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先生的学术与丝路文化研究
一、方豪先生的生平简历
方豪先生，字杰人，笔名茅庐、绝尘、圣老、钝水。清宣统二年（1910）9月24日生于浙江杭州西湖葛岭山下“妇女养病别墅”。1916年入彭家埠小学一年级就读。1919年杭县县立第一单级国民学校四年级肄业。因家境困顿，无力继续就学。1920年毅然皈依天主教，于杭州天主堂领洗。1921年7月入浙江嘉兴天主教备修院，接受教会教育，预备修道为传教士。在修道院中，年少的方修士学习国学、拉丁文及宗教科目，经过嘉兴备修院、杭州小修院及宁波大修院的教育，1924年5月修毕所有课程，并撰写第一篇学术文章《浙江天主教小史》初稿，毕业离院。在修道院的课程中，方氏虽对艰深的拉丁古典文学、枯燥的士林哲学以及玄奥的多玛斯派神学下过不少工夫，然而他真正的兴趣则在于中国古文、唐诗、宋词，中国外来宗教史及对外关系史等方面。
1929年入宁波圣保禄神哲学院。随着对中国天主教史了解的逐渐加深，他对明清以来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以迄当代之刚恒毅、雷鸣远等尊重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以学术、知识为传教方式之传教士深为佩服；复对教史上国学造诣深厚并主张中国籍神父应精通国文之诸贤，如清初吴历（渔山）、时人马相伯（良）、英敛之（华）及徐润农（宗泽）等极为仰慕。他继承了明末以来主张中国天主教重中国文化、重知识的传统。方氏深信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必须精研中国文化始能为功，但当时以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主的修院教育并不重视中国语文教育，更遑论历史课程。方氏在修院的生活甚至遭限制阅读院外学术性刊物、无通讯自由等；1934年5月自宁波圣保禄神哲学院卒业，更因僭改教师奖一错误拉丁文词句而被逼离院，赴浙江平湖县天主堂服务。然其对历史的兴趣始终不改，开始详读董作宾、傅孟真、陈寅恪、罗常培、赵元任、胡适、陈垣（援庵）、孟森、刘半农等人的文章，并写信请益，陈垣回信鼓励他，更成为指引方氏一生治学门径最重要的导师。
1935年9月，经过十三年苦寂修道生涯后，方氏终于在浙江嘉兴天主教圣衣会修女院教堂晋升为司铎（神父）。先在嘉兴传教，后又派在母校杭州小修道院教国文，七七抗战爆发后又奉调婺州府属金华、永康、汤溪、武义一带传教，传教之余奋力钻研历史，并结交师友，增益知识。与法籍汉学家裴化行（P. Henri Bernard）、著名学者张其昀（晓峰，时任浙江大学教授）、陈训慈（叔谅，任职于浙江图书馆）先后订交，在裴氏鼓励下出版《李我存
研究》，并首先在张其昀主编的《国风月刊》上发表《浙江外来宗教史（五篇）》（天主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及回教）论文，学术生涯乃逐渐展开。1936年6月撰写《杭州大方井天主教古墓之沿革》一文。
1938年10月离开浙江赴大后方。经江西、湖南、广西，假道越南河内，抵达云南昆明。到昆明后协助于斌主教复刊天主教《益世报》,12月任副社长兼总主笔，撰写社论，评时事、论历史，文简意深，声名渐起。又其对历史研究仍不忘情，因主编《益世报》（宗教文化）周刊而结识陈寅恪、顾颉刚、毛子水、张维华、白寿彝、姚从吾、向达（觉明）、张荫麟及方国瑜等著名学者，相与切磋学问，获益更大。又途经桂林，拜谒马相伯先生，撰有《谒九九老人》一文。1942年1月在浙大发起“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2月辞去《益世报》新闻工作，赴四川南充西山本笃会修道院静修。8月应张其昀之邀，受浙江大学之聘，赴贵州遵义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迄1945年抗战胜利，四年间，先后任教遵义浙大及重庆复旦大学各两年。在浙江大学担任“中西交通史”及“元史”课程。期间与中文系及史地系教授张荫麟、缪钺（彦威）、谭其骧（季龙）等过从甚密，治学方面深受张荫麟的影响，在宋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及科技史等方面颇得张氏教益。在复旦大学史地系时则与蓝文征（孟博）、邓广铭、蒋天枢（秉南）、鲁实先等同事，几年中教学相长，学殖深厚。1945年1月受聘为国立编译馆编辑。8月抗战胜利，天主教及新闻界均为迎接新局，争相邀约方氏出任要职。南京《中央日报》先聘为主笔，复于1946年7月至北平主持天主教新成立的上智编译馆，以编译外文书籍，同时应辅仁大学之聘，继前辈张亮尘（星烺）之后担任“中西交通史”课程。两年间，方氏领略北平浓厚的学术气氛，见到更多罕见的史料，并与私淑恩师陈援庵、学界领袖胡适等讨论，眼界更广，信心愈强。两年约定服务期满后，乃于1948年7月南归，返回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48年底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下，力劝方氏赴台湾，并向台大新任校长傅斯年推荐。
