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南路传入中国之学术思想

一、南北路传入西方文化之不同点

此所谓南路，与上述北路相对而言也，实则皆传自西方。

北路传入者为艺术、为军制，有遗物可资研究，线索甚明，文献材料亦不乏可供引证者；南路传入者有异于是：

（1）南路输入者为思想与科学知识，往往无遗物可凭。

（2）传布者与接受者俱为知识较浅之商人与冒险家，本身之了解已感不足。

（3）最初东来之商人，阻于黄河，未能深入中国本土；中国溯黄河而西去之商人，阻于沙漠，亦不克出国门，故双方之接触仅限于甘肃兰州附近一带。

（4）雕刻类艺术之欣赏在视觉，易于表现，亦易于模仿。知识与思想须借语言文字，始能表达传布，困难遂多，且易于变质而失真。

由于上述四点，故本节所叙多近于推测，在学术上为假设而非定论，读者不可不知。

二、南路传入之地理与天文

（1）杂有神话之地理知识。如《禹贡》首先以印度Meru山附会于中国之昆仑山；又由寻求印度之四河，而终于误认即系中国之黄河、黑水及弱水三河。然《山海经·西山经》仍作四水，曰：“（昆仑之丘）汉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所不同者，印度之传说本为理想，故四水向四方而流，极为平整；传说传入中国后，一变而为东、西、东南及西南。至于昆仑山或指天山，为印度人东来必经之路，遂启中国人河源在昆仑之说，至于“西海”观念，或由配合东海而发生，非指地中海。此外，邹衍有“大九州”之说，其书已不传，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曰：“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吕氏春秋》有《始览》，则有“大四极”之想象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近代西人或谓除《庄子》《孟子》《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书各受有西方影响外，中国古代原或有若干部专书，乃完全记录西方知识者，书中或尚有图；不幸此等书久已失传，但片断记述尚保存于上引各书中。此则完全为揣测之词。

（2）天文知识。我国古代之天文学，有为我国自己所发现，而与其他民族不谋而合者；有与其他民族确有相互交流者，故不能谓中国古代天文学全受外来影响，而毫无贡献也。如中国古历以十九年之章及七十六年之蔀为骨干，而此两种周期之存在，亦见于西方，且西方发现时期亦相等于我国战国时代，此殆不谋而合者（巴比伦始用十九年章法，在公元前三八三年；雅典在公元前四三二年）。若必谓由中国西传，或自西东渐，皆非短时期所能到达，亦无痕迹可寻也。

惟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之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为一年之说；立木于地，以悬垂线确定其正直位置；其应用则有用上下午等长日影测定南北线或东西线，用正午日晷最短之日以定冬至，为一切历法之基，《周礼》已测表高八尺，夏至影一尺五寸，冬至影一丈三尺（见《考工记·玉人》）；水星每十二年一周期之运行，及由此一发现而发展为占星术之周期观念；战国时楚人甘公、魏人石申所著《星经》中之许多恒星位置及其名称；火星金星之运行；以春分为首之新历法；以闰月订正与实际历不合之差误；四季中分配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天分九分野或十二分野，与地上分野相等，人事反映天象，天上一分野支配地上一分野等，无不在此时由西方传入。

（3）日晷与漏刻。以上为天文学说之可能传自西方者；在事物方面，日晷与漏刻之制造法，亦传自西方。近人高鲁著有《日晷通考》，曰：“创用日晷，为历史记载中可考者，惟有鲁达国王，在西历纪元前七百四十年。希腊最古之日晷，建在雅典，建设者曰默冬，时为纪元前四百三十三年。意大利之最古日晷，建在罗马，建设者曰古梭，时为纪元前三百零六年。古有天文家曰埃罗多，谓希腊人以一日之长分为十二时，用巴比伦人之旧法，创为有极之日晷，自是而制度定。……亚里斯多德，希腊之哲学名家也，生于纪元前二百七十六年，制一日晷，有特殊之点，不用平面，采用球体而空其内部；设置圭表于球之中心，投其景于球之内面，并于此凹面之上刻有圆周，分划度数，可以直接测定光线与圆周所成之角度。”（《观象丛报》五卷二册）

按鲁达国王，或即指犹太分裂后之犹太王，因《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第八节提及日晷与日影下降度数，时为公元前七百年左右，但未述及构造。加提天文学家佩劳苏斯（Berosus），于公元前三四〇年发明半球形而中空之日晷，为后人所沿用，阿拉伯人至第十世纪犹在仿制。至我国古书中则不见有日晷。古代之日影测验，其目的皆在定方向与节气，而非时刻。如《诗·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传云：“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又《公刘》云：“既景乃冈”,《笺》曰：“既以日景定其疆界于山之脊。”《周礼·大司徒》《大宗伯》《典瑞》及《考工记·玉人》《匠人》所记“土圭”及“臬”,《周髀算经》《淮南子·天文训》《续汉志·律历志》所记：“表”或“仪表”,《史记·天官书》所记“土炭”法，均无测验时刻之作用。中国西汉以前测验时刻之唯一工具为水漏，而非日晷。今日中国保存之古测时日晷有三，但皆为西汉物，故远在西方之后。一为端方所旧藏，得之于归绥，今不知其所在，《匋斋藏石记》称为“测景日晷”；二为前开封圣公会主教怀履光先生（Rt. Rev. Bishop William C. White）藏，民国二十一年出土于洛阳金村；三为周进所藏残晷，出山西右玉，周氏所著《居贞草堂石影》中有拓本，与秦瓦同时出土，然制作与前二者相同。（见刘复著《西汉时代的日晷》,《国学季刊》三卷四号。）

