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西交通线之门户
《史记·大宛传》有句曰：“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此盖指赵破奴、王恢伐楼兰以后之情形；及自贰师将军击败大宛，《史记·大宛传》更曰：“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轮台渠犁有田卒数百人。”汉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尚有史料二则：一为《汉书·张骞传》曰：“于是天子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一为《汉书·西域传》曰：“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赵）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破奴封侯在元封三年，次年恢封侯，故列亭障至玉门，当在元封四五年间。
亭与障已见上述，实为边地之堡垒；军事组织之西移，足证政治势力亦必有扩展，故伐大宛之后，国防工事已进至罗布泊；观其逐步推进，亦足证汉代之筹边，不仅为御侮，且有积极之企图。
但可进一步研究者，即《史记》与《汉书》皆有“列亭障至玉门”之语，故必须知玉门之所在；而玉门又有所谓“西移”问题。
玉门关之方位，前人迄未能确指，自斯坦因在西域发现古关二所遗址后，法国学者沙畹与吾国罗振玉、王国维先后加以考定，兹录王氏《流沙坠简·序》之言曰：
玉门一关，《汉志》系于敦煌郡龙勒县下，嗣是则《续汉书郡国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以至近代官私著述，无不以汉之玉门关为在今敦煌西北。……窃疑玉门一县，正当酒泉出敦煌之孔道，太初以前之玉关当置于此。……近日秀水陶氏《辛卯侍行记》，记汉玉门阳关道路，谓自敦煌西北行百六十里之大方盘城为汉玉门关故地。又谓其西七十里有地名西湖，有边墙遗址及烽墩数十所。斯氏于此发现关城遗址二所……然则当九十四度稍西者，殆即陶记之大方盘城；为九十三度三十分者，殆即陶氏所谓西湖耶？沙畹博士疑九十四度稍西之废址为太初以前之玉门关，而在其西者，为后日之玉门关。余则谓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当即酒泉之玉门县，如在东经九十四度北纬四十度间，则仍在敦煌西北，与《史记·大宛传》之文不合。而太初以后之玉门关，以《括地志》所记方向道里言之，则在寿昌县西北百一十八里。今自敦煌西南行一百四十里，有巴彦布喇汛，陶氏以为唐寿昌县遗址，自此西北百一十八里，讫于塞上，则适在东经九十四度北纬四十度之间，则当九十四度之废址，疑为汉太初后之玉门关，而当九十三度三十分者，当为玉门以西之他障塞。盖汉武伐宛之后，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又据《沙州图经》，则古长城且西入碛中，则玉门以西亦当为汉时屯戍之所，未足遽为关城之证也。故博士二说之中，余取前一说，但其地为《汉志》龙勒县之玉门关，而非《史记·大宛传》之玉门则可信也。其西徙之年，史书不纪，今据斯氏所得木简，则武帝太（原作大）始三年，已有玉门都尉护众文书，其时关城当已西徙于此，是岁距太初二年，不过十岁，是其西徙必在李广利克大宛之后（太初四年）西起亭至盐泽之时也。可知斯氏长城玉门关之说，确非臆造，吾侪得由斯氏之探索，沙氏之考证，以定玉门关之方位与其西徙之时，则二氏之功巨矣。
据王氏之考定，则太初以前之玉门关犹在敦煌之东，太初以后，则移于其西。玉门关乃为中国极西之门户，有长城毗连。故伐楼兰之后，酒泉玉门之间，虽已遍设亭障，但此所谓玉门，尚在敦煌之东；大宛降顺后，玉门西移，故可曰：“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可见要塞之建造，亦随玉门而西进。王国维此序有数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新获之敦煌汉简》文中已一一指出，今不具论。
按谈玉门，则不能不谈阳关，即旧称“两关”,《汉书·西域传》所谓“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龙勒县有玉门、阳关，皆治以都尉，其地俱在今敦煌县境内。
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谓阳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记边州入四夷道，第五安西入西域道云：“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
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残《沙州图经》，亦云：“右在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其迹见存。西通石门涧，□□□□，在玉门关南，因号阳关。”
以上唐人记阳关故址与寿昌城之距离，有六里及十里二说，但寿昌城西仅有西寿昌城，今名古董滩，此外别无其他遗址，当即阳关故址。
玉门关在今小方盘城，此说似已成为定论，盖斯坦因曾在其地得汉代玉门都尉等版籍；在斯氏地图上为东经九十四度稍西、北纬四十度三十分稍南。巴黎藏石室又一残《沙州图经》，记玉门关仅“周回一百廿步，高三丈”九字，以下全泐。或谓此所云步，乃步测之步，非计里开方之步；今小方盘城周一百二十公尺，亦合（见《玉门关阳关杂考》，载《真理杂志》一卷四期）。