1949年2月乃东渡台湾，受聘任教台湾大学历史系。1950年7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聘方氏为顾问。1954年3月台湾省立台北工专天主教同学会成立，方氏担任指导司铎。1956年8月受聘为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58年8月出席德国慕尼黑举行之第二十四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1959年8月任教育主管部门第七届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1960年迁往台北县木栅乡沟子口成立之新堂区。1963年8月获聘为政治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兼任教授。1969年8月任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7月以其在历史领域的非凡成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十届人文组院士。1975年7月教宗保禄六世颁授“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5月捐赠藏书10019册予政治大学。1979年7月自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1980年12月15日晚参加“台湾研究研讨会”时昏倒送医，延至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71岁。
方氏虽身为天主教神职人员，然其学术成就却是呈现在史学研究上。远承利玛窦、徐光启辈重知识、重中国文化的传统，近接民国以来马相伯、英敛之创公教大学的精神，矢志研究历史。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宋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马相伯先生文集》《李我存研究》《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等。在现代史学史上，先生以学院外出身，努力汲取史料学派治史精华，始终服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信条，以学术上的卓越成就，终获得“中央研究院”院士之殊荣。教学方面也栽培许多继起史学工作者，为台湾历史研究工作的永续发展，做出深远的贡献。
二、方豪先生的学术成就与特色
方氏一生传教、主持报刊编辑、研究史学、担任教育工作数十年，撰写各类文章（含学术论文）、专门著作，可说著作等身。主要篇章大多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中。据“政大人文荟萃e馆”“关于方豪历史馆”
“论文与著作”资料所载，从1935年《我存杂志》3卷10期发表的《关于杨廷筠家族之新史料》起，至1981年3月《台湾风云》31卷1期发表的《林菽庄先生传》止，计有期刊325笔；报纸发表的文章，自1938年1月以笔名“笔垒”在金华《东南日报》发表的《雷鸣远》一文，至1980年10月13日《联合报》“万象版”发表的《〈本草补〉新钞略：有关“奇功石”、“辟惊石”、“日精油”、“锻树皮”、“吕宋果”的记载》止，含多篇发表于《昆明益世报》“宗教与文化”栏日期不详的文章，计123笔；各类单篇文章470笔；专书论文，含：《李我存研究》《三十年来的中国天主教》《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台湾早期史纲》等39笔。
方氏幼年时，父亲即教以家谱编辑体例，启发其对历史之兴趣，终其一生，不改其趣。修道院其间，受潘正始与方同二师之教诲，奠定坚实的国学基础。及长，由学术刊物上学得“历史专题研究”写作方法，逐渐走上治学之路。其关键人物有两位，首推陈垣，由于陈之书信鼓励，成为启迪指引先生一生治学门径最重要的导师。另一位为浙大任教时之同事张荫麟教授，张氏治学极广，对宋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及科技史都有深厚造诣，与先生兴趣相同，对先生影响最大。
方氏学识渊博，在等身的著作中，除天主教史研究外，主要以中西交通史、宋史和台湾史研究最为著称。方氏从事史学研究的环境与历程很特别，与一般大学院校中正规历史学系科班训练出身的不同。他因家贫只受过小学教育，而且还中途辍学。后入天主教修道院接受教育，主要以拉丁文及宗教科目为主，所以他的学术研究可说完全是自修自学而成的。由于从小爱好《圣经》中的历史故事，加上修道院师长的启迪，因而一开始对中国天主教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浙江天主教小史》初稿虽没有出版，但却是他撰写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也开辟他日后从事史学研究的宽阔园地。
整体来观察，方氏学术生涯的历程，诚如其弟子李东华教授所说的：“对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分法不仅用在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划分，我想更适合于方氏学术生涯的历程的描述。这三个阶段即：1938年底离开浙江以前，为第一阶段，可称为“近身之学的开展期”；第二阶段是1938年至1949年，此阶段从方氏转徙西南，经抗战胜利后讲学北平辅仁，到1949年初东渡台湾，是他“近身之学的扩张期”;1949年至1980年为第三阶段，是他在台湾难得安定的三十余年，是他从事史学研究教学的旺盛阶段，也是他“近身之学的转变期”。
综其一生的学术研究表现，主要呈现在四大领域，即：中西交通史、宋史、宗教史、台湾史，兹简述其主要研究贡献与研究特色如下。
（一）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
