝登昆仑及命伶伦赴昆仑采竹以制乐器之传说，同时亦传入欧洲，欧人乃以为中国民族实来自西方，但亦分多说：
（1）有主埃及说者。一六五四年（顺治十一年）德国耶稣会士基尔旭著《埃及之谜》（Oedipi Aegyptiaci），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又著《中国礼俗记》，均以中国文字有同于埃及象形字之处，而认为中国人系埃及人苗裔。赞成基尔旭之说者，有同时人卜弥格，亦耶稣会士，曾到中国。反对基氏最力者为弗累累（N.Fréret），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宣读其论文。但一七一六年另有法国雨爱（Huet）主教，从古代海上通商史之研究，而谓印度与中国俱为埃及殖民地，两国民族，至少大部分属于埃及人血统。此外作同样主张者，有于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发表书札之特·梅朗（S. de Mairan），但梅朗之友巴多明，时在北平传教，则力驳其说。与梅朗发表书函同年，德经则以中国字有似腓尼基字母而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且定埃及人迁居中国之年代为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即周武王十三年；又谓中国文字仅由三个腓尼基字母所造成。以上诸氏皆法人。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英国渥柏敦（Warburton）认为中国文字系由埃及象形字之流形体演变而成。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法国特保（C. de Pauw）起而反对。不意一七六一年伦敦王家学会尼特姆（Needham）在意大利都灵博物院见一埃及依西斯（Isis）神像，上刻埃及字，由梵蒂冈一中国职员在《康熙字典》中觉得相同者十二字，乃遍请罗马名学者证实其说，其时在北平之耶稣会士韩国英（Cibot）竟亦覆书赞成其说。一七七三年福禄特尔（Voltaire）则斥倡此说者徒耗一己之精力，而又浪费他人之精力也。
乃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开罗一阿拉伯古玩商人，扬言在得培斯（Thebes）古墓中发现中国古瓶，前说又复盛极一时。英国威尔根生（J. G. Wilkinson）谓发现不止一处，且在墓中，故非后人所遗。然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在中国之英人麦都思（W. H. Medhurst）指为明代瓷器。法国汉学家儒连则推为公元后七世纪物。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美国摩尔敦（S. G. Morton）则在所著《埃及人种志》（Crania Aegyptiaca）书中，力言中国人与埃及人非同一种族。实则此等瓷器皆为该古玩商得自红海与印度间诸通商巨埠者，可谓恶作剧矣。
此外，又有根据公元前五世纪之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及公元前一世纪之西西里史家第奥道罗（Diodorus）所述埃及名王拉姆西斯二世（Ramses）征服中国事，而主中国埃及同源论者。但第奥道罗之说实袭自希罗多德，而希氏书中并无述及埃及征服中国之迹象，第奥道罗固有“渡恒河，入印度以达于大洋”之语，但显系后加者，其不足信也明甚。
故以上谓中国人来自埃及诸说，不论其根据如何，至今日已为人吐弃无遗。
（2）有主巴比伦说者。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后，伦敦大学教授拉古贝里倡言中国古代之“百姓”即巴比伦之巴克族（Bak），而为“巴克”一音之转；并谓神农即萨贡（Sargon），仓颉即同基（Dungi），黄帝为有熊氏，有熊即那洪特（Kudur-Nakhunte），无一非巴比伦名。其说一出，附和者不乏其人。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英教士鲍尔（C. J. Ball）著Chinese and Sumerian一书，认为中国文字源自巴比伦；其书发表虽迟，然其研究开端，固与拉古贝里同时也。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亦从之，见两人合著《中国文明发达史》，明治三十二年（光绪二十五年）出版。
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如丁谦之《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之《中国人种考》、章炳麟之《种姓编》、刘师培之《国土原始论》《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种原篇》等。
（3）有主印度说者。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法国哥皮诺（A. de Gobineau）以为白种人实负发明文化之责任，埃及文化及中国文化均为印度民族——即白色阿利安种之首陀罗人——所传入。
（4）有主中国文化必源于另一较古民族者。此为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法国巴伊（S. Bailly）研究巴比伦、印度、中国古代天文学后之结论，彼以为此三民族之古代科学均为另一已消灭之民族所传授，此古老民族似在亚洲，近北纬四十九度处，而向南北迁徙；同时法国生物学家步风（Buffon）亦宣称人类文化乃发祥于中亚细亚北纬四十度至五十度之处。
其他尚有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英人约翰·韦白（John Webb）所创中国语言为古代人类公用语说；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英人达尼厄尔·韦白（Daniel Webb）希腊语源于中国说；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英教士湛·约翰（J. Chalmers）及一八七一年艾约瑟中国文字与欧洲语言同出一源说。
以上诸说，或受人之愚，或材料不足，或穿凿附会，或富于幻想而拙于考订，不知从人类学、音韵学、考古学着手，作精密之研究，而但凭西人自大之心理，作非非之想，加以武断，故其结果，无不忽兴忽灭，劳而无功也。近年德人里希霍芬（Richthofen）据《魏书·于阗传》而谓中国人来自新疆；日本鸟居龙藏则主甘肃说；此外，又有蒙古说及马来半岛说。英国罗素（B. Russell）及韦尔斯（H. G. Wells）则均谓中国文化为自己发生，独立发展，而未借他助。德国孔好古更证实中国人即产生于黄河一带，中国文化亦发源于本土。贝乐（Perrot）及胥比士（Chipiez）著《埃及、加提、亚西利亚美术史》，谓中国与其他古国之关系，不啻如土星之于地球。
此外，尚有包梯爱（Pauthier），则提出完全相反之意见，主张中国文字，经西徐亚（Scythia）族之媒介，而产生楔形文字。从其说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