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以往人们谈论到秘书，政治似乎对秘书的影响甚大；而今却渐变成经济对秘书发展的影响尤巨。当下的秘书们，每每忙于琐事、烦事、细事之中，周旋于各位领导之间，又盘旋于酒席舞会之中… …面对滚滚经济洪流，一部分秘书在工作岗位上呈现出转型期的浮躁、随意、游戏的情状。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秘书精神、职业道德日趋失落，关心现实利益甚于关心文化与重任。为此，有些人睁大双眼注视着，有些人眯起双眼摇着头，也有些人索性闭起双眼漠然处之。面对此况，笔者每每为秘书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深深地忧虑。人文精神的失落，导致了一些秘书患了“文化的贫乏症”“精神的缺钙症”和“行为的动物症”。笔者认为构建具有现代阶段特色的中国秘书文化学，确实是摆在我们学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掩卷展思，笔者想谈几点秘书文化与当下现实涉联的些许问题。首先，本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蓝本，其中又把儒家思想作为主线贯穿其间。这既是基石，又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历史上的儒学是一种道德说教，它不是宗教，但与宗教有着极为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所扮演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带有宗教的色彩，虽无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用，所以有人称之为“儒教”。儒教在历史上确立了秘书文化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与其他宗教相比，儒教有着更为宏大的抱负，它要以现实社会为圣物，把彼岸的天国建立于此岸的人间，因而古代的秘书们往往饱学诗书礼乐，心怀经世济国之志，把自身的秘书事业融入恢弘大义之中。

其次，儒学的核心乃是道德。党中央提出要“以德治国”，极有远见卓识。秘书文化中，秘书道德是其核心，而道德是无国界的，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视野中秘书伦理的思考。中西伦理道德的鼻祖首推孔子与柏拉图。在本书中，笔者着重以孔子而言，事实上孔子是最早将仁爱作为人之内在本体并从中引出个人和公共道德准则的智者。孔子把仁义从美德而来，扩展到政治，进而提出“仁政”的观点。柏拉图的“爱”与孔子的“仁”虽概念不一，但殊途同归。总之，两人都把个人的修身养性与国家的和谐、有序贯穿起来，进而创立起人类的普世伦理。笔者在撰拟此书时，常常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伦理道德中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有高层次的也有低层次的。笔者认为，秘书的道德似乎应分为宗教性秘书道德与职业性秘书道德两大类。如直笔书法、君举必书、冒死以谏、忠君不二等都带有宗教性职业道德；而其他的如“合则留，不合则去”“尽力尽言”“勤勉慎独”等就成为普遍性职业道德。作为宗教性职业道德，则对秘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它是成为优秀或较优秀的主要标准；作为普遍性的职业道德，对每一个秘书而言都是必须遵守的，它构成合格的重要标准。层次不同，其对象的要求也不同。为此，阅者在通览此书时应慎而对待，甄别取舍。

第三，对广大的秘书们来说，弘扬、光大中国几千年来已有的秘书文化与秘书精神是责无旁贷的。然而，当下的一些秘书似乎不愿意承荷起这一重任，斥之为“历史精神包袱”。把网络段子文化、官场厚黑学、人际庸俗学等视为秘书文化的主流，真是舍本逐末、数典忘祖。一个不了解秘书传统精神的人，不是一个优秀的秘书；而一个没有历史文化因子的秘书学，是一门学术涵养不高的学科。

第四，作为文化积淀甚厚的秘书们，当下应持“文化多元化”的原则。历史车轮已迈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经济的变革日趋加快，随着社会民众的层次不同，其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呈多样化。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导致文化层次的多元化，因为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物质生存状况的改善，是中国秘书文化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以往我们过分强调一统、一致，相信理性的力量，强调灌输宣教，似乎文化的传承延续需要一些文化工程师与施工员。对此，有人反对文化工程设计，且斥之为“文化乌托邦”式的主观意念。认为整体性社会文化及历史文化不会因某些人的设想而改变，需在文化传延、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补充、修改、校正、积淀方能实行。笔者认为，在当下的秘书文化中，可渗入秘书语言艺术、秘书服饰美容、秘书办公环境设计、秘书人际关系处理等因子，这些是带有时代潮流与现实气息的文化因子，但它们不是主体与主流，仅是补充的填料而已。