中西交通史是历史学新兴之学术领域，涉及时代长久，地域广泛，民族多元，中西文献数据多样，语言多种。方氏少年即入修道院，接受神学、哲学等神职养成教育，并厚植拉丁文及法文等语文根基，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又身为教士，则研究天主教史为其职责，也是他学术研究的初发。回顾中国天主教史，始自明清之际，而其实质内容则多涉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连类所及，自然也带动了方氏中西交通史之研究。1942年8月应聘担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教授中西交通史课程。教学相长之下，陆续在学报发表《拉丁文传入中国考》、《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索》、《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十六世纪我国通商港Liampo位置考》等一系列有关中西交通史的专题研究论文，扎实重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涵。之后研究不断，成就斐然，论著丰硕，其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53年出版的五册近80万字的系统巨著《中西交通史》及近百篇相关的学术论文，“中西交通史研究”也就成为他在学术界竖立的一座丰碑。
由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学者才开始以科学的方法开展中西交通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真正对中西交通史从古代到近代进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写成通史鸿篇的就只有方氏。方氏的《中西交通史》是中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中西交通史。全书共分四大篇，“第一篇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计分16章，“第二篇隋唐五代及宋”计分22章，“第三篇蒙、元及明”计分17章，“第四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计分14章，总共69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考证缜密，论断精详，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必参之书，堪称是一部集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大成的名著。
方氏从中西文化对等的视角出发，进行中西交流的全面探索，力图勾画中西交通之全貌，展现中西交通的特点。尤其对整个中西交通史的把握，在历时的研究面上较前贤已有的论述视野更为开阔。就共时的地域论，其研究视野既跳脱以往“中西”范围之制约，而将范畴扩及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之外，还包括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及非洲等国家之关系。
在历时的研究上，既有的中西交通史论述多起自汉代，止于明代。方氏此书则扩大了时限，透过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关文物的利用，将史前至秦汉作为中西交通史论述的开始，同时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体，对明清之际及近代历史重新作了审视，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环节和时期，将中西交通史的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这不仅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更利于人们对中西交通历程作整体性认识。同时又能充分运用考古发现及文献材料，尤其基于良好的外文能力，颇能对中外崭新研究成果适时加以汲取与援引，充分把握当时的学术前沿。不论材料之详赡，或涉及层面之广泛，皆前书所未及，是该领域之代表作。
（二）宗教史研究方面
方氏自幼受洗入教，入修道院接受神学教育，自然与宗教史有不解之缘。15岁时便撰写有《浙江天主教小史》初稿。之后长期从事宗教活动，并精通英语、法语，熟悉拉丁文，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有着精湛的研究，对天主教耶稣会来华之经过、活动及影响的研究尤为精深。以教士治教史，成就自然深入而可观。最能反映其研究成就的是《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三册。此书以中国天主教史上有关人物305人作为叙述中心，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史以人类，人以史传，自唐代贞观年间景教阿罗本至20世纪中叶的田耕莘枢机，时空跨越1500年之久，地域横跨欧亚大陆，人物选自欧洲各国至中华各民族，依时序排列。此书之写作参阅中外文献50多种，深入尘封之档案中，采取“以我有补人无”的方法，即尽量补充已有书籍鲜见的事实，涉及大量当时的史实及人物，实为宝贵的历史参考数据。从人物的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教会的活动情形，实为一部中国天主教史。