学者所争之问题，为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是否在敦煌以东？问题之起，乃由于《史记·大宛列传》记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后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伐大宛，文曰：
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汉书》卷六十一《李广利传》文与《史记》同，唯“而使使遮玉门”下，多一“关”字。沙畹在其所著《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第六至第七页，即主张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应在敦煌之东，故汉武帝可以使使遮玉门，而贰师将军亦遂不得不留敦煌，不敢东向入关。敦煌西北之玉门关，则为太初以后所迁置。王国维序《流沙坠简》，亦赞成沙畹之说。近年颇有人怀疑此说，以为汉代玉门关并未易地。
按《史记·大宛列传》记赵破奴、王恢击败楼兰后，封破奴为浞野侯，封恢为浩侯，在此以下，始有“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之语。破奴封侯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年），恢封侯在后一年，皆在太初二年前四五年，故《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县下，班氏本注，谓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障尉，鱼泽即效谷之旧名；如上文所言，玉门当在敦煌以东，则元封六年，鱼泽障何能有尉？
况《史记》《汉书》对于若干次要障塞，均记其兴筑年代，若玉门关有迁徙，何以两史家均不着一字？故或认为河西之立四郡，俱在太初以前；《史记·大宛传》“使使遮玉门”一语，乃指玉门县而言。太初二年，贰师将军自大宛败归，已入玉门关，且更东退而抵敦煌，汉时玉门县即在今玉门县之赤金附近，处敦煌与酒泉之中，故武帝使使在玉门县阻其退入酒泉。《汉书》在“玉门”下增一“关”字，遂启后人之疑。盖玉门关在敦煌之西北，玉门县则在敦煌之东也。
敦煌为通西域之门户，汉代有事于西域，必先集结军队及给养于敦煌；匈奴欲绝汉通西域之道，亦必先攻敦煌。敦煌地位之重要既如此，故元鼎六年，析酒泉而置敦煌郡，同年并置玉门关。是以元鼎六年时，中国之政治与军事已达于敦煌西北之玉门关；元封三四年时，自酒泉至玉门关之亭障亦已完成；太初三年更增筑张掖、酒泉以北之障塞，然后，贰师将军伐大宛，乃无后顾之忧。太初四年，贰师凯旋，汉乃“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则对西域之经营，又进一步矣。
劳贞一先生著有《两关遗址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则仍赞成王国维之说；惟王国维以为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即今酒泉玉门县城，劳氏则修正为即今县东赤金所。
玉门关之设于敦煌以西，不在贰师破宛岁余以后。《史记·大宛传》叙贰师初次伐大宛失败而返，曰：“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叙第二次伐大宛，又曰：“出敦煌者六万人，……马三万余匹。”及克大宛归来，则曰：“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玉门关隶属敦煌，故入玉门关即可云至敦煌；苟玉门关远在敦煌县城东六百余里之赤金峡，即不能如此措辞。
《史记》及《汉书》，在太初二年前已屡言敦煌，即使其地暂时尚未设郡，而附属于酒泉，但边境重要关隘则必在敦煌以西，否则，失其作用矣。
上文引《汉书·地理志》注，云济南崔不意元封六年为鱼泽障尉；鱼泽障在敦煌之北，则列亭障所至之玉门，应更在敦煌之西，而不应于太初年间尚在敦煌之东也。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有《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简有“酒泉玉门都尉”字样，酒泉设郡既在敦煌之前，此简“玉门”前加“酒泉”二字，故亦必在敦煌设郡前，而此简乃民国三十三年冬在小方盘城掘获者，更可证敦煌未建郡前，即太初二年前，玉门关已在敦煌以西之小方盘建立矣。
说者或以为《史记·大宛传》“使使遮玉门”一语，如假定当时武帝已知贰师退抵敦煌，则不论其为关名为县名，必在敦煌以东，使使阻其后退；若假定贰师东退时，立即奏请罢兵，武帝以为其军队或尚未退入敦煌以西之玉门关，故下令不许退入玉门，则“使使遮玉门”一语，或不一定作县解，即作关解，亦无不可。
所谓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乃六朝以后事。从今日玉门阳关之遗址考之，商业性或重于军事性，盖其地土硬，骆驼便于行走。六朝后，西域空虚，商旅皆趋伊吾（今哈密）一路，因伊吾一线仅需八日，而玉门阳关则需十二日；敦煌以西之玉门关，乃不得不撤至敦煌之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