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书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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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文化论》读后该文是常教授对《秘书文化论》专著的书评,曾发表在上海大学的《秘书》杂志2004年第3期。作者为成都大学秘书学教授,我国现代秘书学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首位在秘书学界获得政府突出贡献奖者。

常崇宜

何坦野的《秘书文化论》是秘书文坛的一枝奇葩。我曾经收集所有能收到手的文秘类书籍,上个世纪90年代前已经超过千种(其中秘书、档案、公文写作约占三分之一),只是近年来由于年过古稀加之书价奇昂,才停止收集而改为向外捐赠。然而,没有一本是专门研究秘书文化的,只见过天津的杨文起教授、吉林的黄纪华教授、安徽的潘林杉研究员等少数几位学者写的论文探讨过这一问题。如今,《秘书文化论》的出版,填补了秘书学科领域的一大空白,它的理论与现实价值都是很大的。就连提出与明确探讨“秘书文化”这一概念,以求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于推动秘书学的建设,意义也是不小的。

秘书绝不能患“文化的贫乏症”,这是作者开篇就鲜明提出的至理名言。中国的秘书,特别是公务秘书与高级秘书,不能只讲技能,也不能只讲知识,知识与技能是很重要的,然而中国秘书要有中国的特色。主要是两条:一是政治性很强,这里不做论述;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浓,何坦野在本书中做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儒家思想是贯穿秘书文化的主线,可谓切中实际。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大多参与过反孔的争论,就是进入不惑的中年后,也还卷入过“四人帮”掀起的“儒法斗争”狂潮。然而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一切领域似乎都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括了与“孔老二”的相结合,这个结合中有着扬弃,也有着取精。有人以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切都会“市场化”,秘书也只会向海外看齐,恐怕是大错而特错。任何国家都会尽量保护自己的“国粹”,何况秘书这种政治性极强的领域,传统的、儒家的文化影响还会存在若干年,并有可能越来越强。我们的秘书学,不能回避这类问题。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阅读了许多书籍,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因而使《秘书文化论》这本书内容丰富,论证有力。单就“文化”一词的概念,作者就指出共有260多种,并做出了自己研究后的精确意见。对于秘书文化的内容,作者认为应当包括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处事原则等。这显然也是重要的全面见解。比如思维能力,对于秘书的工作与秘书的成长就十分重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历来主张秘书必须在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且大多情况下,是以收敛式也就是保守式思维为主的。有的同志片面地强调创造性思维,如果强调过了头,对秘书工作也许是有害的。再如道德规范,也是从事秘书职业所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我们通常讲从事任何职业都应“德才兼备”,这是不错的,是各种职业的共性;不过如果对于秘书来说,德是第一位的条件,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对吧,这是秘书职业的个性。作者把这些问题提到秘书文化的高度,展开深入的探讨,理论价值自是很大的。

该书还有许多的论点,都是精辟而有所创见的。作者正确地指出了秘书职业的产生与祭祀的宗教文化的关系。作者明确指出,古代秘书文化的内涵,弘扬“有为”和“崇德”以及“尽忠”、“不二”等,这都超越了过去在这一领域的一般研究水平,在秘书学的建设上有所前进。

该书对茶酒、书画、文房四宝等均从秘书文化的角度展开论述,论述中有许多历史考证,充实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作者的考证,甚至包括鲜为人知的四川“青川木牍”,使人信服。

当然,《秘书文化论》还只是秘书文化研究的开头,开创性的工作不会是绝对完美的。本书也有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秘书的概念、类型,以及秘书文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等;还有些资料,也可以进一步挖掘,如虞世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行秘书”,是“活字典”,又是著名书法家等,就颇有从文化角度挖掘的价值。个人才疏学浅,以上仅供参考,并求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