此外《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方豪文录》多有关于西方教士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论述。文中引用的大量西文书籍、教会人士之著作，多属一手材料，一新时人耳目，且颇有可资印证中国宗教史的若干问题者，极为难得。
除天主教史外，方氏对唐、宋以来传入中国的回教、摩尼教、犹太教、火祆教等多所关注，时有研究。其中研究较深、成就较大的是回教和摩尼教史。一方面，结合大的背景对其传入的时间、历代分布、兴衰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阐释相关问题，颇有成果。另一方面，在参考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文献的基础上，又能辅以大量拉丁文献，补充前贤考述史料之不足。
此外，他在《浙江外来宗教史略》中，详细考察了浙江天主教、回教、犹太教、摩尼教和景教等的渊源、分期等重要问题，对各教的传承系统作了钩稽整理。首次勾画了整个浙江地区明清两代宗教史的发展状况，堪称开区域宗教史研究之先河，为宗教史研究开辟了新园地。
（三）宋史研究方面
在方氏诸多的学术领域中，宋史研究及其教学工作，贡献良多，影响深远，尤可称道。由于方氏幼时寄居杭州，杭州即南宋临安都城，故先生早年对宋史深感兴趣；而另一助力为浙大张荫麟教授，张氏于浙大教宋史，对先生学术道路之拓宽、眼界之开阔甚有帮助。1949年来台后，任教于台大历史系，才展开宋史研究工作，以教学为先，进而发表研究成果。后迁居沟子口天主堂担任神职，因地利关系，亦于政大历史研究所授课，并曾担任政大文理学院院长。其对宋史之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为出版《宋史》专书，也是教学重要的参考书。除政治史外，兼及社会、经济、文化、学术各方面，目的是使初学者对宋代有全盘之认识，至今仍为研究宋史之重要入门参考书；另一则是在宋史研究方面，从1951年发表《宋泉州等地之祈风》开始，先后发表了《论宋代之军队》、《宋代之官制》、《宋代之赋税》、《宋代之地方志》、《宋代僧侣对于栽茶之贡献》、《宋代佛教对社会及文化之贡献》、《宋代佛教对中国印刷及造纸之贡献》、《宋代佛教对于书法之贡献》、《宋代佛教对于史学之贡献》、《宋代佛教对泉源之开发与维护》、《宋代佛教对绘画的贡献》等，近20篇有关宋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主要涉及宋代佛教对造桥、造纸与印刷、绘画、书法、水利设施、旅游、栽茶以及史学的贡献，讨论佛教与宋代社会及文化的关系，是宋代佛教史的系列研究，肯定宗教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价值。
又方氏在台湾大学与政治大学历史系所任教期间，更开设有关宋史研究的课程，指导学生撰写论文，培植诸多的研究人才，也是以宋史研究居多，如林瑞翰、陶晋生、王德毅、萧启庆、李东华、梁庚尧等。此外，不论是出席学术会议，或成立“宋史研究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等，多方倡导宋史学研究，尽心尽力，其在台湾宋史研究发展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导地位。
（四）台湾史研究方面
台湾史研究是方氏来台后，投注最多心力、耗时最久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台湾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上，主要工作集中于散佚各地台湾汉文文献的访求与研究上。主要因为来台后，正值台湾史研究风潮日盛，同时又基于他对台湾这块土地的关怀与热爱，这些都是激发他投入台湾文献的研究与整理的动力。他曾表示：“余外省人也，热爱本省文化，不让本省人；以所居时期短暂言，此为余第二故乡，但以余在地方文献上之效力言，此实为余第一故乡。”方氏也曾自言除了受到中学教师影响与台湾地名古怪性吸引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为了“学术界争光，为使日人著作中的误谬，尤其是在引用汉文文献所犯的错误，不至以误传误，我便废寝忘食在这方面用功”。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开始展开深入发掘散佚各地台湾汉文文献史料，开拓台湾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史料派的研究方法写作“历史专题研究”论文，撰写《台湾早期史纲》等著作，整理了《恒春县志》《苗栗县志》《高拱乾县志》等台湾地方志书文献，并形成了“以实地为基础来探讨历史文化”的史学研究方法，解决了台湾史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并为台湾史学界提供典范，对台湾史研究有着重大的贡献与影响。
方氏第一篇台湾史研究的文章，是1949年发表自认为“用力最深，耗时最多”的作品之一的《康熙五十三年测绘台湾地图考》。盖以康熙五十三年（1714）台湾曾有过一次由西洋教士主持的测绘工作，这在台湾文化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发挥他考证的功力，举出康熙年间的《诸罗县志》、乾隆年间的《凤山县志》和龚柴的《台湾小志》等八本中文史料中有关西洋教士绘图的资料，并且互相参证，发现这些史料除了龚柴的《台湾小志》外，其他著作大多除去西洋教士的身份，替之以“钦差”、“大人”等名称。有鉴于此，方氏认为这是时代背景（案：指禁教所造的影响）造成没有人“敢明明白白的说出是西洋人”。