此三日晷，形制相似，方法颇精，必同出一源；而洛阳与右玉、归绥相去甚远，刘复虽承认日晷之制传自西方，但谓归绥之物，必系商人得自中原。余以其制作之精，推其传入中国必已久，或在西汉之前，几经改良而后成也；以出土地相去之远，断其流行必广，故传入亦必早；至于出土之少，则以其刻画不深，或易漫漶，或不为人所察觉，而多遭遗弃也。

至于汉简中所见“夜漏上水”等字句，足证汉简时代，即西汉下半期，塞上用漏定时，则漏壶之制，当亦从中亚经西域传入。盖日晷与滴漏同为巴比伦人所发明也。

（4）中西天文学关系总论。中国上古历法，究与西方有关否？余非天算学专家，姑节录《中国算学史》上卷第一章之引论曰：“晚近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者颇众，大都不为中国史家所蔽，于中国天文学之起源建白甚多。然有两说对峙，未能一致。一为自发的开展说，一为西方影响说。为西方影响说者，谓春秋以前，巴比伦天文学已传入中国。战国时希腊及印度历法又渐至东方，为秦汉历法所取用。”该书作者以为“自发的开展说较有理由”，日人新城新藏撰《东洋天文学史大纲》，亦抱同一主张；而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则异乎是。

按东西民族，既有接触，文化亦发生交流，有来者，亦必有往者；东渐西被，往往难定。但亦不能谓双方之全部文化，均曾相互发生影响。若孔子所修《春秋》，在二四〇年记录中，有日食三十六次，其中合于现代推算者凡三十三次。甲骨文字中，亦有一次月食记录。可知中国天文学发达之早。故如谓六十甲子、二十八宿等，亦非中国所固有，则又失之太过。高平子《中国古代天文学鸟瞰》谓：“一般浮泛的尊古派果然基础薄弱，……或者中国古代的发现，有和其他民族不谋而合，甚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确有相互的交流，但说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全没有贡献，则又是另一种很大的错误。”（《大陆杂志》一卷二期）可谓持平之论，不仅天文学为然，即其他学术、思想、习俗等，亦莫不可作如是观也。

三、南路传入之寓言及神话

孔好古曾谓《战国策》所载若干动物寓言，完全源于印度，仅动物名称加以更易。见所著《中国所受之印度影响》（Indischer Einfluss in China）。兹不录。

又西方有流传极古极广之故事，名“尼姆落德（Nimrod）之箭”，尼姆落德为一猎者，见于《圣经》，但故事来源，或云出于犹太，或云出于伊兰。略谓：国王某不信上天有神，一日，向天发矢，矢竟入天伤神，矢沾血，又复落地；国王睹状，即曰：朕应受罚，应使箭刺朕。此后，复显神异数次，国王遂崩。此故事于我国下列二书所载者极相类似：

（1）《史记·殷本纪》卷三：“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为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2）《战国策》:“宋康王之时，有雀生鸟旗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鬼神。'……”

下列四故事，在印度亦有极类似者：

（1）《吕氏春秋》第十五卷《察今》:“楚人有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也。’舟止，从其所契处，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2）《韩非子》卷七《说林上》第二十二：“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是客欺王也。夫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

（3）《战国策》卷十七《楚四》曰：“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褏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一作喜）而为之，爱甚于王。王曰：‘妇人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性也。今郑褏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褏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褏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褏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褏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此事并见《韩非子》卷十。

（4）《左传》卷四十四：“（昭）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文闻之曰：“作事不时，怨听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虒之祁宫。”

除上述四节外，战国诸家书中与印度传说相同者，尚有《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说，《楚辞·天问》亦有“灵蛇吞象，其大如何”之说，希腊人传印度有吞牛之大蛇；《楚辞·天问》又有巨鳌戴山说，《庄子·逍遥游》鹏背几千里及升空九千里之说，及前引《史记·孟轲传》所记邹衍天下九州说。

本节一部分材料为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日，马伯乐在前东京帝大之演讲，松元信广译。日文稿发表于《史学杂志》第四十卷第三期；此据法文修正稿，载一九五〇年出版马氏卒后遗著汇订本第三册《历史之研究》（Etudes Historiques）。本文不仅增删甚多，次序亦不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