第五，随着新媒体与高科技的到来，秘书不但是搭建人与人沟通的桥梁，还要扮演人与机器沟通的中介角色。这样势必增大秘书的技术、操作层面的含量，故秘书往往会陷入“机械操作”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把自己沦为电脑、手机、电话、复印、传真等机器的附庸，异化为无灵性的物体，这是要引以为戒的。

人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只重视和发展“科学世界”，而忽视和拒斥“价值世界”，这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误区，也是人类的悲哀。现代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在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但最为突出和最为关键的，是“思想”的困境与危机。如果说人之为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具有“思想”，人只有通过“思想”才能建立和完善“价值世界”；那么，人的“思想”一旦停滞，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也就不可避免，人自身的存在也就面临混乱和危机。在对科学理性精神的弘扬中，我们还应注意克服大工业物质文明可能导致的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失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性主义在把人从上帝的奴婢境地解放出来的同时，无形中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把人性还原成赤裸裸的个人利己性，这种价值理念客观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对立；其二，面对自然，理性主义采取的是一种机械的、功利主义的自然观，把自然仅仅视为对人有用的纯粹物，进而在工具层面上改造与征服自然，这客观上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使人失去了拥有生命体所赖以存在的自然家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害。为何“现代文化的性格”会造成“思想”的失落？现代文明是把从属于人所创造的机械物，转而异化为人的主人。由于大工业、大社会化，造成人与组织的紧密关系，只有配合、合作，缺少情感、缺乏思想、缺失价值。每个秘书，仿佛变成某一组织机构中的一个零件，作为一个主体性的“我”，所拥有的思想价值、职业情感与个体特征随之消逝。秘书们的思想功能退化了，文化的意味淡薄了，然而秘书的操作技能却扩大了。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更加剧此现状的恶化，令许多秘书的思想、价值成了无用之物。

从宏观角度看，21世纪文化的演变态势是以审视20世纪以及之前的人类理性至上的传统为特征的。爱因斯坦曾说：“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怎样。”诚然，科学理性精神的弘扬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改变了人类物质生活环境，提高了人类本身的素质；但是科学在使人类破除了宗教迷信的同时，却又代之以自己的科学迷信，认为科学理性是无所不能的，这便无形中抑制了人类其他文化形态的创造与发挥。生活的极端技术化常常会麻痹人类本身对生活的敏感性，技术操纵着生活的结果又使生活的活力僵化，扼杀了生命的活力。20世纪后半叶，思想家们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科学发现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再也不许它朝反人类的方向发展，要建立一种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新科学体系，从而弥合科学与社会、技术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促使文化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进步。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是一个科学抽象和主体诠释过程。从继承和目的的程序上说，我们对中国传统秘书文化的理解与诠释，只是文化继承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通过主体的能动介入和时代精神的渗透去丰富充实它，从而使传统秘书文化的精华获得新的生机。简言之，主体的介入和时代精神的渗透，是继承秘书传统文化精华、拓展秘书新颖思想外延和转化秘书时代观念的关键，这不是秘书文化函数的简单置换，而是一种秘书文化的再创造和新超越。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正在形成。全球化对于中国秘书文化，既意味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一方面，全球化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加剧了世界各发展中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根源性的同质化；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西方世界在自我批判和反省的基础上已提出重返德性的倡议，力主厘清道德和价值的脉络，这些都与中国儒学所主张的从社会关系、人群网络中建立和发展自我价值的理念具有某种相似性，为中国秘书文化加强与西方秘书文化的沟通、对话、交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全球化已经令不同国度的秘书文化价值体系形成趋向性，这并不意味着泯灭不同秘书文化价值体系的多样性，相反，不同秘书文化之间的交融是在秘书文化的一体化和各国秘书文化多元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发展的平衡点。对秘书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双重确认，不仅有利于中国本土的秘书文化，也将有利于世界秘书文化的发展与探索。

秘书文化要以开放的姿态在汲取各国秘书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从原生的单一性发展成兼收并蓄式的、多样的复合性。本书仅涉及中国秘书文化，至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秘书文化，因手头资料暂缺，只能阙而存之。笔者认为，首先应建立中国秘书文化的框架结构，然后才“中体西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容，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我们需遵循“文化兼容论”的原则，摒弃“文化冲突论”的方针，将多元秘书文化看作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与世界文化的宝贵资源。

注：作者曾撰著《秘书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是著作中的“序言”。因该著与此有着一定的学术渊源；同时作者观点迄今基本趋同，仅对个别字词进行了更改，移录至此，仍作为本著的“序言”。