接着，在同年9月，方氏发表《台湾方志中的利玛窦》，文中考证台湾各方志、利氏著作以及福建各方志中有关利玛窦“星野说”的史料，得出此乃因为清代时期的人震于利玛窦的名声，才会把一切西洋学说都附会于他。其他有关台湾史研究的主要论文均收入《方豪教授台湾史论文选集》中。
总的来说，方氏身为天主教神职人员，然成就却凸显在历史研究上。远承利玛窦、徐光启辈重视中国文化传统，近接民国以来马相伯、英敛之创公教大学的精神，矢志研究历史。在现代史学史上，虽非正规大学院校出身，然力求汲取史料学派治史精华，始终服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信条，使其史学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首先，取材广泛、考证缜密，擅于从中外文献中爬梳原始资料；其次重视新考据家之史学方法。多方面搜寻资料，多角度考证问题，大量运用中外史料比勘互证；再次，治史善用语言学，注重语言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
至于其学术研究次第与进路，诚如章群《〈方豪先生六十自定稿〉读后感言》所论：“浙东史学重当代文献，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循此三途，遂造绝峰。”这个看法极为深刻，“近身之学”可说最能概括方氏学术研究发展的要领与特色。
三、方豪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之贡献
众所周知，方氏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学术成就卓著，著述丰富，其主要贡献具有开拓性与奠基性。作为一门学科，中西交通史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学者始以科学方法开展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真正对中西交通史从古代到近代进行整体性研究，写成通史鸿篇的却是方豪，对这一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并由此奠定了其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论，方氏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成就，是以17、18世纪（即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为主体，贡献也最大。这一领域本来就始于16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来华，方氏身为天主教神职人员，从天主教及西学关系着手，从西方教士之角度建构文化交流的另一个侧面，这更是他独步学林与开创之举。
有关丝路文化与敦煌学方面，从方氏本身的学术成就来论，实非其研究主力，成果也不多，但从丝路文化与中西交流研究史，或台湾敦煌学发展史的视角论，均有其一定的价值与意义，个人以为实有理解之必要。以下谨根据其《中西交通史》一书，及《中国经营西域史略》《敦煌学发凡》等论文，略述其在丝路文化研究之贡献之一斑。
首先是他对“中西交通史”的厘清与界定。以为虽然沿用“中西交通史”旧称，但却也明确地划定其论述的范围：包括历代中国与欧亚大陆之中国迤西部分之关系而言；在叙述上有必要时，则兼及中国与东南亚（越南、缅甸、暹罗）及南洋等处。宋代海运发达以前，主要通过草原丝路、绿洲丝路为主进行中国与欧亚大陆之中国迤西部分之交流；海运发达以后的元明清，则是通过海上丝路，进行中国与东南亚（越南、缅甸、暹罗）及南洋等处的中西交往与交流。他的《中西交通史》计分“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宋”、“蒙、元及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四大篇。正是符合实际发展与转折的。
所以他的《中西交通史》第一篇“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的16章，以及第二篇“隋唐五代及宋”的22章，所论述的内容主体包括：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及宋，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的交流与关系，内容涉及“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殖；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斗等）”。其时间与空间正是中国丝路文化交流的主要区段。所论内容正可提供丝路文化交流研究之参考。
第一篇中所论：汉代西域之经略，汉击退匈奴后之中西交通，汉通西域之其他效果，汉代中印间之交通，汉对黎轩之认识，汉与大秦之关系，公元前后希腊、罗马作家关于中国之称述，魏晋南北朝之中西交通，汉末迄南北朝与西方各国之佛教关系，法显等之访印及贡献。第二篇中所论：隋代之中西交通，贾耽所记通西方之三道，唐宋时代对外侨之管理，唐宋时代之胡贾，唐宋时代来华之黑人，隋唐宋时代与中亚之佛教关系，隋唐宋时代传入之印度学术，唐宋与印度、波斯、阿拉伯之政治关系，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对中国之记载，唐宋与拂菻之关系，隋唐宋时代中国发明物之西传，隋唐宋时代西域人之华化，唐宋之火祆教，唐宋之摩尼教，唐宋之景教，唐宋之回教，隋唐宋时代传入之西方艺术与游戏。这些议题讨论的内容，时代从汉魏六朝直贯隋唐五代至宋，正是以丝绸之路为通道中西文化交流的辉煌时期。
基于方氏外语及新知的优势，其所论颇能掌握考古资料与国外新观点与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敦煌文献与新疆地下之发掘的适切援引，一般中西交通史研究所无法企及。他对新疆为古代中西交通之孔道的认知，深切意识到新疆地下之发掘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关系之密切。关注俄国克莱门兹（D.Klementz）及科兹洛夫（P.K.Kozloff）、德国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及勒考克（Albert von lecoq）；英国斯坦因（M.A.Stein）、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为橘瑞超及大谷光瑞；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探险队的考古收获。适时掌握其考古报告及相关研究成果。
对于考古规模最大的斯坦因之四次考察（1900—1901、1906—1908、1913—1916及1930），尤为留意其先后出版的《沙埋和阗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古和阗考》（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千佛洞》（The Thousand Buddhas）、《亚洲腹部考古记》（Innermost Asian）、《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等书，特别重视综合三次探险之报告而成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及其书所附19世纪后半叶西域探险略表。此外，对于1927年北平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现的大量长城遗址、汉简、古墓群、壁画、写经及其他古物，乃至黄文弼西域访古于吐鲁番、库车一带所获，1942年教育部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在居延、敦煌等地考察发现的宝贵文物，也多加利用，援引论述。
1900年敦煌藏经洞大量古写经的发现，使吾国学术研究上获得极重要之大量史料；其中梵文、西藏文、回纥文、波斯文、于阗文、龟兹文、西夏文、窣利文等各类语言文字数据，欧洲学者、日本学者乃至罗振玉、王国维等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凡有助于中西交通史之研究，促进展者，均能多方关注，适时援引。其宏观的开阔的视野，崭新的观点，扎实的论述，当可资吾人之参考与借鉴。
又方氏对20世纪新兴的汉学敦煌学，也极关注，并早有难得之系统论述。在台湾对敦煌学做出整体概论的专书，首推苏莹辉的《敦煌学概要》，此书出版于1960年7月，由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在大陆则有姜亮夫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1956年12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方豪先生在1953年12月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的《边疆文化论集》第三册第450—480页中发表有题名为《敦煌学》的长文，后改题为《敦煌学发凡》，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这可说是台湾早期系统介绍敦煌学概念与内容的专文。全篇分别论述：敦煌史地一瞥、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敦煌文物被埋没以后的情形、叶昌炽的疏忽、敦煌系统汉晋简的研究、敦煌美术品的保护与研究、敦煌卷子的整理影印、敦煌卷子的研究等。内容极具系统，言简意赅，且能掌握国内外研究成果与现况，提供扼要讯息。尤其对敦煌学之范畴、重要性与发展趋势颇有眼界。如：敦煌学范围不局限于藏经洞的写经，而主张扩大到敦煌附近发现的汉晋简牍、石窟保护与壁画、塑像、古迹考察及古墓发掘等。除寄望国人加强对敦煌古写本与刻本之研究外，更关注国人对中亚古代语言研究之缺乏，对中亚古代史地与外来宗教研究之落后。更从世界汉学的事业呼吁当日本、法国等国汉学渐趋衰退之际，中国学人的责任自更重大，敦煌学的发扬光大，仅仅是这艰巨责任中的一小部分。其理念与见识，实亦令人感佩。
方先生《中西交通史》的“交通”概念，不止于一般对“交通”的狭隘概念，而是包括军事外交、文化交流等宽广内容，体系庞大、历史周全为其特色。其中汉唐部分的中西交通时段与核心，内容正与丝路文化交流相契合。方先生特别重视近代发现的敦煌文献及新疆地区的考古文物，在《中西交通史》的撰述中颇能适切地援引其中相关资料，并汲取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既强化中西交通史的内容与论证，又展现了丝路考古文物与文献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因此，本丛书特撷取编纂成编，借以彰显其在丝路文化研究之贡献。此外，《中国经营西域史略》《敦煌学发凡》也是早期关注“丝路文化”、“敦煌学学科”发展颇具体系的篇章，特附录于后，方便学界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